1983
讀到師兄〈我這保守的八十後〉,我開始想我算不算「八十後」,我是個怎樣的「八十後」。
成長
我出生於調景嶺,那曾經是個每年慶祝雙十國慶的地方。我住石屋,政府稱之為寮屋,這名稱正好反映政府想拆之而後快的政策。我讀一所英中,那時候家長喜歡談Band 1定Band 5的學校。我的中學是所謂Band 1,每年高考後都會有些同學入港大醫學院和法律學院。當我選哲學為大學第一志願時,有老師問我,你想清楚沒有?母親問我,你有無搞錯,讀d咁既野?也是中大畢業的家人說,哲學系是無厘頭的人才讀的。
社會
在立法會外看見許多大學讀書時的好友反高鐵,而我知道,每年六四,五一,七一上街都不會寂寞,因為總會重遇許許多多朋友。我們的社會現在究竟發生什麼事?我找到答案的地方,並不在我得到碩士學位的中文大學,而是另一所不頒學位也不搞o-camp的大學,基層大學。第一年七一,我一個人行到八時多,第二年七一,我和大學宿舍同房一起推一個廢紙回收的鐵籠,掛上「基層有話要說」的橫額,因為我們痛恨中產階級壟斷了媒體報道,彷彿基層市民的生計,基層市民對社會的訴求,在專業人士的負資產、生意差,仲要交重稅的怨憤裡,微不足道。
那時候我覺得,呂大樂的階級分析裡沒有階級,因為他只是把階級看成不同的收入水平,社會工作系裡沒有社會,因為大部份社工喜歡講輔導,也就是把社會問題個人化,把經濟問題道德化,甚至把人類存在的哲學問題心理學化。甚至,大學裡沒有知識份子,只有教授。我曾經在大學裡貼大字報,起了個撩交打的標題:「大學教授,你還有沒有良心?」後來我才明白,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之一,就是以效率來取代良心。建高鐵,用Deleuze的話來講馬克思的accumulation and circulation of capital,也就是de-territorialization and re-territorialization of capital,恰恰就是現在菜園村的處境。
學問
我從來沒去過大學的畢業典禮。以前有些老師說,那是資產階級的遊戲,我雖然同意,但我其實覺得畢業沒什麼好慶祝,因為書還沒唸好,學問沒多大長進。我的學士畢業論文導師,留學加拿大,是研究John Rawls和Habermas的。我現在會稱Rawls為美國哈佛學圈裡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這意味著它既不代表西方自由主義,更不代表政治哲學。歐洲的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等源遠流長,即便是美國,Leo Strauss一支的政治哲學雖被排擠卻一直有不少研究者。不少大學同學都熱衷於Rawls一系的討論,我才拙,無法得導師之精髓,更覺哈佛政治哲學無法對應香港的政治處境。例如我覺得,人類不平等的問題,不僅是財富上distribution和redistribution的問題,社會應當是什麼這個問題,也不是契約論者所能想像出來的,我們必須考慮社會的政治經濟實況。這些問題,通通都需要正本清源地研究,在此我也不應妄下結論。
當我開始學習歐洲哲學時,我才發覺原來不少文化研究者喜歡「套用」歐洲理論。我聽了碩士導師的話,學習德語和法語,愚蠢地查字典都要看原文,一字一句地讀下去。我發覺,費了幾年時間才讀了不過幾本書,什麼文化人呀,一句兩句就消化了某大師的著作,一篇兩章文章就總結了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義,他者的政治學。於是我知道,我註定打不了他們那份工,結果呆在大學,呆下呆下,間中參與遊行。那年我參加反世貿遊行,乘火車到沙田的時候,車廂裡突然宣佈,灣仔秩序混亂,警察呼籲市民千萬不要到灣仔。我還以為發生了恐佈襲擊,這其實和任何totalitarian國家一樣,不過是被害妄想症發作。
未來
我並不在社會運動的前線,紙上談兵,談不上有什麼分析。青年反高鐵,五區總辭,是不是一種新民主運動?我看不出余若薇提出了什麼新的。長毛去年已經提出五區總辭,當然大家如常視之為噴口水。如果全民公投是新民主運動的話,長毛就是不是新民主之父?那麼,香港就有馬克思主義特色的民主運動。
反高鐵反到今天這個地步,相信沒有誰不知道高鐵的問題了。至於如何可以團結社會上大多數人來凝聚更大力量?我也很想知道,換句話講,保皇黨如何才可以不保皇?這等如問,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如何才可以扭轉?「八十後」勇於表達的青年,令我敬佩。想起朋友說,聖經話任何事都可以做,但不一定全是有益的。身處官商勾結的香港,逆流而行,做任何事都不一定有回報,不過,總會有同行者。
2009年12月22日 星期二
作家和前捷克總統哈維爾說,七七憲章不是為了令政府接受,也不是出於所有人的共識,每個人都是自由參與的,這是出於我們對未來的期望,對道德的堅持,對超越個人的公正的嚮往,我們相信公共的政治領域出現之前,先要有公民意識。
保皇黨發起政制向前走大聯盟,稱之為保皇黨實不為過,因為其立場非常明確,只有一點共識,就是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發言人稱「不論社會正在討論甚麼,我們感覺方案可能被否決,這是聯盟不希望見到的,(聯盟名單)這些朋友平時好少表態都挺身出來,就證明他們都好希望向前走。」名乎其實就是凝聚保皇力量,穩住中央控制,擴大官商勾結的統一戰線。我們可以看到保皇派的政治把戲,就是不斷拉攏立場一致的人,對公眾形成號召力,擴大在輿論的影響,對抗民主派。這個聯盟的成員港區人大政協、商人和立法會議員的保皇立場,無容置疑,但是商人求利和保皇直選的立法會議員求選票,在一般市民的生活裡,恰好是相衝突的。商人要通過壟斷、減低工資成本和擴大商品市場等來增加利潤,而直選議員則要妥善處理市民的投訴和改善公共環境,從而獲取市民信任穩定選票。這個聯盟正好就掩蓋各自的動機而表達一致的保皇立場,甚至可以借助地直選議員對社區的滲透力,製造支持政府政改的輿論。
保皇派認為民主派否定政府的政改方案,會令香港民主發展裹足不前,因為方案是中央容許民主的底線。這個形勢表示,香港作為共產中國的一個地區,民主發展的步伐只能聽命中央,這是否印證了陳雲所說「困局之內爭民主」?長毛經常說,社會運動要取得寸進,必須增加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管治成本。這是說,民主運動要達到效果,必須令當權者釋放權力予人民。當權者留有權力的成本比放出權力的成本更高時,它才會放出權力,即是說,如果人民不向政府施壓,政府根本沒有動機自行啟動民主改革。在香港的情況裡,要區分向特區政府施壓和向中央施壓兩個層面,而向政府施壓再可區分為向問責官員和公務員施壓。公務員只在執行任務,而制定政策的主要問責官員來自商界,毫無疑問,代表資本家分配整個社會的財富的權力,這才是抗爭的對象。從這一角度看,向特區政府施壓,同時也必須向商界施壓,才能鬆動這個早已鞏固的權力機制。因此民主運動要取得成效,必須連結基進的反資本壟斷運動,才能集結更多力量對準目標。至於向中央施壓,雖是以卵撃石,但是假若特區政府的管治日見困難,或激起市民更大的不滿,中央也必採取措施回應,董建華辭職正是顯例。因此可以說,要向中央施壓,必先向特區政府施壓,待中央的回應而令整個權力機制異常運轉,從而尋求突破與反撃的空隙。從另一面看,向特區政府施壓,其實提供了特區政府和中央之間更大的周旋空間,向中央表達港人強烈的訴求,即使中央全不讓步,也要承擔特區政府無法代中央有效管治香港的後果。
中央收拾這個場面的方法,好有可能是威嚇港人,大陸資本撤離香港,被珠三角經濟發展邊緣化,這是香港資本家和分享其剩餘財富的中產階級最懼怕的情況。然而,資本大規模撤離香港,在80年代經已出現過一次,雖然那只是工業資本,但已令香港的基層市民飽歷困難,貧富懸殊問題深深植根。然而,現在香港的情況和80年代不同,假若中央不顧任何後果而收緊對香港的控制,例如大規模撤資,資本家固然可以全身而退,但是中產階級和基層市民將面對同一命運,高收入和低收入的服務業同様會受到打擊。部份中產專業人士固然可以轉往內地發展,但是這表示他們得放棄在自由、公民教育水平高和社會安全的香港生活,這並不是容易取捨的事。因此從這個角度看,中產階級和基層市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也正因為這一致的利益,中央才可以通過資本家利誘中產階級和基層市民來管治香港。
現在香港貧富懸殊的情況不僅令基層市民受苦,甚至令所謂第四代人無法晉身中產階級而對資本家和政府極為不滿,由青年帶領的反高鐵運動恰恰反映了這個狀況。反高鐵的青年矛頭直指立法會功能組別官商勾結,與高鐵代表犧牲基層市民而讓資本迅速流動的城市發展觀,這場運動清楚指出基層市民與官商集團的衝突,官商集團包括資本家、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這意味著動搖中央藉官商集團管治香港的策略,恰恰和民主運動的目標相同,向特區政府施壓,反功能組別爭取普選,以期增加中央管治香港的成本。
五區總辭爭普選的策略和反高鐵運動,有別於保皇黨唯求作實力較量,「不尋求共識,亦不尋求一致的意見」,也就是純粹集結力量支持政府和對抗民主派,反而是提出香港未來發展的願景,平衡的城市發展,抗拒資本壟斷的單一發展模式,尊重每一個人的生活意願。換句話說,也就是民主的政制,反對功能組別,拒絕資本家享有利益分配的巨大影響力,衝擊中產階級追求資本家剩餘利益的夢想。從這個角度看,五區總辭和反高鐵不是純粹的抗議,反對官商勾結反對功能組別,更是務求讓公眾意識到,不論是民主運動或反資本壟斷都是自願犧牲一己的利益,要求改變官商勾結的階級秩序,為未來香港每一個公民設想,這不是純粹個別團體出於利益或憤怒而作的對抗,而是由希望引領的抗議,在抗議聲裡呼喊未來的生活憧憬。
「我們用溫柔的雙手保護稻米和種子,不讓其撤落在地,不讓其隨之淡忘,不讓其瞬間消失,是以象徵年輕人對香港的承擔,對未來的想像。」
保皇黨發起政制向前走大聯盟,稱之為保皇黨實不為過,因為其立場非常明確,只有一點共識,就是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發言人稱「不論社會正在討論甚麼,我們感覺方案可能被否決,這是聯盟不希望見到的,(聯盟名單)這些朋友平時好少表態都挺身出來,就證明他們都好希望向前走。」名乎其實就是凝聚保皇力量,穩住中央控制,擴大官商勾結的統一戰線。我們可以看到保皇派的政治把戲,就是不斷拉攏立場一致的人,對公眾形成號召力,擴大在輿論的影響,對抗民主派。這個聯盟的成員港區人大政協、商人和立法會議員的保皇立場,無容置疑,但是商人求利和保皇直選的立法會議員求選票,在一般市民的生活裡,恰好是相衝突的。商人要通過壟斷、減低工資成本和擴大商品市場等來增加利潤,而直選議員則要妥善處理市民的投訴和改善公共環境,從而獲取市民信任穩定選票。這個聯盟正好就掩蓋各自的動機而表達一致的保皇立場,甚至可以借助地直選議員對社區的滲透力,製造支持政府政改的輿論。
保皇派認為民主派否定政府的政改方案,會令香港民主發展裹足不前,因為方案是中央容許民主的底線。這個形勢表示,香港作為共產中國的一個地區,民主發展的步伐只能聽命中央,這是否印證了陳雲所說「困局之內爭民主」?長毛經常說,社會運動要取得寸進,必須增加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管治成本。這是說,民主運動要達到效果,必須令當權者釋放權力予人民。當權者留有權力的成本比放出權力的成本更高時,它才會放出權力,即是說,如果人民不向政府施壓,政府根本沒有動機自行啟動民主改革。在香港的情況裡,要區分向特區政府施壓和向中央施壓兩個層面,而向政府施壓再可區分為向問責官員和公務員施壓。公務員只在執行任務,而制定政策的主要問責官員來自商界,毫無疑問,代表資本家分配整個社會的財富的權力,這才是抗爭的對象。從這一角度看,向特區政府施壓,同時也必須向商界施壓,才能鬆動這個早已鞏固的權力機制。因此民主運動要取得成效,必須連結基進的反資本壟斷運動,才能集結更多力量對準目標。至於向中央施壓,雖是以卵撃石,但是假若特區政府的管治日見困難,或激起市民更大的不滿,中央也必採取措施回應,董建華辭職正是顯例。因此可以說,要向中央施壓,必先向特區政府施壓,待中央的回應而令整個權力機制異常運轉,從而尋求突破與反撃的空隙。從另一面看,向特區政府施壓,其實提供了特區政府和中央之間更大的周旋空間,向中央表達港人強烈的訴求,即使中央全不讓步,也要承擔特區政府無法代中央有效管治香港的後果。
中央收拾這個場面的方法,好有可能是威嚇港人,大陸資本撤離香港,被珠三角經濟發展邊緣化,這是香港資本家和分享其剩餘財富的中產階級最懼怕的情況。然而,資本大規模撤離香港,在80年代經已出現過一次,雖然那只是工業資本,但已令香港的基層市民飽歷困難,貧富懸殊問題深深植根。然而,現在香港的情況和80年代不同,假若中央不顧任何後果而收緊對香港的控制,例如大規模撤資,資本家固然可以全身而退,但是中產階級和基層市民將面對同一命運,高收入和低收入的服務業同様會受到打擊。部份中產專業人士固然可以轉往內地發展,但是這表示他們得放棄在自由、公民教育水平高和社會安全的香港生活,這並不是容易取捨的事。因此從這個角度看,中產階級和基層市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也正因為這一致的利益,中央才可以通過資本家利誘中產階級和基層市民來管治香港。
現在香港貧富懸殊的情況不僅令基層市民受苦,甚至令所謂第四代人無法晉身中產階級而對資本家和政府極為不滿,由青年帶領的反高鐵運動恰恰反映了這個狀況。反高鐵的青年矛頭直指立法會功能組別官商勾結,與高鐵代表犧牲基層市民而讓資本迅速流動的城市發展觀,這場運動清楚指出基層市民與官商集團的衝突,官商集團包括資本家、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這意味著動搖中央藉官商集團管治香港的策略,恰恰和民主運動的目標相同,向特區政府施壓,反功能組別爭取普選,以期增加中央管治香港的成本。
五區總辭爭普選的策略和反高鐵運動,有別於保皇黨唯求作實力較量,「不尋求共識,亦不尋求一致的意見」,也就是純粹集結力量支持政府和對抗民主派,反而是提出香港未來發展的願景,平衡的城市發展,抗拒資本壟斷的單一發展模式,尊重每一個人的生活意願。換句話說,也就是民主的政制,反對功能組別,拒絕資本家享有利益分配的巨大影響力,衝擊中產階級追求資本家剩餘利益的夢想。從這個角度看,五區總辭和反高鐵不是純粹的抗議,反對官商勾結反對功能組別,更是務求讓公眾意識到,不論是民主運動或反資本壟斷都是自願犧牲一己的利益,要求改變官商勾結的階級秩序,為未來香港每一個公民設想,這不是純粹個別團體出於利益或憤怒而作的對抗,而是由希望引領的抗議,在抗議聲裡呼喊未來的生活憧憬。
「我們用溫柔的雙手保護稻米和種子,不讓其撤落在地,不讓其隨之淡忘,不讓其瞬間消失,是以象徵年輕人對香港的承擔,對未來的想像。」
2009年12月11日 星期五
政治呼喚良心
惊愕有别于恐惧
而更接近绝望
嘲笑着、讥讽着
毕竟比严肃更认真
几乎不会有能够
称之为悲哀的东西
人们在笑
那就让他们笑完
〈惊愕 - 给小霞〉 刘晓波1991.8.2
2009年,香港又到了民主運動的要緊關頭,對民主化充滿期盼的我們,這時候又再陷入不知何時才能終結的失望。有政客和學者說,香港的民主化和中國大陸唇齒相依,而且香港只是地區政府,政制民主化終需中央政府首肯才可實現,這也就是說我們要接受現實,政治是協商的藝術。
前捷克總統哈維爾(Václav Havel )是一個作家,在共產鐵幕下寫作,推動民主運動,作品一度被禁,其人多次被審問,甚至被判罪下獄。1984年,他獲法國圖盧茲二大(Universié Toulouse II le mirail)頒授榮譽博士學位,可是由於他被沒收護照,無法出境赴法。這時候,他發表一篇題為《政治與良心》的文章,由大學派人公開宣讀。
是什麼時候政治變成了妥協的藝術?哈維爾指出,這是一個時代的問題,不論道德價值的對錯,也不容異見存在,但求掩蓋差異,講求勉強的共識和即時的功效,成了政治家每天的工作。現代科學文化,令人離開了眼前活生生的世界,每個人在生活裡的感受,道德良心,整個具體的生活世界,都被關進了浴室,視之為私密,不應宣之於口,更遑論以此宣示一已之政治立場。這是政治的非人化(dépersonalisation)。換句話說,政治變成辦事的程序,是權力的場所,我們無需要認真看待不同的觀點和價值,了解其背後的價值,國家如同機器,人民不過是消費者、病人、旅客的數字。「在政治裡,好與壞完全失去真實的意義,說得上成就的唯一條件,就只有客觀可驗證和可計算的東西。」
當政治變成計算效益的棋局,權力彷似無人架駛的機器,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變得大公無私,不為個人利益動搖,只為人民為國家整體利益服務。政治追求非人的客觀性,恰好提供了一道帷幕來掩蓋不敢公開的私欲,假公眾之名,冒國家之義,好令自己加官進爵。極權統治,專制領導,恰恰就利用了非人化的政治為面具,聲稱為人民創造最大的福祉,實際上是要消磨每一個人表達自己所思所想的意欲,徹底隔離具體的生活世界於政治討論之外,令政治變成只有專業知識才有資格參與的場域。舉例說,是否要興建鐵路?首先計算經濟效益,控制成本,再統計旅客需要,未來城市發展的規模,要不要彷效國際大城市的規劃等等。真正的個人意願徹底缺席,更準確地說,是必須嵌入這個由資本不斷累積於富人手中而推動經濟的發展圖像,我們只能把自己安放在這個事先設定好、最完善最有效率的大城市裡生活。政治的技術客觀性是至高無上的,個人的意識必須被調整、被改造,被非人的效率所支配。
面對這種非人的政治,哈維爾呼籲我們要積極抵抗,而要抵抗不再講求責任的政治,我們首先要認識我們自己,要肯定我們每一個人應有的權利,守護每一個人所意欲追求的生活,堅負我們對整個世界應有的責任。獨善其身,只會令專制的統治者有機可乘,分化不同的利益群體,以此撃彼,然後逐一潰散。這也不是說群眾的集體行動就可以完全扭轉非人化的政治,因為其根源在於人的缺席,而被非人化的專業技術所獨裁。哈維爾主張「反政治的政治」(la politique antipolitique),這並不是拒絕接觸政治,而是提倡一切抵抗非人化政治的政治參與,要守護我們在生活裡的意義,如同我們在公共世界裡敢於說出心中所想,不再任憑專業技術決定我們的生活,而是由我們當前的處境出發,來衡量專業技術對我們的意義。反政治的政治,並不是像Machivelli那樣提出一套管治的技術,而是聽良知而行的道德。
不要小看這種反政治的政治,如果政治不以說真話的道德為基礎,而只是按協商而來的利益分配,則我們將無法徹底撕開經濟發展、社會和諧和國家穩定的幌子,無法真正保障每一個人的權利和生活,社會上只會不斷有人被誣蔑成極端異見(dissidence),被漠視、被壓逼甚至處死,非人化的政治不會有真正的寬容,也不會有真正的溝通。
讓我們記住劉曉波先生的經歷,與幾十年來港人爭取民主,反資反殖的歷史。
在感觉不到未来的时刻
徒劳地悲伤
但,即便徒劳
我们仍然坚定地悲伤
坚定、悲伤而且徒劳
〈孤寂的日子 - 给霞〉 刘晓波1996.12.26
註:哈維爾的〈政治與良心〉在其官方網站有英譯本,見http://www.vaclavhavel.cz/。筆者參考法文譯本,La politique et la conscience載於Essais politiques由法國Calmann-Lévy出版社於1989年出版,頁221-247。
而更接近绝望
嘲笑着、讥讽着
毕竟比严肃更认真
几乎不会有能够
称之为悲哀的东西
人们在笑
那就让他们笑完
〈惊愕 - 给小霞〉 刘晓波1991.8.2
2009年,香港又到了民主運動的要緊關頭,對民主化充滿期盼的我們,這時候又再陷入不知何時才能終結的失望。有政客和學者說,香港的民主化和中國大陸唇齒相依,而且香港只是地區政府,政制民主化終需中央政府首肯才可實現,這也就是說我們要接受現實,政治是協商的藝術。
前捷克總統哈維爾(Václav Havel )是一個作家,在共產鐵幕下寫作,推動民主運動,作品一度被禁,其人多次被審問,甚至被判罪下獄。1984年,他獲法國圖盧茲二大(Universié Toulouse II le mirail)頒授榮譽博士學位,可是由於他被沒收護照,無法出境赴法。這時候,他發表一篇題為《政治與良心》的文章,由大學派人公開宣讀。
是什麼時候政治變成了妥協的藝術?哈維爾指出,這是一個時代的問題,不論道德價值的對錯,也不容異見存在,但求掩蓋差異,講求勉強的共識和即時的功效,成了政治家每天的工作。現代科學文化,令人離開了眼前活生生的世界,每個人在生活裡的感受,道德良心,整個具體的生活世界,都被關進了浴室,視之為私密,不應宣之於口,更遑論以此宣示一已之政治立場。這是政治的非人化(dépersonalisation)。換句話說,政治變成辦事的程序,是權力的場所,我們無需要認真看待不同的觀點和價值,了解其背後的價值,國家如同機器,人民不過是消費者、病人、旅客的數字。「在政治裡,好與壞完全失去真實的意義,說得上成就的唯一條件,就只有客觀可驗證和可計算的東西。」
當政治變成計算效益的棋局,權力彷似無人架駛的機器,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變得大公無私,不為個人利益動搖,只為人民為國家整體利益服務。政治追求非人的客觀性,恰好提供了一道帷幕來掩蓋不敢公開的私欲,假公眾之名,冒國家之義,好令自己加官進爵。極權統治,專制領導,恰恰就利用了非人化的政治為面具,聲稱為人民創造最大的福祉,實際上是要消磨每一個人表達自己所思所想的意欲,徹底隔離具體的生活世界於政治討論之外,令政治變成只有專業知識才有資格參與的場域。舉例說,是否要興建鐵路?首先計算經濟效益,控制成本,再統計旅客需要,未來城市發展的規模,要不要彷效國際大城市的規劃等等。真正的個人意願徹底缺席,更準確地說,是必須嵌入這個由資本不斷累積於富人手中而推動經濟的發展圖像,我們只能把自己安放在這個事先設定好、最完善最有效率的大城市裡生活。政治的技術客觀性是至高無上的,個人的意識必須被調整、被改造,被非人的效率所支配。
面對這種非人的政治,哈維爾呼籲我們要積極抵抗,而要抵抗不再講求責任的政治,我們首先要認識我們自己,要肯定我們每一個人應有的權利,守護每一個人所意欲追求的生活,堅負我們對整個世界應有的責任。獨善其身,只會令專制的統治者有機可乘,分化不同的利益群體,以此撃彼,然後逐一潰散。這也不是說群眾的集體行動就可以完全扭轉非人化的政治,因為其根源在於人的缺席,而被非人化的專業技術所獨裁。哈維爾主張「反政治的政治」(la politique antipolitique),這並不是拒絕接觸政治,而是提倡一切抵抗非人化政治的政治參與,要守護我們在生活裡的意義,如同我們在公共世界裡敢於說出心中所想,不再任憑專業技術決定我們的生活,而是由我們當前的處境出發,來衡量專業技術對我們的意義。反政治的政治,並不是像Machivelli那樣提出一套管治的技術,而是聽良知而行的道德。
不要小看這種反政治的政治,如果政治不以說真話的道德為基礎,而只是按協商而來的利益分配,則我們將無法徹底撕開經濟發展、社會和諧和國家穩定的幌子,無法真正保障每一個人的權利和生活,社會上只會不斷有人被誣蔑成極端異見(dissidence),被漠視、被壓逼甚至處死,非人化的政治不會有真正的寬容,也不會有真正的溝通。
讓我們記住劉曉波先生的經歷,與幾十年來港人爭取民主,反資反殖的歷史。
在感觉不到未来的时刻
徒劳地悲伤
但,即便徒劳
我们仍然坚定地悲伤
坚定、悲伤而且徒劳
〈孤寂的日子 - 给霞〉 刘晓波1996.12.26
註:哈維爾的〈政治與良心〉在其官方網站有英譯本,見http://www.vaclavhavel.cz/。筆者參考法文譯本,La politique et la conscience載於Essais politiques由法國Calmann-Lévy出版社於1989年出版,頁221-247。
2009年11月26日 星期四
假如我今年中大畢業
假如我今年中大畢業,我會想一想:為甚麼我們勤奮多年考入大學,終獲大學文憑投身社會的時候,要與如此受爭議的政府官員--推出沒有民主進展的政改方案,引起社會熾烈辯論,甚至引發元旦大遊行反對政府方案--共同慶賀獲得受社會重視的學位?為甚麼嘉許大學生追求學問和人格長進的莊嚴典禮,同時要嘉許一個傲慢跋扈的機會主義者?他在立法會議事廳中毫不在乎民選議員的對政改的提問,在1994年主張港人期望2009年立法會六十席直選是合理訴求,而今卻又出爾反爾。
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學院院長這樣描繪法律學院的使命:「我們有信心學院同寅將不僅貢獻香港的法律系統、制度和社會大眾,並能維持法治,捍衛和保障個人權利。」(註一)這固然是法律學者的操守,更體現大學孕育知識份子的使命。獲頒授學位,意味著大學生在學術知識的里程碑。在此追求真理的道路上,為甚麼我們容許大學違背學術的良心,作育英才的同時,任意向備受批評的政府要員靠攏?難道阻礙香港民主發展的識時務者,能夠為我們「維持法治,捍衛和保障個人權利」?
唐英年先生(註二)曾任香港工業總會主席,他對工業界的貢獻,早在1989年就得到肯定,獲頒香港青年工業家獎。然而,我們該注意到,他不僅推動業界在80年代轉型面對世界挑戰,同時香港工業迅速北移,以專研邊緣勞工的黃洪教授的話說,「速度之快,範圍之廣,在亞洲及全球中可說非常罕見」。現在中學通識教育的教科書如是說:「製造業的工作人口由一九八六年的九十四萬跌至一九九六年的五十七萬,十年間製造業共淘汰了三十七萬人。」這個驚人的數字,差不多等如當年公務員數目的兩倍。香港的工業家離開香港,在珠三角聘用了三百萬人大展拳腳之際,留下了大量有專門技術卻沒有市場聘用的勞工,工業家對社會的「貢獻」正正就是香港社會貧富懸殊的根源。
1991年唐英年先生獲委任進入立法局,1997年進入特區政府,成為行政會議成員。在此期間,他一方面反對殖民地政府的加快普選方案,另一方面漠視80年代工業北移遺下的勞工問題。不論是殖民地政府或特區政府,他和政府的立場在這方面總是一致──加快勞工再培訓課程,令工人轉投其他行業。然而,這並不能遏止勞工工資普遍下跌的問題,與及勞工轉型的痛苦。根據黃洪教授的統計, 香港的貧窮人口,就1996年的84萬人,激增至2006年的 116萬人。今天,香港成為全球貧富懸殊問題最嚴重的地區,我們要追究責任的話,就不能放過推動80至90年代的工業政策的主事者。
珍惜歷史記憶的港人仍然沒有忘記,唐英年先生在1989年聯署支持北京天安門學生運動,要求民主自由的中國,我想這該是唯一他獲大學肯定的理由,可惜他今天已為另一個講漢語的殖民地宗主而服務。香港中文大學,雖是政府資助機構的一員,但卻不是為僱主提供員工的技術訓練場所,向資本家當權者靠攏的官僚部門。我相信中文大學體現了六十年來師生持守學術價值,追求獨立自由的人格,作育英才的文化精神。在慶賀畢業的日子,在此與各位分享捷克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思想家,也是爭取自由的七七憲章發起人和聯署者之一雅恩.帕托什卡(Jan Patočka)的話,不要忘記知識份子的理想,向敗壞大學精神、唾棄民主自由的官僚說不──「一個靈明之人,無所畏懼,是能夠犠牲自己,能夠看見犠牲的情理和意義之人。靈明之人,以『政治』一詞的通俗意義而言,絕不是政治家。他/她不會成為紛爭不斷的世界之一員。然而,在另一意義下,他/她卻顯然是政治的,他/她不能不面對社會和周遭的事物,提出『現實中並非理所當然之處』。」 (註三)
戴遠雄
2005年新亞哲學
2007年研究院哲學
註一:唐英年博士現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加入政府前,他在工商業界成就傑出,曾任三屆香港工業總會主席及擔任立法局 /立法會議員多年。他分別在2002年和2003年獲委任為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和財政司司長,並於2007年起出任政務司司長。此外,他又參與多個政府委員 會及公共機構的工作,對本港公共服務及工商業發展貢獻良多,並在今年獲頒大紫荊勳章。唐博士與中大關係密切,曾擔任新亞書院校董會副主席,並設立「唐英年 獎學金」。為表揚唐英年博士盡心盡力為香港市民服務,以及對中大的建樹,中大將頒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予唐博士。
Dr. the Honourable Tang Ying-Yen Henry is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of the HKSAR. A renowned entrepreneur before he joined the Government, he has been the Chairman of the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Industries for three terms, and a member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for many years. He assumed the posts of Secretary for Commerce,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and Financial Secretary in 2002 and 2003 respectively. Since 2007, he has served as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He has also served in many Government committees and public organizations. His remarkable contributions in public service and industry and commerce in Hong Kong have earned him the Great Bauhinia Medal this year. Dr. Tang has a long association with CUHK. He was the Vice-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New Asia College and established the ‘Henry Tang Scholarship’. The University will confer upon Dr. Tang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Laws, honoris causa, in recognition of his outstanding and dedicated service to the Hong Kong community, as well as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University.
引自http://www.cuhk.edu.hk/cpr/pressrelease/091029e.htm
註二:We are confident that, together, staff and students will mak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not only to Hong Kong's legal system, its institutions, and its wider community but also to the maintenance of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defence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individuals.
引自http://www.law.cuhk.edu.hk/
註三:原文為捷克文,筆者引用的是法文譯本。靈明之人原文為l'homme spirituel,英譯為spiritual man,原文沒有宗教意義。筆者暫譯之為「靈明」,想法來自新亞書院創辦人之一唐君毅先生,在此無法詳談,還望指正。
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學院院長這樣描繪法律學院的使命:「我們有信心學院同寅將不僅貢獻香港的法律系統、制度和社會大眾,並能維持法治,捍衛和保障個人權利。」(註一)這固然是法律學者的操守,更體現大學孕育知識份子的使命。獲頒授學位,意味著大學生在學術知識的里程碑。在此追求真理的道路上,為甚麼我們容許大學違背學術的良心,作育英才的同時,任意向備受批評的政府要員靠攏?難道阻礙香港民主發展的識時務者,能夠為我們「維持法治,捍衛和保障個人權利」?
唐英年先生(註二)曾任香港工業總會主席,他對工業界的貢獻,早在1989年就得到肯定,獲頒香港青年工業家獎。然而,我們該注意到,他不僅推動業界在80年代轉型面對世界挑戰,同時香港工業迅速北移,以專研邊緣勞工的黃洪教授的話說,「速度之快,範圍之廣,在亞洲及全球中可說非常罕見」。現在中學通識教育的教科書如是說:「製造業的工作人口由一九八六年的九十四萬跌至一九九六年的五十七萬,十年間製造業共淘汰了三十七萬人。」這個驚人的數字,差不多等如當年公務員數目的兩倍。香港的工業家離開香港,在珠三角聘用了三百萬人大展拳腳之際,留下了大量有專門技術卻沒有市場聘用的勞工,工業家對社會的「貢獻」正正就是香港社會貧富懸殊的根源。
1991年唐英年先生獲委任進入立法局,1997年進入特區政府,成為行政會議成員。在此期間,他一方面反對殖民地政府的加快普選方案,另一方面漠視80年代工業北移遺下的勞工問題。不論是殖民地政府或特區政府,他和政府的立場在這方面總是一致──加快勞工再培訓課程,令工人轉投其他行業。然而,這並不能遏止勞工工資普遍下跌的問題,與及勞工轉型的痛苦。根據黃洪教授的統計, 香港的貧窮人口,就1996年的84萬人,激增至2006年的 116萬人。今天,香港成為全球貧富懸殊問題最嚴重的地區,我們要追究責任的話,就不能放過推動80至90年代的工業政策的主事者。
珍惜歷史記憶的港人仍然沒有忘記,唐英年先生在1989年聯署支持北京天安門學生運動,要求民主自由的中國,我想這該是唯一他獲大學肯定的理由,可惜他今天已為另一個講漢語的殖民地宗主而服務。香港中文大學,雖是政府資助機構的一員,但卻不是為僱主提供員工的技術訓練場所,向資本家當權者靠攏的官僚部門。我相信中文大學體現了六十年來師生持守學術價值,追求獨立自由的人格,作育英才的文化精神。在慶賀畢業的日子,在此與各位分享捷克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思想家,也是爭取自由的七七憲章發起人和聯署者之一雅恩.帕托什卡(Jan Patočka)的話,不要忘記知識份子的理想,向敗壞大學精神、唾棄民主自由的官僚說不──「一個靈明之人,無所畏懼,是能夠犠牲自己,能夠看見犠牲的情理和意義之人。靈明之人,以『政治』一詞的通俗意義而言,絕不是政治家。他/她不會成為紛爭不斷的世界之一員。然而,在另一意義下,他/她卻顯然是政治的,他/她不能不面對社會和周遭的事物,提出『現實中並非理所當然之處』。」 (註三)
戴遠雄
2005年新亞哲學
2007年研究院哲學
註一:唐英年博士現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加入政府前,他在工商業界成就傑出,曾任三屆香港工業總會主席及擔任立法局 /立法會議員多年。他分別在2002年和2003年獲委任為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和財政司司長,並於2007年起出任政務司司長。此外,他又參與多個政府委員 會及公共機構的工作,對本港公共服務及工商業發展貢獻良多,並在今年獲頒大紫荊勳章。唐博士與中大關係密切,曾擔任新亞書院校董會副主席,並設立「唐英年 獎學金」。為表揚唐英年博士盡心盡力為香港市民服務,以及對中大的建樹,中大將頒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予唐博士。
Dr. the Honourable Tang Ying-Yen Henry is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of the HKSAR. A renowned entrepreneur before he joined the Government, he has been the Chairman of the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Industries for three terms, and a member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for many years. He assumed the posts of Secretary for Commerce,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and Financial Secretary in 2002 and 2003 respectively. Since 2007, he has served as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He has also served in many Government committees and public organizations. His remarkable contributions in public service and industry and commerce in Hong Kong have earned him the Great Bauhinia Medal this year. Dr. Tang has a long association with CUHK. He was the Vice-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New Asia College and established the ‘Henry Tang Scholarship’. The University will confer upon Dr. Tang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Laws, honoris causa, in recognition of his outstanding and dedicated service to the Hong Kong community, as well as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University.
引自http://www.cuhk.edu.hk/cpr/pressrelease/091029e.htm
註二:We are confident that, together, staff and students will mak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not only to Hong Kong's legal system, its institutions, and its wider community but also to the maintenance of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defence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individuals.
引自http://www.law.cuhk.edu.hk/
註三:原文為捷克文,筆者引用的是法文譯本。靈明之人原文為l'homme spirituel,英譯為spiritual man,原文沒有宗教意義。筆者暫譯之為「靈明」,想法來自新亞書院創辦人之一唐君毅先生,在此無法詳談,還望指正。
2009年11月24日 星期二
2009年11月20日 星期五
Ivan Chvatik先生,是捷克的理論研究中心Jan Patocka檔案館的主任。他27歲的時候,在布拉格上了Patocka的哲學研討班,自此他的一生改變了。
今天第一次進入Patocka檔案館,Chvatik先生拿出捲藏起來的1977年法國世界報頭版,讓我們一睹Paul Ricoeur為Patocka逝世而寫的文章,題為Jan Patocka: le philosophe resistant(抗爭的哲學家)。
Patocka一生,真正在大學講課的時間,不過六七年,因為戰後的捷克是共產世界。他因為抗議共產黨和蘇俄,被開除教席,多番被警察盤問。然而,他沒有放棄研究,不斷在地下寫作和辦討論會。他死後十年間,Chvatik先生就在地下為他出版了27卷著作,不少來自他的地下討論會的講辭整理出來。在檔案館裡,有一個衣櫃般大的文件櫃,按時序排列了他自1936年以來的手稿,每一頁都是他的字跡,以捷克文為主,夾雜法文德文希臘文和拉丁文。
他的手稿自然也有一般手稿的特色,兩三行裡總有幾個字改了又改,劃了又再改,好像有些意思總是表達不了,有些話還未講完。
Chvatik先生從書架上抽出一本又一本的Patocka譯本給我們看,有波斯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日文等,認真地翻開每本的出版日期和譯者,彷似要告訴我們,有些東西並不是一時一地才會關注,世界上雖然有很多不同的聲音,但有某些話大家都要說出口的。
稱他為抗爭的哲學家,一點也沒加潤飾,Patocka是1977年的七七憲章起草人。七七憲章有一個字,表示爭取每一個人的自由,不是一個人的私欲,而是co-responsibility。Chvatik先生,年青時代由物理學轉讀哲學,至今成為六十多歲的老頭,一輩子守著檔案館,守護著這個一輩子為理想而爭取自由的Patocka。
面對強權的共產黨,面對毫不羞愧的矯飾和赤裸的暴力,除了屈服與抗爭之外,還可以有第三條路嗎?
我要叩問我的良心。
今天第一次進入Patocka檔案館,Chvatik先生拿出捲藏起來的1977年法國世界報頭版,讓我們一睹Paul Ricoeur為Patocka逝世而寫的文章,題為Jan Patocka: le philosophe resistant(抗爭的哲學家)。
Patocka一生,真正在大學講課的時間,不過六七年,因為戰後的捷克是共產世界。他因為抗議共產黨和蘇俄,被開除教席,多番被警察盤問。然而,他沒有放棄研究,不斷在地下寫作和辦討論會。他死後十年間,Chvatik先生就在地下為他出版了27卷著作,不少來自他的地下討論會的講辭整理出來。在檔案館裡,有一個衣櫃般大的文件櫃,按時序排列了他自1936年以來的手稿,每一頁都是他的字跡,以捷克文為主,夾雜法文德文希臘文和拉丁文。
他的手稿自然也有一般手稿的特色,兩三行裡總有幾個字改了又改,劃了又再改,好像有些意思總是表達不了,有些話還未講完。
Chvatik先生從書架上抽出一本又一本的Patocka譯本給我們看,有波斯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日文等,認真地翻開每本的出版日期和譯者,彷似要告訴我們,有些東西並不是一時一地才會關注,世界上雖然有很多不同的聲音,但有某些話大家都要說出口的。
稱他為抗爭的哲學家,一點也沒加潤飾,Patocka是1977年的七七憲章起草人。七七憲章有一個字,表示爭取每一個人的自由,不是一個人的私欲,而是co-responsibility。Chvatik先生,年青時代由物理學轉讀哲學,至今成為六十多歲的老頭,一輩子守著檔案館,守護著這個一輩子為理想而爭取自由的Patocka。
面對強權的共產黨,面對毫不羞愧的矯飾和赤裸的暴力,除了屈服與抗爭之外,還可以有第三條路嗎?
我要叩問我的良心。
2009年11月19日 星期四
Masaryk based his politics on morality. Let us try, in a new time and in a new way, to restore this concept of politics. Let us teach ourselves and others that politics should be an expression of a desire to contribute to the happiness of the community rather than of a need to cheat or rape the community. Let us teach ourselves and others that politics can be not simply the art of the possible, especially if this means the art of speculation, calculation, intrigue, secret deals and pragmatic maneuvering, but that it can also be the art of the impossible, that is, the art of improving ourselves and the world.
New Year's Address to the Nation
Prague, January 1, 1990
Vaclav Havel
New Year's Address to the Nation
Prague, January 1, 1990
Vaclav Havel
Yes, "antipolitical politics" is possible. Politics "from below:' Politics of man, not of the apparatus. Politics growing from the heart, not from a thesis. It is not an accident that this hopeful experience has to be livedjust here, on this grim battlement. Under the "rule of everydayness" we have to descend to the very bottom of a well before we can see the stars.
When Jan Patočka wrote about Charter 77, he used the term "solidarity of the shaken:' He was thinking of those who dared resist impersonal power and to confront it with the only thing at their disposal, their own humanity. Does not the perspec tive of a better future depend on something like a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 the shaken which, ignoring state boundaries, political systems, and power blocs, standing outside the high game of traditional politics, aspiring to no titles and appointments, will seek to make a real political force out of a phenomenon so ridiculed by the technicians of powerthe phenomenon of human conscience?
Václav Havel: Politics and Conscience
1984
http://www.vaclavhavel.cz/index.php?sec=2&id=1
When Jan Patočka wrote about Charter 77, he used the term "solidarity of the shaken:' He was thinking of those who dared resist impersonal power and to confront it with the only thing at their disposal, their own humanity. Does not the perspec tive of a better future depend on something like a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 the shaken which, ignoring state boundaries, political systems, and power blocs, standing outside the high game of traditional politics, aspiring to no titles and appointments, will seek to make a real political force out of a phenomenon so ridiculed by the technicians of powerthe phenomenon of human conscience?
Václav Havel: Politics and Conscience
1984
http://www.vaclavhavel.cz/index.php?sec=2&id=1
2009年11月16日 星期一
和德國教授聊天,他說起70年代到捷克的時候,那時候捷克正被俄國「保護」,布拉格每條街每隔十米,就有一個俄國士兵提槍站崗。現在,即使你去布拉格的著名旅遊點,捷克城堡,也不會見到士兵站崗。
我告訴他,即便在北京,也很難在一條小街裡找到幾間書店。現在布拉格的書店很多,每所書店內都有許多捷克作家的書,以及捷克文的譯作,可是布柆格的常住人口只有一百多萬。以這個比例看,香港的書店數量應比布拉格至少多七倍。他說,那時候,捷克很少書店,書店內的書也少得可憐,都是1989年後二十年間發展起來的,連東德也比不上這個發展速度。
我還未去過東德,不知柏林圍牆倒下二十年後的樣子,跟祖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相比,誰走得更快呢?
看到二十年前捷克人民在街上示威的紀綠片,警察十個圍一個,揮棍便打,拆菲林,人抬人。現在我們每周都有警察把政府總部和禮賓府重重圍住,五區總辭是阻礙民主進程,青年上街示威就是激進鬧事,就連女長毛過馬路都有人關照,這個城市到底要變成二十年前的布拉格,抑或天安門?
我告訴他,即便在北京,也很難在一條小街裡找到幾間書店。現在布拉格的書店很多,每所書店內都有許多捷克作家的書,以及捷克文的譯作,可是布柆格的常住人口只有一百多萬。以這個比例看,香港的書店數量應比布拉格至少多七倍。他說,那時候,捷克很少書店,書店內的書也少得可憐,都是1989年後二十年間發展起來的,連東德也比不上這個發展速度。
我還未去過東德,不知柏林圍牆倒下二十年後的樣子,跟祖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相比,誰走得更快呢?
看到二十年前捷克人民在街上示威的紀綠片,警察十個圍一個,揮棍便打,拆菲林,人抬人。現在我們每周都有警察把政府總部和禮賓府重重圍住,五區總辭是阻礙民主進程,青年上街示威就是激進鬧事,就連女長毛過馬路都有人關照,這個城市到底要變成二十年前的布拉格,抑或天安門?
2009年10月16日 星期五
青山歷歷鄉國夢,黃葉瀟瀟風雨秋
捷克這幾天雨停了,馬上陽光就來了。在即使在中午去散步,也不會流汗,我才想起上一次流汗是在很遠的地方。
在家的時候,總想遠遠的出走,來到捷克,在橫風橫雪的日子,總想回家。
許多人問我,外國的月亮是不是特別圓。這故然是開玩笑。我是學習西方哲學的,別人常我對帶種崇洋的感覺。坦白說,我的外語實在說得不好。出國兩個月,最難忘的不是故鄉的月亮,倒是歐洲人的一句話 you should be enlightened by the European culture.
用大陸的話說,這個歐洲人狠狠地傷害了我國民族的感情。讀過康德哲學的都知道,englightened一語是何等語氣的字,一個人說得上經過啓蒙,就是他能獨立地運用理性來判斷,不會盲從,不須依賴。對這個歐洲人來說,雖然中國人、中文、中國文化她一無所知,可她卻徧徧知道你須要受歐洲文化啓蒙。
又想起另一件小事,當我用 we come from China來指台灣同學、陸同學和我三人時,台灣同學是第一個糾正我說,我不是來自China,而是Taiwan。我沒膽量像美國那樣聲稱「一個中國」,我得承認台灣人的意願,他們想稱自己做台灣,而不是中國,那沒理由硬要稱他們為中國,令人以為共產中國的一部份,難道他們連給自己改名的自由也沒有?
我來歐洲學習歐洲哲學,我可不敢聲稱歐洲文化是怎樣怎樣。在一個小社區的士多裡,老闆會跟不同的顧客說捷克語、德語和英語三種語言,這怎能算一種文化?朋友說,離開了布拉格,捷克語的口音已經不一樣了,坐巴士兩個小時就會到德國邊境,那裡說德語和接近德語的方言,這真是「一個」歐洲嗎?
離港前兩天,做了一個報告,介紹現象學。有一位兼讀碩士的同學問我,為什麼「何謂歐洲文化」算是一個哲學問題。這個學期,我上的一個課,正正就是Europa als Thema der Phanomenologie (歐洲之為現象學課題)。課後,有些歐洲同學在調侃,歐洲文化怎樣怎樣的確是一個話題,不過與哲學無關。
Patocka說,在哲學裡提出一個課題來考察,正顯現人類的自由,關注這些而非那些,這是一項抉擇,當中需有一定的理據。於此,解釋和提問先於判斷和結論,在我還未懂得中國文化是什麼之前,當我說我來自中國,心裡總覺得不踏實。
捷克這幾天雨停了,馬上陽光就來了。在即使在中午去散步,也不會流汗,我才想起上一次流汗是在很遠的地方。
在家的時候,總想遠遠的出走,來到捷克,在橫風橫雪的日子,總想回家。
許多人問我,外國的月亮是不是特別圓。這故然是開玩笑。我是學習西方哲學的,別人常我對帶種崇洋的感覺。坦白說,我的外語實在說得不好。出國兩個月,最難忘的不是故鄉的月亮,倒是歐洲人的一句話 you should be enlightened by the European culture.
用大陸的話說,這個歐洲人狠狠地傷害了我國民族的感情。讀過康德哲學的都知道,englightened一語是何等語氣的字,一個人說得上經過啓蒙,就是他能獨立地運用理性來判斷,不會盲從,不須依賴。對這個歐洲人來說,雖然中國人、中文、中國文化她一無所知,可她卻徧徧知道你須要受歐洲文化啓蒙。
又想起另一件小事,當我用 we come from China來指台灣同學、陸同學和我三人時,台灣同學是第一個糾正我說,我不是來自China,而是Taiwan。我沒膽量像美國那樣聲稱「一個中國」,我得承認台灣人的意願,他們想稱自己做台灣,而不是中國,那沒理由硬要稱他們為中國,令人以為共產中國的一部份,難道他們連給自己改名的自由也沒有?
我來歐洲學習歐洲哲學,我可不敢聲稱歐洲文化是怎樣怎樣。在一個小社區的士多裡,老闆會跟不同的顧客說捷克語、德語和英語三種語言,這怎能算一種文化?朋友說,離開了布拉格,捷克語的口音已經不一樣了,坐巴士兩個小時就會到德國邊境,那裡說德語和接近德語的方言,這真是「一個」歐洲嗎?
離港前兩天,做了一個報告,介紹現象學。有一位兼讀碩士的同學問我,為什麼「何謂歐洲文化」算是一個哲學問題。這個學期,我上的一個課,正正就是Europa als Thema der Phanomenologie (歐洲之為現象學課題)。課後,有些歐洲同學在調侃,歐洲文化怎樣怎樣的確是一個話題,不過與哲學無關。
Patocka說,在哲學裡提出一個課題來考察,正顯現人類的自由,關注這些而非那些,這是一項抉擇,當中需有一定的理據。於此,解釋和提問先於判斷和結論,在我還未懂得中國文化是什麼之前,當我說我來自中國,心裡總覺得不踏實。
2009年10月10日 星期六
有一篇評論這樣說Ozon的 Gouttes d'eau sur pierres brûlantes (Water Drops on Burning Rocks, 2000)
It may be that in modish intellectual circles in Europe, the novels of Michel Houellebecq have renewed sexual desire and promiscuity as subjects of high seriousness: subjects from which disquisitions on the future of society and culture can be developed. Water Drops on Burning Rocks may find its voice in this discursive current: it is a film in which the search for conquest and sexual pleasure is utterly dominant, and yet perpetually found to be emotionally and intellectually negligible.
http://www.guardian.co.uk/film/2000/oct/06/1
出國後看的第二套電影,仍然是我喜歡的Ozon的作品。他不留情面的揭露,當情愛令人淪為奴隸後,就只有一個下場,不管是同性或異性。如何成為愛情的奴隸,卻又不是情人的奴隸?
我想起幾年前看的英國電影9 Songs(九歌)
9 Songs is more like a very modest version of Richard Linklater's Before Sunrise with Ethan Hawke and Julie Delpy, only instead of penetrating conversation there's penetrative sex.
http://film.guardian.co.uk/News_Story/Critic_Review/Guardian_Film_of_the_week/0,4267,1434764,00.html
成英珠如是說:
《9歌》
本片在2004年的金馬影展放映過,當時譯為《性愛搖滾樂》,這片的評價很兩極化,保守派認為它根本就是A片,許多大學生則愛得要命。本片結構簡單,沒有劇情化的東西,由一對男女的性愛與九段搖滾演唱會和南極大陸的雪景組成。如果你是保守派,真的,你完全沒必要看此片,看了此片又罵說跟A片差別在哪裡,那我只能抱歉說你無聊到極點,因為這真的是跟你無關的電影。不是每個人都能體會人在年輕的時候,或者,不是具體的在人生的某一階段,而是一種心靈的寓言,在燃燒和荒蕪之間,親密和疏遠之間,喧囂與寂靜之間遊晃,深深理解那樣的境界,在流浪徘徊中猶豫著做選擇。九段音樂都非常美,搖滾樂的歌詞呼應劇中人(其實我不認為是劇中人,因為劇中人並沒有任何人格特質的明顯表露,與其說是劇中人,不如說是所有「呼應著搖滾精神的人」)內心孤寂的叛逆,對美麗既熾熱但又隱含絕望的追求,而再也沒有什麼比南極純白無聲的雪地更能反映空無之純粹的意象,在這裡,南極大陸的象徵甚至不是虛妄,也不只是寂寥,而是超越一切的寧靜。
http://blog.chinatimes.com/indiacheng/archive/2007/11/03/213681.html
It may be that in modish intellectual circles in Europe, the novels of Michel Houellebecq have renewed sexual desire and promiscuity as subjects of high seriousness: subjects from which disquisitions on the future of society and culture can be developed. Water Drops on Burning Rocks may find its voice in this discursive current: it is a film in which the search for conquest and sexual pleasure is utterly dominant, and yet perpetually found to be emotionally and intellectually negligible.
http://www.guardian.co.uk/film/2000/oct/06/1
出國後看的第二套電影,仍然是我喜歡的Ozon的作品。他不留情面的揭露,當情愛令人淪為奴隸後,就只有一個下場,不管是同性或異性。如何成為愛情的奴隸,卻又不是情人的奴隸?
我想起幾年前看的英國電影9 Songs(九歌)
9 Songs is more like a very modest version of Richard Linklater's Before Sunrise with Ethan Hawke and Julie Delpy, only instead of penetrating conversation there's penetrative sex.
http://film.guardian.co.uk/News_Story/Critic_Review/Guardian_Film_of_the_week/0,4267,1434764,00.html
成英珠如是說:
《9歌》
本片在2004年的金馬影展放映過,當時譯為《性愛搖滾樂》,這片的評價很兩極化,保守派認為它根本就是A片,許多大學生則愛得要命。本片結構簡單,沒有劇情化的東西,由一對男女的性愛與九段搖滾演唱會和南極大陸的雪景組成。如果你是保守派,真的,你完全沒必要看此片,看了此片又罵說跟A片差別在哪裡,那我只能抱歉說你無聊到極點,因為這真的是跟你無關的電影。不是每個人都能體會人在年輕的時候,或者,不是具體的在人生的某一階段,而是一種心靈的寓言,在燃燒和荒蕪之間,親密和疏遠之間,喧囂與寂靜之間遊晃,深深理解那樣的境界,在流浪徘徊中猶豫著做選擇。九段音樂都非常美,搖滾樂的歌詞呼應劇中人(其實我不認為是劇中人,因為劇中人並沒有任何人格特質的明顯表露,與其說是劇中人,不如說是所有「呼應著搖滾精神的人」)內心孤寂的叛逆,對美麗既熾熱但又隱含絕望的追求,而再也沒有什麼比南極純白無聲的雪地更能反映空無之純粹的意象,在這裡,南極大陸的象徵甚至不是虛妄,也不只是寂寥,而是超越一切的寧靜。
http://blog.chinatimes.com/indiacheng/archive/2007/11/03/213681.html
2009年10月4日 星期日
從布拉格去盧森堡兩星期,第一次上法文教授的哲學課,心情極之緊張。首次見識到法國教授字正腔圓的法語演說,手舞足蹈,令人神往,我暗暗期待有一天懷自信地站在講台上的是自己。
聽法文課,並沒有想像中困難,倒是和同學用法文交談更令人吃力。雖不至於完全失聰,聽不懂同學說的話,但是稍一不留神,就理解不了,而每當我開口時,卻覺被人扼住喉嚨,每每辭不達意,總是無法完整表達想表達的意思。結果幾天下來,鬱在肚裡的話,晚餐未到就已經飽了。
滿腔悶氣,逼著我到市中心的大公園獨自去逛,靜下來讓耳朵聆聽心裡話。這才發覺,已經離家一個月了,沒吃過雲吞,也沒吃過魚蛋,原來感覺也沒什麼特別。離開了中國,卻又常想起祖國種種。逛書店時會看看哪些中國作家被翻成了法文,吃到當地的甜品,又會想起曾吃過祖國同樣的食品。同行的同學,哪一個不是離鄉別井的,哪一個不是要和情人分離的,說想家,誰不思各自的家鄉。
比起還在打仗的國家,我的祖國還不算糟,可是眼看著歐洲的文明和歐洲人的素質,我也無法不拿祖國來比較。什麼時候才能擺脫這種比較的思維?
半夜乘車回布拉格,平原上掛著中秋的月亮,去年Vollmond的Pina Bausch已經不在,不知道這一年尚有哪人落下了暗夜無盡的平原。
聽法文課,並沒有想像中困難,倒是和同學用法文交談更令人吃力。雖不至於完全失聰,聽不懂同學說的話,但是稍一不留神,就理解不了,而每當我開口時,卻覺被人扼住喉嚨,每每辭不達意,總是無法完整表達想表達的意思。結果幾天下來,鬱在肚裡的話,晚餐未到就已經飽了。
滿腔悶氣,逼著我到市中心的大公園獨自去逛,靜下來讓耳朵聆聽心裡話。這才發覺,已經離家一個月了,沒吃過雲吞,也沒吃過魚蛋,原來感覺也沒什麼特別。離開了中國,卻又常想起祖國種種。逛書店時會看看哪些中國作家被翻成了法文,吃到當地的甜品,又會想起曾吃過祖國同樣的食品。同行的同學,哪一個不是離鄉別井的,哪一個不是要和情人分離的,說想家,誰不思各自的家鄉。
比起還在打仗的國家,我的祖國還不算糟,可是眼看著歐洲的文明和歐洲人的素質,我也無法不拿祖國來比較。什麼時候才能擺脫這種比較的思維?
半夜乘車回布拉格,平原上掛著中秋的月亮,去年Vollmond的Pina Bausch已經不在,不知道這一年尚有哪人落下了暗夜無盡的平原。
2009年9月16日 星期三
ECCLESIASTICAL SONNETS Wordsworth
IN SERIES, 1821-22. PART III.
X. OBLIGATIONS OF CIVIL TO RELIGIOUS LIBERTY
UNGRATEFUL Country, if thou e'er forget
The sons who for thy civil rights have bled!
How, like a Roman, Sidney bowed his head,
And Russel's milder blood the scaffold wet;
But these had fallen for profitless regret
Had not thy holy Church her champions bred,
And claims from other worlds inspirited
The star of Liberty to rise. Nor yet
(Grave this within thy heart!) if spiritual things
Be lost, through apathy, or scorn, or fear,
Shalt thou thy humbler franchises support,
However hardly won or justly dear:
What came from heaven to heaven by nature clings,
And, if dissevered thence, its course is short.
IN SERIES, 1821-22. PART III.
X. OBLIGATIONS OF CIVIL TO RELIGIOUS LIBERTY
UNGRATEFUL Country, if thou e'er forget
The sons who for thy civil rights have bled!
How, like a Roman, Sidney bowed his head,
And Russel's milder blood the scaffold wet;
But these had fallen for profitless regret
Had not thy holy Church her champions bred,
And claims from other worlds inspirited
The star of Liberty to rise. Nor yet
(Grave this within thy heart!) if spiritual things
Be lost, through apathy, or scorn, or fear,
Shalt thou thy humbler franchises support,
However hardly won or justly dear:
What came from heaven to heaven by nature clings,
And, if dissevered thence, its course is short.
2009年9月7日 星期一
逛了捷克Václavské náměstí (Wenceslas Square)的三間書店,每一間書店的哲學專架上,哪怕只有三兩排,都有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捷克哲學家Jan Patocka的全集。我一本一本地翻開,嗅一嗅書中文字的氣味,我雖然看不懂,但實在禁不住要看一看帕托什卡的文字,認住他的筆跡。
我看過他幾本著作的法文譯本,他詮釋和批評胡塞爾現象學固然在現象學界裡人所熟知,但知識份子和一般人認識他,卻是因為他起草1977年捷克人權憲章,而被逼中止教學活動。2007年在布拉格舉行的現象學會議,就是記念他的。當時,捷克前總統哈維爾在帕托什卡的學生,也是大會召集人致詞後,才致開幕詞。身處這個語言不通的國家,我卻深刻地感受到他們尊重知識份子的氣度。
看到一張照片,不曉得是什麼時候,Václavské廣場擠滿了市民,拿著標語什麼的,像在叫喊什麼,也許就是他們所說的Velvet Revolution。這個傍晚,廣場依然遊客往來,聽到大部份的語言我都不認識,他們來自世界某一角落,不論在彼方此處,大家依然陌生。就在這個陌生的國度,竟然在1989年的夏天,他們支持祖國的同胞,有幾千名大學生和市民絕食。那時候,我還在家裡,在父母的看管下, 凝住電視機的畫面,那個廣場同樣陌生。好些記憶至令難忘,就像我來到捷克的第一天,陽光燦爛,和暖的大地尚沒有溶掉飛機窗外薄薄的一層霜,我就要著地了。
我看過他幾本著作的法文譯本,他詮釋和批評胡塞爾現象學固然在現象學界裡人所熟知,但知識份子和一般人認識他,卻是因為他起草1977年捷克人權憲章,而被逼中止教學活動。2007年在布拉格舉行的現象學會議,就是記念他的。當時,捷克前總統哈維爾在帕托什卡的學生,也是大會召集人致詞後,才致開幕詞。身處這個語言不通的國家,我卻深刻地感受到他們尊重知識份子的氣度。
看到一張照片,不曉得是什麼時候,Václavské廣場擠滿了市民,拿著標語什麼的,像在叫喊什麼,也許就是他們所說的Velvet Revolution。這個傍晚,廣場依然遊客往來,聽到大部份的語言我都不認識,他們來自世界某一角落,不論在彼方此處,大家依然陌生。就在這個陌生的國度,竟然在1989年的夏天,他們支持祖國的同胞,有幾千名大學生和市民絕食。那時候,我還在家裡,在父母的看管下, 凝住電視機的畫面,那個廣場同樣陌生。好些記憶至令難忘,就像我來到捷克的第一天,陽光燦爛,和暖的大地尚沒有溶掉飛機窗外薄薄的一層霜,我就要著地了。
2009年9月5日 星期六
我們來到了布拉格,這座歷史名城,做夢也沒想到我竟然能在這裡讀書。許多人羨慕我有此機會,旅遊也待不了太久,而我竟然會住上半年。
這個地方,感覺沒有一處地方是多餘的,因為她每一個街角,或者屋頂都盛載起幾百年的歷史。一間大門裝潢平平的餐廳,你可以看到它們1898年的菜單。一間外表暗灰,石雕都已經變得黑壓壓的教堂,你走進去會發現,17世紀的彌撒場面、壁畫和雕像仿彿全部保留下來。
這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地方?即使是一個的士司機,也對你彬彬有禮,既不貪圖你正規收費外的小費,也不會因你是外邦人而馬虎了事。建於14世紀的查理大橋,任你走多少遍拍多少照片,分文不收。我想起上個月去六祖慧能弘法的南華寺,也得乖乖購買門票才能看上一會,中國的文化好像比西方更為名貴似的。
正當目不暇及,耳朵卻最為清靜。我幾乎完全聽不懂捷克語,除了少數和德語同音同字的話之外。沒有了恆常的工作和家庭束縛,每天就和心愛的人漫遊大街小巷,享受良晨美景,重新為兩人的關係填上新的顏色。而我實在深怕日落太早,暑假太短。
成就我今天的人,功勞絕對不下把捷克寫進史冊的查理大帝。
這個地方,感覺沒有一處地方是多餘的,因為她每一個街角,或者屋頂都盛載起幾百年的歷史。一間大門裝潢平平的餐廳,你可以看到它們1898年的菜單。一間外表暗灰,石雕都已經變得黑壓壓的教堂,你走進去會發現,17世紀的彌撒場面、壁畫和雕像仿彿全部保留下來。
這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地方?即使是一個的士司機,也對你彬彬有禮,既不貪圖你正規收費外的小費,也不會因你是外邦人而馬虎了事。建於14世紀的查理大橋,任你走多少遍拍多少照片,分文不收。我想起上個月去六祖慧能弘法的南華寺,也得乖乖購買門票才能看上一會,中國的文化好像比西方更為名貴似的。
正當目不暇及,耳朵卻最為清靜。我幾乎完全聽不懂捷克語,除了少數和德語同音同字的話之外。沒有了恆常的工作和家庭束縛,每天就和心愛的人漫遊大街小巷,享受良晨美景,重新為兩人的關係填上新的顏色。而我實在深怕日落太早,暑假太短。
成就我今天的人,功勞絕對不下把捷克寫進史冊的查理大帝。
2009年7月24日 星期五
2009年7月1日 星期三
幹嘛這麼卑賤
1. 警方只開放兩條行車線,遊行隊伍久久未能離開維園,我們大喊「開路」,某善良的女警呼喊,小心電車行過。電車上的人不會中暑,站在石屎路上的人,烈日底下的人,扶老攜幼的呢?有人說,要保障他人坐電車的權利,但是他們也可以坐巴士,坐地鐵呀。如果遊行人士乾等三四小時才能出發,這就不叫遊行,叫集會和平解散了。難道封鎖多一兩條行車線,讓幾萬人輕輕鬆鬆地走過,是很不合理的要求嗎?我不相信警方可以提出合理的解釋。
2. 某顏色黨派攤開四方形大標語,轉彎路時叫大家把標語摺起來,容易通過。是路太窄,人太多,幾萬人本就需要多一兩條行車線來疏導,幹嘛要收起標語,舉標語不就是想街上天橋上樓上和直升機上的人看見嗎?
3. 遊行人士想警方多開路,推一下鐵欄,卻有遊行糾察和途人來勸阻,強調和平遊行。我不主張暴力,但我不明白何以我們要盡力壓抑不滿,掩蓋各種各樣的confrontations? 遊行,幹嘛這麼卑賤?我想起讀書組時,有人提出反對意見後,向我道歉阻礙進度,難道讀書思考,就是要磨平差異抹去不滿嗎?
2. 某顏色黨派攤開四方形大標語,轉彎路時叫大家把標語摺起來,容易通過。是路太窄,人太多,幾萬人本就需要多一兩條行車線來疏導,幹嘛要收起標語,舉標語不就是想街上天橋上樓上和直升機上的人看見嗎?
3. 遊行人士想警方多開路,推一下鐵欄,卻有遊行糾察和途人來勸阻,強調和平遊行。我不主張暴力,但我不明白何以我們要盡力壓抑不滿,掩蓋各種各樣的confrontations? 遊行,幹嘛這麼卑賤?我想起讀書組時,有人提出反對意見後,向我道歉阻礙進度,難道讀書思考,就是要磨平差異抹去不滿嗎?
2009年6月29日 星期一
THE HARLOT'S HOUSE
by: Oscar Wilde
E caught the tread of dancing feet,
We loitered down the moonlit street,
And stopped beneath the harlot's house.
Inside, above the din and fray,
We heard the loud musicians play
The "Treues Liebes Herz" of Strauss.
Like strange mechanical grotesques,
Making fantastic arabesques,
The shadows raced across the blind.
We watched the ghostly dancers spin
To sound of horn and violin,
Like black leaves wheeling in the wind.
Like wire-pulled automatons,
Slim silhouetted skeletons
Went sidling through the slow quadrille.
The took each other by the hand,
And danced a stately saraband;
Their laughter echoed thin and shrill.
Sometimes a clockwork puppet pressed
A phantom lover to her breast,
Sometimes they seemed to try to sing.
Sometimes a horrible marionette
Came out, and smoked its cigarette
Upon the steps like a live thing.
Then, turning to my love, I said,
"The dead are dancing with the dead,
The dust is whirling with the dust."
But she--she heard the violin,
And left my side, and entered in:
Love passed into the house of lust.
Then suddenly the tune went false,
The dancers wearied of the waltz,
The shadows ceased to wheel and whirl.
And down the long and silent street,
The dawn, with silver-sandalled feet,
Crept like a frightened girl.
'The Harlot's Hous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Dramatic Review (April, 1885).
by: Oscar Wilde
E caught the tread of dancing feet,
We loitered down the moonlit street,
And stopped beneath the harlot's house.
Inside, above the din and fray,
We heard the loud musicians play
The "Treues Liebes Herz" of Strauss.
Like strange mechanical grotesques,
Making fantastic arabesques,
The shadows raced across the blind.
We watched the ghostly dancers spin
To sound of horn and violin,
Like black leaves wheeling in the wind.
Like wire-pulled automatons,
Slim silhouetted skeletons
Went sidling through the slow quadrille.
The took each other by the hand,
And danced a stately saraband;
Their laughter echoed thin and shrill.
Sometimes a clockwork puppet pressed
A phantom lover to her breast,
Sometimes they seemed to try to sing.
Sometimes a horrible marionette
Came out, and smoked its cigarette
Upon the steps like a live thing.
Then, turning to my love, I said,
"The dead are dancing with the dead,
The dust is whirling with the dust."
But she--she heard the violin,
And left my side, and entered in:
Love passed into the house of lust.
Then suddenly the tune went false,
The dancers wearied of the waltz,
The shadows ceased to wheel and whirl.
And down the long and silent street,
The dawn, with silver-sandalled feet,
Crept like a frightened girl.
'The Harlot's Hous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Dramatic Review (April, 1885).
2009年6月19日 星期五
2009年6月15日 星期一
2009年6月4日 星期四
2009年5月28日 星期四
在車子上,看見一些知識份子好奇地翻閱大學生編的六四特刊和學生報,有人笑說學生報列出價錢,教人開房。我並不奇怪,因為他們來自沒有自由的地方。
聽說,香港人在兩岸三地中嘴巴開放,卻是行為上最保守的,大陸人嘴巴嚴密,行為卻是最開放的。伴遊,到處可見,雖不一定是金錢和肉體交易,但是感情揮之則來呼之則去,輕薄如紙,我雖是80後,但我還未能接受。
享用我吧
现在
人生如此飘忽不定
想起我吧
将来
在你变老的那一年
久久未能忘記那齣電影,二十年前北大學生余紅唱的曲子,至今猶在我的房間響起,名叫〈做愛〉。歌詞到現在,似乎還不算太老,起碼在那片沒有自由的地方,依然有人想吶喊。
高行健在1989年創作的《逃亡》裡,曾經借兩個逃離廣場的學生和一個中年人的對話發問:「那麼你是不是認為人民爭取民主和自由的鬥爭都毫無意義?」這問題今天仍然有人疑惑,也有人會斬釘截鐵地回答,我不曉得二十年來辯論有開始抑或無開始,抑或已經結束,剩下光秃秃的歷史。
當年的學生成了今天的中年人,中年人明白到這個道理:「在死亡面前,希望和欲望都歸於虛妄。」我猜想到我到中年的時候,肯定會失去耐性和人們辯論那場是動亂、風波、事件或者愛國運動。韋伯說過,看一個人怎樣評價馬克思、弗洛依德和尼采,就知道那個人怎樣。
过去岁月总会过去
這是人們明知多餘卻又說得最多的話。十多年後,余紅再見周偉,不知她會否記起昔日那句話「我要跟你分手,因為我離不開你」?離開一個人,其實又有多難,擺脫腳步的記憶,時鐘並不會給你記錄,只當你看鏡裡的自己,逝去的光陰才會悄悄地沿你的前額和髮鬢流淌下來,啊……
我的爱情走到了所有路的尽头
不再年青,意味著不再幻想愛情可以為你帶來什麼,也不覺得愛情是通向所有路的孔道。它頂多只是一個路標,往那走吧,如果你想尋覓些什麼。
中年人看不見「人民」,他只看到自己的軟弱:「我為自己哀傷……心中只有那麼點幽光,你守護這點幽光,總像在冥河中行走,陰風四面吹來,隨時都會熄滅…」中年人最明白,人生能成就什麼是說不準的,可親手摧毀自己重視的卻肯定是最難過的事。
如果回憶是第二個當下,那麼摧毀回憶也就離自我毁滅不遠了。
2009年5月21日 星期四
我在晚上獨自溜去看天水圍夜與霧,想不到竟然為這幾天中國哲學會議,寫下一個個問號。
白天有人努力說明儒家倫理怎樣怎樣合理,在某一個意義或某一個脈絡下值得追求。晚上卻有人要你親眼去看,把活雞放入麻布袋活活打死,鮮血穿過麻布袋,射到你的面上要你親嚐。其實,丈夫、妻子、兒子、女兒,每一個都可以放入麻布袋。
我很害怕有人跟我說,和你一起,間直等如放我入麻包袋,任你踢打,且活生生地憋死。如果你說,你不過是要我做你的跟隨者,我就想起Rodin和Camille,瘋狂的愛情一步步形成瘋癲的絕症。
男人渴望得到愛,但是他不懂得女人,他以為要想辦法把那份感覺留住,禁錮女人的身體,佔領她的陰道。或者有些人會成功,另一些人會發覺,留下來的只是包裹著滿腔憤懣的軀殼。
講求效率的社會制度,配合下意識的倫理秩序,就成了虛偽的世界。
我很後悔沒有向銀幕躹躬,我也很後悔曾經對女人作過的桎梏,沒有讓她在愛情中飛翔。
2009年5月8日 星期五
2009年5月5日 星期二
2009年4月25日 星期六
斑駁牆壁油漆剝落了一片
眾多舊有不知年代的字跡
共畫像之間僅餘一點空白
我們刻上這舊樓房的名字
伴隨世代固執剩餘的形狀
眾人在此生活作息又歌唱
總不離爭執陽光隱退便安睡
朝陽照入眾人的影子便搬遷
……
〈灣仔老街(之二)〉陳智德
來自北京的朋友滿不在乎地說,政府要拆卸的菜園村怎算得上有歷史。當旅遊成為假日的消遣,歷史自然變得富有探訪價值。你遠道而去,不就為了看當地獨一無異,歷史悠久,千百年來變化不斷而遊人絡繹不絕的景觀嗎。菜園村,有多少人會去旅遊,多少人會拍照,多少人去過後會向人宣傳?。
這夜,我穿過牛下的舊房子。說它舊,因為它的設施和內外牆壁,早已隨年月衰老,如果可以選擇,大概不會有人願意搬進來,開展新的生活。自少住在這裡,或者在這區長大的人,房子就不僅是鏡頭裡的景觀,而是你的生活習慣。Gaston Bachelard在The Poetics of Space裡有句話:The word habit is too worn a word to express this passionate liaison of our bodies, which do not forget, with an unforgettable house.「『習慣』一語,表達出我們肉體之間休戚相關,連同刻骨銘心的家居,永誌難忘。」
小時候鯉魚門的老家,三百尺住六個人,間中大陸親戚來了,睡在地板上,現在也不想不過來以前是怎樣活的。家人要看電視,家姐要做功課,父親講電話,嫲嫲有病,罵人時語無倫次,我想不過來我怎樣把電視放的武俠片都看了,又把功課都做好了,然後青春期來了又去了。
後來我讀到舒巷城──「霧,集中在鯉魚門的海峽上,然後向筲箕灣的海面,拋放出它密密的網。霧,包圍著這裡每一隻大船小船。」霧,彷彷也包圍著我,每一次站在海邊,看霧聽海浪。
想不到鯉魚門現在成了本地旅遊景點,星期天會有一車車本地遊客來吃一頓海鮮,在海邊散步。童年的公園,有一棵大樹,會掉下毛蟲到我們的頭頂落在衣服上,現在掛了個牌,寫上「百年許願樹」。
據說,Rilke有一晚和朋友到田間,看見遠處一扇光亮的窗,一所泥房子。他向朋友說:Despite the fact that we were very close to one another, we remained theree isolated individuals, seeing the night for the first time.「即使我們很親近,而始終各自孤立,首次張望夜色。」Bachelard隨即說:We are hypnotized by solitude...「我們為孤獨所迷倒......」聽到大船的氣笛聲,記憶中機油的臭味傳來,逝去的腳步突然走近,始終漸行漸遠。一所老房子,一熟悉的家居,回憶教人再度作別。
這次我離開你 是風 是雨 是夜晚,
你笑了笑 我擺一擺手
一條寂寞的路便展向兩頭
……
這次我離開你 便不再想見你了
念此際你已靜靜入睡
留我們未完的一切 留給這世界
這世界 我仍體切地踏著
而已是你底夢境了.....
〈賦別〉鄭愁予
眾多舊有不知年代的字跡
共畫像之間僅餘一點空白
我們刻上這舊樓房的名字
伴隨世代固執剩餘的形狀
眾人在此生活作息又歌唱
總不離爭執陽光隱退便安睡
朝陽照入眾人的影子便搬遷
……
〈灣仔老街(之二)〉陳智德
來自北京的朋友滿不在乎地說,政府要拆卸的菜園村怎算得上有歷史。當旅遊成為假日的消遣,歷史自然變得富有探訪價值。你遠道而去,不就為了看當地獨一無異,歷史悠久,千百年來變化不斷而遊人絡繹不絕的景觀嗎。菜園村,有多少人會去旅遊,多少人會拍照,多少人去過後會向人宣傳?。
這夜,我穿過牛下的舊房子。說它舊,因為它的設施和內外牆壁,早已隨年月衰老,如果可以選擇,大概不會有人願意搬進來,開展新的生活。自少住在這裡,或者在這區長大的人,房子就不僅是鏡頭裡的景觀,而是你的生活習慣。Gaston Bachelard在The Poetics of Space裡有句話:The word habit is too worn a word to express this passionate liaison of our bodies, which do not forget, with an unforgettable house.「『習慣』一語,表達出我們肉體之間休戚相關,連同刻骨銘心的家居,永誌難忘。」
小時候鯉魚門的老家,三百尺住六個人,間中大陸親戚來了,睡在地板上,現在也不想不過來以前是怎樣活的。家人要看電視,家姐要做功課,父親講電話,嫲嫲有病,罵人時語無倫次,我想不過來我怎樣把電視放的武俠片都看了,又把功課都做好了,然後青春期來了又去了。
後來我讀到舒巷城──「霧,集中在鯉魚門的海峽上,然後向筲箕灣的海面,拋放出它密密的網。霧,包圍著這裡每一隻大船小船。」霧,彷彷也包圍著我,每一次站在海邊,看霧聽海浪。
想不到鯉魚門現在成了本地旅遊景點,星期天會有一車車本地遊客來吃一頓海鮮,在海邊散步。童年的公園,有一棵大樹,會掉下毛蟲到我們的頭頂落在衣服上,現在掛了個牌,寫上「百年許願樹」。
據說,Rilke有一晚和朋友到田間,看見遠處一扇光亮的窗,一所泥房子。他向朋友說:Despite the fact that we were very close to one another, we remained theree isolated individuals, seeing the night for the first time.「即使我們很親近,而始終各自孤立,首次張望夜色。」Bachelard隨即說:We are hypnotized by solitude...「我們為孤獨所迷倒......」聽到大船的氣笛聲,記憶中機油的臭味傳來,逝去的腳步突然走近,始終漸行漸遠。一所老房子,一熟悉的家居,回憶教人再度作別。
這次我離開你 是風 是雨 是夜晚,
你笑了笑 我擺一擺手
一條寂寞的路便展向兩頭
……
這次我離開你 便不再想見你了
念此際你已靜靜入睡
留我們未完的一切 留給這世界
這世界 我仍體切地踏著
而已是你底夢境了.....
〈賦別〉鄭愁予
2009年4月18日 星期六
Alfred Rethel: Der Tod als Erwürger. Erster Auftritt der Cholera
auf einem Maskenball in Paris 1831. Holzschnitt, 1851.
[Graphiksammlung der Heinrich-Heine-Universität Düsseldorf]
Paul Celan - Todesfuge
Schwarze Milch der Frühe wir trinken sie abends
wir trinken sie mittags und morgens wir trinken sie nachts
wir trinken und trinken
wir schaufeln ein Grab in den Lüften da liegt man nicht eng
Ein Mann wohnt im Haus der spielt mit den Schlangen der schreibt
der schreibt wenn es dunkelt nach Deutschland dein goldenes Haar Margarete
er schreibt es und tritt vor das Haus und es blitzen die Sterne er pfeift seine Rüden herbei
er pfeift seine Juden hervor läßt schaufeln ein Grab in der Erde
er befiehlt uns spielt auf nun zum Tanz
Schwarze Milch der Frühe wir trinken dich nachts
wir trinken dich morgens und mittags wir trinken dich abends
wir trinken und trinken
Ein Mann wohnt im Haus der spielt mit den Schlangen der schreibt
der schreibt wenn es dunkelt nach Deutschland dein goldenes Haar Margarete
Dein aschenes Haar Sulamith wir schaufeln ein Grab in den Lüften da liegt man nicht eng
Er ruft stecht tiefer ins Erdreich ihr einen ihr andern singet und spielt
er greift nach dem Eisen im Gurt er schwingts seine Augen sind blau
stecht tiefer die Spaten ihr einen ihr andern spielt weiter zum Tanz auf
Schwarze Milch der Frühe wir trinken dich nachts
wir trinken dich mittags und morgens wir trinken dich abends
wir trinken und trinken
ein Mann wohnt im Haus dein goldenes Haar Margarete
dein aschenes Haar Sulamith er spielt mit den Schlangen
Er ruft spielt süßer den Tod der Tod ist ein Meister aus Deutschland
er ruft streicht dunkler die Geigen dann steigt ihr als Rauch in die Luft
dann habt ihr ein Grab in den Wolken da liegt man nicht eng
Schwarze Milch der Frühe wir trinken dich nachts
wir trinken dich mittags der Tod ist ein Meister aus Deutschland
wir trinken dich abends und morgens wir trinken und trinken
der Tod ist ein Meister aus Deutschland sein Auge ist blau
er trifft dich mit bleierner Kugel er trifft dich genau
ein Mann wohnt im Haus dein goldenes Haar Margarete
er hetzt seine Rüden auf uns er schenkt uns ein Grab in der Luft
er spielt mit den Schlangen und träumet der Tod ist ein Meister aus Deutschland
dein goldenes Haar Margarete
dein aschenes Haar Sulamith
Fugue de la mort
Cette traduction de Todesfuge de Paul Celan a été publiée dans la revue Thauma, n° 4, à l’été 2008.
(Accédez ici à la page personnelle de Maël Renouard)
FUGUE DE LA MORT
Paul Celan
Traduction de Maël Renouard
—
Lait noir de l’aube nous le buvons le soir
nous le buvons à midi le matin nous le buvons la nuit
nous buvons et buvons
nous creusons une tombe dans les airs là-bas on n’est pas à l’étroit
Un homme vit dans la maison il joue avec les serpents il écrit
il écrit quand le ciel s’assombrit en Allemagne tes cheveux dorés Marguerite
il écrit cela et vient au seuil de la maison et des éclairs tombent des étoiles il siffle ses molosses qu’ils viennent au pied
il siffle ses juifs qu’ils sortent il leur fait creuser une tombe dans la terre
il nous donne des ordres jouez maintenant et que ça danse
—
Lait noir de l’aube nous te buvons la nuit
nous te buvons le matin à midi nous te buvons le soir
nous buvons et buvons
Un homme vit dans la maison il joue avec les serpents il écrit
il écrit quand le ciel s’assombrit en Allemagne tes cheveux dorés Marguerite
Tes cheveux cendrés Sulamithe nous creusons une tombe dans les airs là-bas on n’est pas à l’étroit
—
Il crie creusez plus profond dans la terre et vous autres chantez et jouez
il prend la chose métallique à sa ceinture il la brandit ses yeux sont bleus
plus profond les bêches et vous autres jouez encore et que ça danse
—
Lait noir de l’aube nous te buvons la nuit
nous te buvons à midi le matin nous te buvons le soir
nous buvons et buvons
un homme vit dans la maison tes cheveux dorés Marguerite
tes cheveux cendrés Sulamithe il joue avec les serpents
—
Il crie la mort jouez-la plus douce la mort est un maître allemand
il crie plus sombres les violons ensuite vous irez en fumée dans les airs
ensuite vous aurez une tombe dans les nuages là-bas on n’est pas à l’étroit
—
Lait noir de l’aube nous te buvons la nuit
nous te buvons à midi la mort est un maître allemand
nous te buvons le soir le matin nous buvons et buvons
la mort est un maître allemand son œil est bleu
il t’atteint d’une balle de plomb il t’atteint dans le mille
un homme vit dans la maison tes cheveux dorés Marguerite
il lance ses molosses sur nous il nous offre une tombe dans les airs
il joue avec les serpents et rêve la mort est un maître allemand
—
tes cheveux dorés Marguerite
tes cheveux cendrés Sulamithe
http://www.ciepfc.fr/spip.php?article139
Paul Celan - Deathfugue
Black milk of daybreak we drink it at evening
we drink it at midday and morning we drink it at night
we drink and we drink
we shovel a grave in the air there you won't lie too cramped
A man lives in the house he plays with his vipers he writes
he writes when it grows dark to Deutschland your golden hair Margareta
he writes it and steps out of doors and the stars are all sparkling, he whistles his hounds to come close
he whistles his Jews into rows has them shovel a grave in the ground
he commands us to play up for the dance.
Black milk of daybreak we drink you at night
we drink you at morning and midday we drink you at evening
we drink and we drink
A man lives in the house he plays with his vipers he writes
he writes when it grows dark to Deutschland your golden hair Margareta
Your ashen hair Shulamith we shovel a grave in the air there you won't lie too cramped
He shouts jab the earth deeper you lot there you others sing up and play
he grabs for the rod in his belt he swings it his eyes are so blue
jab your spades deeper you lot there you others play on for the dancing
Black milk of daybreak we drink you at night
we drink you at midday and morning we drink you at evening
we drink and we drink
a man lives in the house your goldenes Haar Margareta
your aschenes Haar Shulamith he plays his vipers
He shouts play death more sweetly this Death is a master from Deutschland
he shouts scrape your strings darker you'll rise then as smoke to the sky
you'll have a grave then in the clouds there you won't lie too cramped
Black milk of daybreak we drink you at night
we drink you at midday Death is a master aus Deutschland
we drink you at evening and morning we drink and we drink
this Death is ein Meister aus Deutschland his eye it is blue
he shoots you with shot made of lead shoots you level and true
a man lives in the house your goldenes Haar Margarete
he looses his hounds on us grants us a grave in the air
he plays with his vipers and daydreams der Tod ist ein Meister aus Deutschland
dein goldenes Haar Margarete
dein aschenes Haar Shulamith
(Übersetzung von John Felstiner, in: Paul Celan - Poet, Survivor, Jew. New Haven 1995.)
http://www.celan-projekt.de/
死亡賦格 北島譯
清晨的黑牛奶我們傍晚喝
我們中午早上喝我們夜裡喝
我們喝呀喝
我們在空中掘墓躺著挺寬敞
那房子裡的人他玩蛇他寫信
他寫信當暮色降臨德國你金髮的馬格麗特
他寫信走出屋星光閃爍他吹口哨召回獵犬
他吹口哨召來他的猶太人掘墓
他命令我們奏舞曲
清晨的黑牛奶我們夜裡喝
我們早上中午喝我們傍晚喝
我們喝呀喝
那房子裡的人他玩蛇他寫信
他寫信當暮色降臨德國你金髮的馬格麗特
你灰髮的舒拉密茲我們在空中掘墓躺著挺寬敞
他高叫把地挖深些你們這伙你們那幫演唱
他抓住腰中手槍他揮舞他眼睛是藍的
挖得深些你們這伙用鍬你們那幫繼續奏舞曲
清晨的黑牛奶我們夜裡喝
我們中午早上喝我們傍晚喝
我們喝呀喝
那房子裡的人你金髮的馬格麗特
你灰髮的舒拉密茲他玩蛇
他高叫把死亡奏得美妙些死亡是來自德國的大師
他高叫你們把琴拉得更暗些你們就像煙升向天空
你們就在雲中有個墳墓躺著挺寬敞
清晨的黑牛奶我們夜裡喝
我們中午喝死亡是來自德國的大師
我們傍晚早上喝我們喝呀喝
死亡是來自德國的大師他眼睛是藍的
他用鉛彈射你他瞄得很準
那房子裡的人你金髮的馬格麗特
他放出獵犬撲向我們許給我們空中的墳墓
他玩蛇做夢死亡是來自德國的大師
你金髮的馬格麗特
你灰髮的舒拉密茲
《時間的玫瑰》
2009年4月16日 星期四
2009年4月5日 星期日
「香港的Master係nothing,OK。又不是從外國回來,X大PhD畢業邊個會請你?」昨天在巴士聽到背後的乘客傳來這句話。
大概從入大學開始,就經常接到朋友、親戚、舊同學和老師提問:「你為什麼讀哲學?真令人敬佩。」
據聞,讀文化研究的人也經常遇到類似的問題:「你為什麼讀文化研究?」在某大學的文化研究刊物裡,有些人會這樣回答:「文化研究令人懂得反思,揭開社會習以為常的看法,反抗各種形式的壓逼。」另一些人會說:「文化研究會反思自己是什麼學科,別的學科,例如生物學不會反思自己。」
於是,我想起不少讀哲學系和文化研究系之間的齟齬。我就經常不明白為何有些人寫文章,總是喜歡套用一兩句Derrida, Deleuze, Lyotard, Foucault, Zizek的名言來開首,然後講他們的理論怎樣應用到香港的時事,連篇累牘地分析。是不是不用一些歐洲思想家的警句,文章的力量會削弱?或者,有損華洋夾集的風格?
某君曾對我說,就是因為有你這些喜歡法國哲學的人,才使法國成為最大的理論出口國。我心想,如果中國有理論思考的本事,何不也出口到法國去?高行健寫作總是用法文和中文寫,去國多年,兩個都是他的母語了,偏偏有中國人樂意把他的著作全部翻譯成英文,究竟由中譯英對研究他的劇作有多大貢獻?至少,可以成功地出口到北美了。
很多無謂的爭論,某某看不起別人的工作,某某自視甚高等等,總是夾雜不少偏見,道德意味非淺的評價,最終無法真誠溝通,甚至心懷恨意。
哲學研究其中一個要求,大概是向事情向真相問到底,不到黃河心不死。然而,如何才能到達黃河,卻不是我們能完全估計的。某君聽罷我的觀點就跟我說,你總得找個安身立命之所。能不能安,這當然是自家的事,但是,在汗牛充楝的學術研究裡,我實在不能不理會別人的觀點,向我的挑戰,而這正是一個無底深淵。神交古人,從中得到無比的愉快,也不免碰上許許多多的困惑,令我堅持的信念一再動搖。
看見多年同窗的論文厚厚一大疊,彷彿連教授也嚇怕。翻開自己蒼白的文字,恨不得回到兩年前那個時刻,盡更大的努力修改,免得今天困於圖書館內暗自汗顏。我的碩士學位,雖然不是從名校得來,也沒有換來令人豔羡的工作,也許很多人不值一顧。於我而言,卻是對學問傳統應有的責任感,是向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個人才疏學淺的見證。
大概從入大學開始,就經常接到朋友、親戚、舊同學和老師提問:「你為什麼讀哲學?真令人敬佩。」
據聞,讀文化研究的人也經常遇到類似的問題:「你為什麼讀文化研究?」在某大學的文化研究刊物裡,有些人會這樣回答:「文化研究令人懂得反思,揭開社會習以為常的看法,反抗各種形式的壓逼。」另一些人會說:「文化研究會反思自己是什麼學科,別的學科,例如生物學不會反思自己。」
於是,我想起不少讀哲學系和文化研究系之間的齟齬。我就經常不明白為何有些人寫文章,總是喜歡套用一兩句Derrida, Deleuze, Lyotard, Foucault, Zizek的名言來開首,然後講他們的理論怎樣應用到香港的時事,連篇累牘地分析。是不是不用一些歐洲思想家的警句,文章的力量會削弱?或者,有損華洋夾集的風格?
某君曾對我說,就是因為有你這些喜歡法國哲學的人,才使法國成為最大的理論出口國。我心想,如果中國有理論思考的本事,何不也出口到法國去?高行健寫作總是用法文和中文寫,去國多年,兩個都是他的母語了,偏偏有中國人樂意把他的著作全部翻譯成英文,究竟由中譯英對研究他的劇作有多大貢獻?至少,可以成功地出口到北美了。
很多無謂的爭論,某某看不起別人的工作,某某自視甚高等等,總是夾雜不少偏見,道德意味非淺的評價,最終無法真誠溝通,甚至心懷恨意。
哲學研究其中一個要求,大概是向事情向真相問到底,不到黃河心不死。然而,如何才能到達黃河,卻不是我們能完全估計的。某君聽罷我的觀點就跟我說,你總得找個安身立命之所。能不能安,這當然是自家的事,但是,在汗牛充楝的學術研究裡,我實在不能不理會別人的觀點,向我的挑戰,而這正是一個無底深淵。神交古人,從中得到無比的愉快,也不免碰上許許多多的困惑,令我堅持的信念一再動搖。
看見多年同窗的論文厚厚一大疊,彷彿連教授也嚇怕。翻開自己蒼白的文字,恨不得回到兩年前那個時刻,盡更大的努力修改,免得今天困於圖書館內暗自汗顏。我的碩士學位,雖然不是從名校得來,也沒有換來令人豔羡的工作,也許很多人不值一顧。於我而言,卻是對學問傳統應有的責任感,是向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個人才疏學淺的見證。
2009年3月28日 星期六
沒有自由政府,怎能愛家愛國 2009年3月29日
【明報專訊】八九年以來,愛國主義甚囂塵上。每年幾次被相關權力部門人員的訓話或者與其的對話中,他們淡化了愛國必然愛黨的說辭後,卻不斷強調「人要愛國」,而我的回答一直以來都直截了當:我不愛黨,也不愛社會主義。至於愛國,經歷了六四的慘烈和慘痛後,我持特別謹慎的態度。但我仍有愛,我愛這片土地,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
我不愛黨,我愛這土地
我為什揦會有這樣的認識和說法?我之提出這樣的問題,皆因在親歷八九六四的慘烈之前,我也是個狂熱的愛國主義者。這種狂熱,當然與那時的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國家教育有關。
每天早晨在《東方紅》樂曲聲中起脇,每天被灌輸「敵人亡我之心不死」而深恨「敵國」,每天被鼓動得相信「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而不得不珍惜來之不易的「和平幸福」的日子……然而,當我置身乃至積極投身於「因一腔愛國熱血而爆發的八九學運直至八九民運」時,這種顯得天真,實質被強行灌輸的愛國情懷,在支撐覑我這個年輕人的積極行動時,並未被深刻地反思和質疑。直至六月四日凌晨,我湧動覑一腔愛國熱血的胸膛,面對了冰冷的刺刀,熱血與冷酷直接面對並激烈碰撞,二十多年的愛國主義盲信,才猛然間成了一個被質疑的人生問題。
中彈童屍激起愛國疑問
更有甚者,六月四日下午,當我在德勝門(或者是安定門?二十年前的事,在強行遺忘和努力記憶中,終於記不清了)又面對了一具胸前數個彈孔的9歲(聽當時憤怒地抬覑孩子的屍體的市民所說)孩子的屍體的時候,愛國熱血就不僅被冰冷的刺刀激起了洶湧的疑問,更被慘白小臉仰向天空的悲鳴,激蕩成滔天的憤恨!
隨後,這盲信、疑問與憤恨在囚牢的寂靜中,被置放在反思的窗口……我愛我的祖國啊,可是誰愛我呢?
終於走出囚牢的一刻,天空再也不是窗外的天空,大地再也不是想像的大地,親人再也不是記憶中的親人。但,更大的囚牢卻更加真實地把日日夜夜的日常生活圈定在一個看似無形,實質無處不在的牢籠內,而這牢籠的一個美麗包裝,就是愛國主義。
愛國主義旗幟下,所有事實都可以被截斷重組,甚至可以被遮罩、隱藏,甚而偽造。比如趙紫陽這個人名,在一些重大歷史事件面前也照樣被擦除。時間,在強權者的手裏被殘暴地強姦成遺忘的母親!
當國家還是統治者的壓迫工具時,我作為一個被壓迫者,要怎樣才能愛上這個用刺刀頂我胸膛,用槍彈殺我兄弟,用坦克輾壓生命,用鐵籠囚我身軀,用強權扭曲人性,用我們的財富一邊肥他自己的腰包、一邊編織囚禁所有人的無形監獄的統治工具呢?
我就愛家吧。
但何處是家園?我行走在這片土地上,每年還可以在奔波忙碌之餘回到故鄉看望父母,和兄弟相聚,和兒時的同學、朋友把酒敘舊。但王丹、王軍濤、王超華們,他們有的流亡國外二十年,有的被流放十多年了,他們連愛家的權利都被限制甚至可以說是被惡狠狠地剝奪了。
回家路上處處崗哨關卡
他們沒有放棄愛家的權利,他們在不懈地爭取覑回家。但回家的路上處處是強權的崗哨、關卡。
而其實即使可以回到這片土地,回到家中,回到父母身邊,又能怎樣?君不見劉曉波先生的處境嗎?只因簽署了《08憲章》,他再次家不能回了。這家你若不先愛國,又怎能任你用心去愛呢?
我自己九二年之後的經歷(八九至九二,我身陷囹圄),也更為切身地體會了這種強權邏輯扭曲的社會。你被處於監視之中,但說法是「特別管理人口」」(的確是人口也)而顯得有據可依;你可能莫名其妙地在旅行途中被請進賓館而失去人身自由,理由只是「國家需要」;你也可能因一名朋友的來訪而受到相關方面的高度重視,結果是大雨傾盆之夜,故鄉小鎮被全面封鎖;你也可能因「剝奪政治權利」卻連外出工作的權利一同被剝奪;你終於被恢復公民權了,可以外出工作了,但每到一個工作單位,相關部門就會立即趕到,你的職務升遷薪金收入當然都在掌控範圍之內;你可以自己開個公司吧,那就更麻煩了,隨便找個行政理由,小公司就可能成了大問題,客戶當然也會受到警告;你也可以談戀愛,但相關部門的人士絕不會以好色的名義,找你所愛的人談話,他們會直接的警告;你有私生活嗎?有隱私空間嗎?他們甚至可以直接地說:弄死你,像難死個螞蟻一樣,黑社會就可以出面辦到;你可以老老實實規規矩矩地活覑,但指望一邊批評政府一邊還想掙錢過好日子,門都沒有,想都別想。
我清楚地意識到:沒有憲政自由政府,政府權力不受憲政明確限制,基本人權不受憲政制度明確保障,代表政府行使統治權力之人一時的客氣,甚至最高行政權一時的客氣,都僅僅是權宜之計,而非法定如此。無憲政法律之保障,變為權力只在強權者手中了。
國家作為統治工具,誰願愛?
我的家在這樣的國裏,不愛國如何能真正愛家?王丹、王軍濤、王超華們要回家,前提條件擺在這裏,結果還要問嗎?
但,仍是那句話:國家作為統治工具,誰願愛誰愛去,我肯定不愛。我要愛只愛擁有自由的政府的國。我愛我的家,但絕不以愛國為前提,哪怕我因此不能愛我的家,像劉曉波先生那樣。
【文章經刪節,小標題及覑重點為編輯所加】
文﹕馬少方
【明報專訊】八九年以來,愛國主義甚囂塵上。每年幾次被相關權力部門人員的訓話或者與其的對話中,他們淡化了愛國必然愛黨的說辭後,卻不斷強調「人要愛國」,而我的回答一直以來都直截了當:我不愛黨,也不愛社會主義。至於愛國,經歷了六四的慘烈和慘痛後,我持特別謹慎的態度。但我仍有愛,我愛這片土地,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
我不愛黨,我愛這土地
我為什揦會有這樣的認識和說法?我之提出這樣的問題,皆因在親歷八九六四的慘烈之前,我也是個狂熱的愛國主義者。這種狂熱,當然與那時的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國家教育有關。
每天早晨在《東方紅》樂曲聲中起脇,每天被灌輸「敵人亡我之心不死」而深恨「敵國」,每天被鼓動得相信「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而不得不珍惜來之不易的「和平幸福」的日子……然而,當我置身乃至積極投身於「因一腔愛國熱血而爆發的八九學運直至八九民運」時,這種顯得天真,實質被強行灌輸的愛國情懷,在支撐覑我這個年輕人的積極行動時,並未被深刻地反思和質疑。直至六月四日凌晨,我湧動覑一腔愛國熱血的胸膛,面對了冰冷的刺刀,熱血與冷酷直接面對並激烈碰撞,二十多年的愛國主義盲信,才猛然間成了一個被質疑的人生問題。
中彈童屍激起愛國疑問
更有甚者,六月四日下午,當我在德勝門(或者是安定門?二十年前的事,在強行遺忘和努力記憶中,終於記不清了)又面對了一具胸前數個彈孔的9歲(聽當時憤怒地抬覑孩子的屍體的市民所說)孩子的屍體的時候,愛國熱血就不僅被冰冷的刺刀激起了洶湧的疑問,更被慘白小臉仰向天空的悲鳴,激蕩成滔天的憤恨!
隨後,這盲信、疑問與憤恨在囚牢的寂靜中,被置放在反思的窗口……我愛我的祖國啊,可是誰愛我呢?
終於走出囚牢的一刻,天空再也不是窗外的天空,大地再也不是想像的大地,親人再也不是記憶中的親人。但,更大的囚牢卻更加真實地把日日夜夜的日常生活圈定在一個看似無形,實質無處不在的牢籠內,而這牢籠的一個美麗包裝,就是愛國主義。
愛國主義旗幟下,所有事實都可以被截斷重組,甚至可以被遮罩、隱藏,甚而偽造。比如趙紫陽這個人名,在一些重大歷史事件面前也照樣被擦除。時間,在強權者的手裏被殘暴地強姦成遺忘的母親!
當國家還是統治者的壓迫工具時,我作為一個被壓迫者,要怎樣才能愛上這個用刺刀頂我胸膛,用槍彈殺我兄弟,用坦克輾壓生命,用鐵籠囚我身軀,用強權扭曲人性,用我們的財富一邊肥他自己的腰包、一邊編織囚禁所有人的無形監獄的統治工具呢?
我就愛家吧。
但何處是家園?我行走在這片土地上,每年還可以在奔波忙碌之餘回到故鄉看望父母,和兄弟相聚,和兒時的同學、朋友把酒敘舊。但王丹、王軍濤、王超華們,他們有的流亡國外二十年,有的被流放十多年了,他們連愛家的權利都被限制甚至可以說是被惡狠狠地剝奪了。
回家路上處處崗哨關卡
他們沒有放棄愛家的權利,他們在不懈地爭取覑回家。但回家的路上處處是強權的崗哨、關卡。
而其實即使可以回到這片土地,回到家中,回到父母身邊,又能怎樣?君不見劉曉波先生的處境嗎?只因簽署了《08憲章》,他再次家不能回了。這家你若不先愛國,又怎能任你用心去愛呢?
我自己九二年之後的經歷(八九至九二,我身陷囹圄),也更為切身地體會了這種強權邏輯扭曲的社會。你被處於監視之中,但說法是「特別管理人口」」(的確是人口也)而顯得有據可依;你可能莫名其妙地在旅行途中被請進賓館而失去人身自由,理由只是「國家需要」;你也可能因一名朋友的來訪而受到相關方面的高度重視,結果是大雨傾盆之夜,故鄉小鎮被全面封鎖;你也可能因「剝奪政治權利」卻連外出工作的權利一同被剝奪;你終於被恢復公民權了,可以外出工作了,但每到一個工作單位,相關部門就會立即趕到,你的職務升遷薪金收入當然都在掌控範圍之內;你可以自己開個公司吧,那就更麻煩了,隨便找個行政理由,小公司就可能成了大問題,客戶當然也會受到警告;你也可以談戀愛,但相關部門的人士絕不會以好色的名義,找你所愛的人談話,他們會直接的警告;你有私生活嗎?有隱私空間嗎?他們甚至可以直接地說:弄死你,像難死個螞蟻一樣,黑社會就可以出面辦到;你可以老老實實規規矩矩地活覑,但指望一邊批評政府一邊還想掙錢過好日子,門都沒有,想都別想。
我清楚地意識到:沒有憲政自由政府,政府權力不受憲政明確限制,基本人權不受憲政制度明確保障,代表政府行使統治權力之人一時的客氣,甚至最高行政權一時的客氣,都僅僅是權宜之計,而非法定如此。無憲政法律之保障,變為權力只在強權者手中了。
國家作為統治工具,誰願愛?
我的家在這樣的國裏,不愛國如何能真正愛家?王丹、王軍濤、王超華們要回家,前提條件擺在這裏,結果還要問嗎?
但,仍是那句話:國家作為統治工具,誰願愛誰愛去,我肯定不愛。我要愛只愛擁有自由的政府的國。我愛我的家,但絕不以愛國為前提,哪怕我因此不能愛我的家,像劉曉波先生那樣。
【文章經刪節,小標題及覑重點為編輯所加】
文﹕馬少方
2009年3月22日 星期日
教副學士和副學士先修課的老師說,問學生誰想升大學,大多數學生都舉手。那老師感概,為何你們不多用功呢,你們已經失去一個機會了。
經常說北京大學1912年由京師大學堂改組而成,是我國第一所現代的公立大學。翻看資料,原來蘇州東吳大學1901年已經開始招生了,也就是說私立大學比公立大學成立得更早。殖民地的香港,成立了八所公立大學,說是推動普及教育,卻一直不允許私立大學成立,除了想緊緊控制教育機會和知識傳遞外,還可以有什麼理由?
我們一直努力爭取成為under government control (UGC)的一份子,畢業後,爭取成為under economy control的中產階級。那些尚未under control的副學位學生,不少借債纍纍,仍深恐畢業後找不到工作。
在某強調創意的書院教書的朋友說,他的學生畢業後不少到了做理髮學徒、售貨員等等,不是因為他們在兩年的會考課程裡毫無長進,而是因為他們多數會成為會考成績中的底層。作別校園,馬上就要面對很多時不講道理,不原諒你沒經驗會犯錯的年青人。他叫學生努力讀書時,同時暗忖,努力也不一定可以令你繼續有書讀的。
長毛說,有錢人不相信香港教育,可能因為有錢人不需要under control。
經常說北京大學1912年由京師大學堂改組而成,是我國第一所現代的公立大學。翻看資料,原來蘇州東吳大學1901年已經開始招生了,也就是說私立大學比公立大學成立得更早。殖民地的香港,成立了八所公立大學,說是推動普及教育,卻一直不允許私立大學成立,除了想緊緊控制教育機會和知識傳遞外,還可以有什麼理由?
我們一直努力爭取成為under government control (UGC)的一份子,畢業後,爭取成為under economy control的中產階級。那些尚未under control的副學位學生,不少借債纍纍,仍深恐畢業後找不到工作。
在某強調創意的書院教書的朋友說,他的學生畢業後不少到了做理髮學徒、售貨員等等,不是因為他們在兩年的會考課程裡毫無長進,而是因為他們多數會成為會考成績中的底層。作別校園,馬上就要面對很多時不講道理,不原諒你沒經驗會犯錯的年青人。他叫學生努力讀書時,同時暗忖,努力也不一定可以令你繼續有書讀的。
長毛說,有錢人不相信香港教育,可能因為有錢人不需要under control。
2009年3月17日 星期二
如果我死了
如果有顆子彈要穿過我的腦袋,望它也衝破每一道緊閉的大門。Harvey Milk如是說。
Milk死了,他的摰友Scott來到Castro大門前,滿店都是哀悼的人,長街上悼念的燭光,如同20年來的四六燭光晚會。
大學有一個婆婆,經常出席本系的學術會議,而我和她結識,遠早於此。有一次,我在學生飯堂一個人吃碟頭飯,旁邊的食客剛走了,留下半碟飯,婆婆走過來,動手 就吃。我當時心裡酸起來,真可憐,這麼窮,飯也買不起來吃。我很膽小,沒跟她談話,更遑論主動買碟飯給她。後來,遇到一個德國年青人,是個素食者,他經常取別人剩下的飯餸來吃。其實,也沒什麼大不了,只要他不介意,原也沒什麼不對的。婆婆曾經送了一份禮物給我,是兩本學生會印刷的筆記簿,包在公文袋裡。我常常在會議和校園內碰到她,有時會聊幾句,細看之下,她總是愁眉苦臉,聽過別人談及她死去的丈夫,就更覺如是。如果她死了,又會怎樣?
大學的工友和建築工人喜歡在11時半左右吃午飯,大概是為了避開中午的人潮,事實上,幹活幹了一大早,肯定會餓了,哪像冷氣房裡的人,整天埋怨沒空做運動。我在學生飯堂遇過一個蓄鬍子的工人,他吃飯時,左手在摸他的鬍子,活像我喜歡看的古裝人物。他甫坐下,在我對面,他卻對著空氣說,大學的飯真貴,一陣又被某人叫去要做什麼事。我細心聆聽,不流露不耐煩的樣子,他卻沒意思講下去。如果他死了,又會怎樣?
Brokeback Mountain裡,當Ennis去到Jack父母的家,走入Jack小時候的房間,緩緩地打開衣櫃,兩人相識時的襯衣和外套,像攀藤般掛搭在一起。鏡頭不會發聲,而我聽到那年那月有人在黑暗中哭泣。
如果我死了,那會怎樣?老婆問過我這個問題,又給了回答,「你沒藉口不寫一部死亡哲學了」。其實,沒什麼值得如果,如果我死了,我還能用「我」字來開口說話嗎?如果你還在世,望你低頭之時,莫要流淚。
But surely unto Thee mine eyes did show
Why I am silent, and my lute unstrung;
Else it were better we should part, and go,
Thou to some lips of sweeter melody,
And I to nurse the barren memory
Of unkissed kisses, and songs never sung.
Silentium Amoris (The Silence of Love)
Oscar Wilde
Milk死了,他的摰友Scott來到Castro大門前,滿店都是哀悼的人,長街上悼念的燭光,如同20年來的四六燭光晚會。
大學有一個婆婆,經常出席本系的學術會議,而我和她結識,遠早於此。有一次,我在學生飯堂一個人吃碟頭飯,旁邊的食客剛走了,留下半碟飯,婆婆走過來,動手 就吃。我當時心裡酸起來,真可憐,這麼窮,飯也買不起來吃。我很膽小,沒跟她談話,更遑論主動買碟飯給她。後來,遇到一個德國年青人,是個素食者,他經常取別人剩下的飯餸來吃。其實,也沒什麼大不了,只要他不介意,原也沒什麼不對的。婆婆曾經送了一份禮物給我,是兩本學生會印刷的筆記簿,包在公文袋裡。我常常在會議和校園內碰到她,有時會聊幾句,細看之下,她總是愁眉苦臉,聽過別人談及她死去的丈夫,就更覺如是。如果她死了,又會怎樣?
大學的工友和建築工人喜歡在11時半左右吃午飯,大概是為了避開中午的人潮,事實上,幹活幹了一大早,肯定會餓了,哪像冷氣房裡的人,整天埋怨沒空做運動。我在學生飯堂遇過一個蓄鬍子的工人,他吃飯時,左手在摸他的鬍子,活像我喜歡看的古裝人物。他甫坐下,在我對面,他卻對著空氣說,大學的飯真貴,一陣又被某人叫去要做什麼事。我細心聆聽,不流露不耐煩的樣子,他卻沒意思講下去。如果他死了,又會怎樣?
Brokeback Mountain裡,當Ennis去到Jack父母的家,走入Jack小時候的房間,緩緩地打開衣櫃,兩人相識時的襯衣和外套,像攀藤般掛搭在一起。鏡頭不會發聲,而我聽到那年那月有人在黑暗中哭泣。
如果我死了,那會怎樣?老婆問過我這個問題,又給了回答,「你沒藉口不寫一部死亡哲學了」。其實,沒什麼值得如果,如果我死了,我還能用「我」字來開口說話嗎?如果你還在世,望你低頭之時,莫要流淚。
But surely unto Thee mine eyes did show
Why I am silent, and my lute unstrung;
Else it were better we should part, and go,
Thou to some lips of sweeter melody,
And I to nurse the barren memory
Of unkissed kisses, and songs never sung.
Silentium Amoris (The Silence of Love)
Oscar Wilde
2009年3月16日 星期一
在一起就好
電視節目裡,一位本地女白領鄭重地說,大學畢業兩年,現在月入三萬,還未遇到收入比她高的男性朋友。我忽然想起電影裡一幕,四名穿皮草高跟鞋的模特兒,行完天橋慶功後,途經魚類肉類水果批發市場,意猶未盡,見到幾名忙於包裝的商販,就逗這幾個男人玩,然後在貨架和貨倉大門後各自找浪漫。這是Cédric Klapisch2008年拍的《巴黎》。
也許有人覺得洋人總是較開放,電影賣弄歐陸風情,正如有些大陸媒體批評賈璋柯拍民工受騙,礦工意外,三峽人民逼遷,是販賣中國人民的感情來換取國際獎項。我不知道洋人是不是特別喜歡看賈璋柯,來踐踏我國人民,以獲得民族優越感。不過,當我看到民工遇雪災上不了車,見不到家,蹲在火車站的樣子,我並不好過,而《巴黎》那種氣氛,我也未曾在中環感受到。
即使是基層市民的生活,也不是用捉襟見肘、買六合彩望發達的橋段能足以描繪。當年天使愛美麗女主角做的《Ensemble c’est tout》裡,就沒有華麗的衣裳,離奇的情節。女主角自力更生,得粗獷的在餐館做厨房的男主角收容在家,她發高燒躺在他床上,男主角的同屋朋友第一次幫她換衣服,照顧她,並沒有想過乘機佔便宜。後來,三人共住,男主角叫舞妓回家享樂,開大音樂,她一怒之下把HIFI丟出窗外,兩人始終能朝夕共處,一起去鄉下過宰豬節。
電視節目談港女港男,介紹一個人,惟恐不合新聞標準,總是毫不遺漏地列出職業、收入、感情狀況。然後,一一說清楚自己對港男港女的意見,像答一早設好的問卷一樣。我很懷疑,這樣的節目到底披露了多少真實。坦白說,到底女性最不能接受男性什麼?男性為什麼寧願在家打機也不外出?如果我是主持人,我會問女人,男人偶爾看AV和瞟漂亮的女孩,你覺得怎樣?我會問男人,你覺得商場的設計是不是太不人性化,香港的所謂「公眾場所」是不是缺乏寧靜浪漫的空間?
大陸流行說和諧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分歧會影響感情,我們應該互相體解,化解分歧,電影節目也呼籲大家,兩性之間多些了解,減少敵對。待人友善,自然是人類社會的基本德性,但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樂於被職業、收入、感情狀況所捆綁,不滿身邊的伴侶收入不夠高,工作沒前景,揮霍,外表差,沒上進心,同自己唔襯。說到底,喜歡一個人,不就是想跟他/她一起生活嗎?如果伴侶越來越令自己感到沮喪,那就重新再來呀,何必要折騰對方,感情不能開花結果,幹嗎還要對伴侶落井下石?《巴黎》的男主角得了心臟衰竭,他心繫舊愛,在派對裡挽留她,一再被拒絕,大家沒有黑面和冷戰,繼續飲酒跳舞,彷彿剛才的對話只是天氣報告,喔噢,一切完結,一切如常。
《海角七號》的阿嘉,一切都看不順眼,偌大的台北令他憤怒,家鄉小小的錄音室也令他待不下去,本省人、外省人、日本人、老人、年青人通通都合不來。要在一起,要不要首先退下來,給別人多些空間?要不要維持表面的和諧,牽強的團結,浮淺的諒解?無論能不能回答,人都是要在一起,不管是老爸望他留在家,日本人要做生意,本省人要別人瞧得起,阿嘉喜歡了她,都是全片氣氛鬆下來的線索。
也許有人覺得洋人總是較開放,電影賣弄歐陸風情,正如有些大陸媒體批評賈璋柯拍民工受騙,礦工意外,三峽人民逼遷,是販賣中國人民的感情來換取國際獎項。我不知道洋人是不是特別喜歡看賈璋柯,來踐踏我國人民,以獲得民族優越感。不過,當我看到民工遇雪災上不了車,見不到家,蹲在火車站的樣子,我並不好過,而《巴黎》那種氣氛,我也未曾在中環感受到。
即使是基層市民的生活,也不是用捉襟見肘、買六合彩望發達的橋段能足以描繪。當年天使愛美麗女主角做的《Ensemble c’est tout》裡,就沒有華麗的衣裳,離奇的情節。女主角自力更生,得粗獷的在餐館做厨房的男主角收容在家,她發高燒躺在他床上,男主角的同屋朋友第一次幫她換衣服,照顧她,並沒有想過乘機佔便宜。後來,三人共住,男主角叫舞妓回家享樂,開大音樂,她一怒之下把HIFI丟出窗外,兩人始終能朝夕共處,一起去鄉下過宰豬節。
電視節目談港女港男,介紹一個人,惟恐不合新聞標準,總是毫不遺漏地列出職業、收入、感情狀況。然後,一一說清楚自己對港男港女的意見,像答一早設好的問卷一樣。我很懷疑,這樣的節目到底披露了多少真實。坦白說,到底女性最不能接受男性什麼?男性為什麼寧願在家打機也不外出?如果我是主持人,我會問女人,男人偶爾看AV和瞟漂亮的女孩,你覺得怎樣?我會問男人,你覺得商場的設計是不是太不人性化,香港的所謂「公眾場所」是不是缺乏寧靜浪漫的空間?
大陸流行說和諧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分歧會影響感情,我們應該互相體解,化解分歧,電影節目也呼籲大家,兩性之間多些了解,減少敵對。待人友善,自然是人類社會的基本德性,但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樂於被職業、收入、感情狀況所捆綁,不滿身邊的伴侶收入不夠高,工作沒前景,揮霍,外表差,沒上進心,同自己唔襯。說到底,喜歡一個人,不就是想跟他/她一起生活嗎?如果伴侶越來越令自己感到沮喪,那就重新再來呀,何必要折騰對方,感情不能開花結果,幹嗎還要對伴侶落井下石?《巴黎》的男主角得了心臟衰竭,他心繫舊愛,在派對裡挽留她,一再被拒絕,大家沒有黑面和冷戰,繼續飲酒跳舞,彷彿剛才的對話只是天氣報告,喔噢,一切完結,一切如常。
《海角七號》的阿嘉,一切都看不順眼,偌大的台北令他憤怒,家鄉小小的錄音室也令他待不下去,本省人、外省人、日本人、老人、年青人通通都合不來。要在一起,要不要首先退下來,給別人多些空間?要不要維持表面的和諧,牽強的團結,浮淺的諒解?無論能不能回答,人都是要在一起,不管是老爸望他留在家,日本人要做生意,本省人要別人瞧得起,阿嘉喜歡了她,都是全片氣氛鬆下來的線索。
2009年3月14日 星期六
《水中之書》甫開始,女主角Vivien問觀眾,你們當中誰人感到快樂?我毫不猶豫地舉手,儘管我坐在上層最尾三排。主角馬上當頭棒喝,你們稱自己感到快樂,其實你們根本不知道何謂快樂。
她的男友Jason自稱金融才俊,可惜事業遇重大挫敗,差不多要發瘋。他很清楚自己要幹甚麼,住半山區望維港,三十來歲做總裁然後結婚,並且事業上的成就真使他真相信自己的能力,這類人是香港典型的中產階級,至少是中產階級的偶像。
Vivien經常說不知道自己想幹些什麼,人生有什麼目標,起初能夠跟Jason相戀,是很自然的事,就像不知道有什麼景點可看的旅客,自自然然就參加旅行團,讓導遊由頭到尾引領你的目光,拍預定的風景。
這樣的男女配搭,兩個最極端的結局是,要嗎Vivien永不改變,照舊跟隨她男友的步伐,掩蓋自己真正的意願,要嗎就是Vivien變得獨立,走自己的路,與Jason無法再走在一起。劇中發展了第二條路,我覺得有趣的是,為什麼總是走向極端,不可能是中間路線,為什麼總是要嗎埋沒自我,要嗎就發現真我。難道人總是在走鋼線,要嗎墮下粉身碎骨,要嗎堅定不移,雄糾糾前進?
劇中問什麼叫發現真我,讓真正的自己綻放?容易令人聯想起某種通俗化的存在主義。卡繆的卡里古拉曾說:「存在和幸福之間,並不存在選擇。」中國先賢看出,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沒有選擇難道不是人生最根本最真實的處境嗎?哪裡來的真我?
Jason去通靈,發現自己前兩世是巴哈,劇中來回播放巴哈特色的複音音樂,是Cello unaccompanied,由此呼應他一直壓抑另一個自由的自己。沒有一個壓抑另一個,又哪來真正的自己?沒有金額資本主義,哪裡會有金融才俊的人生目標?由此看,揭露一切形式的個人壓抑和集體壓逼,比真我更為基本,而且這正是真我和他人無法了斷的糾結。正如巴哈的樂曲,既是複音,也是無伴奏,熟先熟後,哪能分清。
高行健的《叩問死亡》裡有一句令我難忘的對白:「人的所作所為就如水中撈月一樣,不僅徒勞,而且可能還撈到一手汙泥,但重要的是俯身撈月時的那種姿勢,那份美感。偌大的世界就剩下這點意思。」尋找自己真正嚮往的快樂,是全劇點晴的意象,水中書,在我看來,除了妙筆生花的美感外,起碼還有振筆直書的力度。
她的男友Jason自稱金融才俊,可惜事業遇重大挫敗,差不多要發瘋。他很清楚自己要幹甚麼,住半山區望維港,三十來歲做總裁然後結婚,並且事業上的成就真使他真相信自己的能力,這類人是香港典型的中產階級,至少是中產階級的偶像。
Vivien經常說不知道自己想幹些什麼,人生有什麼目標,起初能夠跟Jason相戀,是很自然的事,就像不知道有什麼景點可看的旅客,自自然然就參加旅行團,讓導遊由頭到尾引領你的目光,拍預定的風景。
這樣的男女配搭,兩個最極端的結局是,要嗎Vivien永不改變,照舊跟隨她男友的步伐,掩蓋自己真正的意願,要嗎就是Vivien變得獨立,走自己的路,與Jason無法再走在一起。劇中發展了第二條路,我覺得有趣的是,為什麼總是走向極端,不可能是中間路線,為什麼總是要嗎埋沒自我,要嗎就發現真我。難道人總是在走鋼線,要嗎墮下粉身碎骨,要嗎堅定不移,雄糾糾前進?
劇中問什麼叫發現真我,讓真正的自己綻放?容易令人聯想起某種通俗化的存在主義。卡繆的卡里古拉曾說:「存在和幸福之間,並不存在選擇。」中國先賢看出,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沒有選擇難道不是人生最根本最真實的處境嗎?哪裡來的真我?
Jason去通靈,發現自己前兩世是巴哈,劇中來回播放巴哈特色的複音音樂,是Cello unaccompanied,由此呼應他一直壓抑另一個自由的自己。沒有一個壓抑另一個,又哪來真正的自己?沒有金額資本主義,哪裡會有金融才俊的人生目標?由此看,揭露一切形式的個人壓抑和集體壓逼,比真我更為基本,而且這正是真我和他人無法了斷的糾結。正如巴哈的樂曲,既是複音,也是無伴奏,熟先熟後,哪能分清。
高行健的《叩問死亡》裡有一句令我難忘的對白:「人的所作所為就如水中撈月一樣,不僅徒勞,而且可能還撈到一手汙泥,但重要的是俯身撈月時的那種姿勢,那份美感。偌大的世界就剩下這點意思。」尋找自己真正嚮往的快樂,是全劇點晴的意象,水中書,在我看來,除了妙筆生花的美感外,起碼還有振筆直書的力度。
2009年2月23日 星期一
2009年2月21日 星期六
早上,Y和我躺在床上打趣說,張愛玲生前自己賣文發財,身後令大批研究者發財,豈不美哉!
這幾年來,除了對現象學下過一些認真的功夫外,深知書海之大,所識乃鳳毛麟角。對文學這一大塊寶藏,尤其是文學評論,它總是處於藝術與學問兩者之間,很難要求它像哲學那樣以論證來探討真理。文學尤其與所運用的語言風格相關,越是沉浸在一個語言的歷史文化裡,閱讀過一個傳統的偉大作品,就自然掌握該語言的品味,一種鑑賞的眼光。這方面,往往很細緻,很微妙,沒有相關的語言傳統往往難以體會。
某一些哲學好像有相類的情況,缺乏相關的語言背景,的確是體會不到閱讀的趣味,例如Derrida就是一個例子。他總喜歡抓住法語、法語的母親拉丁語、時敵時友的德語和歐語的祖先希臘語的特殊用語,反覆反析一個詞語或講法所牽連的文化現象,彷彿要你的閱讀的眼光穿過書頁,神遊歐洲。古人說力透紙背,Derrida的確很會突顯語言的力量。
我是個德語和法語的初學者,希望有天會讀法語和德語的文學作品,感受他們的力量。
這幾年來,除了對現象學下過一些認真的功夫外,深知書海之大,所識乃鳳毛麟角。對文學這一大塊寶藏,尤其是文學評論,它總是處於藝術與學問兩者之間,很難要求它像哲學那樣以論證來探討真理。文學尤其與所運用的語言風格相關,越是沉浸在一個語言的歷史文化裡,閱讀過一個傳統的偉大作品,就自然掌握該語言的品味,一種鑑賞的眼光。這方面,往往很細緻,很微妙,沒有相關的語言傳統往往難以體會。
某一些哲學好像有相類的情況,缺乏相關的語言背景,的確是體會不到閱讀的趣味,例如Derrida就是一個例子。他總喜歡抓住法語、法語的母親拉丁語、時敵時友的德語和歐語的祖先希臘語的特殊用語,反覆反析一個詞語或講法所牽連的文化現象,彷彿要你的閱讀的眼光穿過書頁,神遊歐洲。古人說力透紙背,Derrida的確很會突顯語言的力量。
我是個德語和法語的初學者,希望有天會讀法語和德語的文學作品,感受他們的力量。
签名
——仍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
廖偉棠
在黑纸上用黑笔签名,在雪地上
用星星一样的粗盐签名,在太平洋上
用一个接一个的波浪签名——
直到它们遇上礁石,变成一纳米的痕迹。
仍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
黑马上的黑色骑手送来一封着火的信简,
我用冰在火焰上签名,扑簌落下的
是飞了七天七夜的燕子携带的雨水。
仍有人摇铃,催促清晨的挖掘者动身
前往城市边缘冻硬的稻田,
在那里还有一万个签名在白霜中冰封——
不,也许只有一个,一个签名碰断了你的铁镐。
仍有人在荒芜的街头拾穗,烈日下
一再弯腰;仍有人饥饿着半夜起来
摇晃着大门;仍有人拆散了我的姓氏的部首
把其中最锋利的一撇递还与我。
仍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
大街上汽车在燃烧,我们围聚在
火焰旁继续用汽油签名。地球是一颗钻石,
但我们用倾囊而出的尘埃签名。
2008.12.20.
——仍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
廖偉棠
在黑纸上用黑笔签名,在雪地上
用星星一样的粗盐签名,在太平洋上
用一个接一个的波浪签名——
直到它们遇上礁石,变成一纳米的痕迹。
仍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
黑马上的黑色骑手送来一封着火的信简,
我用冰在火焰上签名,扑簌落下的
是飞了七天七夜的燕子携带的雨水。
仍有人摇铃,催促清晨的挖掘者动身
前往城市边缘冻硬的稻田,
在那里还有一万个签名在白霜中冰封——
不,也许只有一个,一个签名碰断了你的铁镐。
仍有人在荒芜的街头拾穗,烈日下
一再弯腰;仍有人饥饿着半夜起来
摇晃着大门;仍有人拆散了我的姓氏的部首
把其中最锋利的一撇递还与我。
仍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
大街上汽车在燃烧,我们围聚在
火焰旁继续用汽油签名。地球是一颗钻石,
但我们用倾囊而出的尘埃签名。
2008.12.20.
2009年2月20日 星期五
To the Cuckoo, W. Wordsworth
O blithe newcomer! I have heard,
I hear thee and rejoice:
O Cuckoo! shall I call thee bird,
Or but a wandering Voice?
While I am lying on the grass
Thy twofold shout I hear;
From hill to hill it seems to pass,
At once far off and near.
Though babbling only to the vale
Of sunshine and of flowers,
Thou bringest unto me a tale
Of visionary hours.
Thrice welcome, darling of the Spring!
Even yet thou art to me
No bird, but an invisible thing,
A voice, a mystery;
The same whom in my schoolboy days
I listened to; that Cry
Which made me look a thousand ways
In bush, and tree, and sky.
To seek thee did I often rove
Through woods and on the green;
And thou wert still a hope, a love;
Still longed for, never seen!
And I can listen to thee yet;
Can lie upon the plain
And listen, till I do beget
That golden time again.
O blessed birth! the earth we pace
Again appears to be
An unsubstantial, fairy place,
That is fit home for Thee!
O blithe newcomer! I have heard,
I hear thee and rejoice:
O Cuckoo! shall I call thee bird,
Or but a wandering Voice?
While I am lying on the grass
Thy twofold shout I hear;
From hill to hill it seems to pass,
At once far off and near.
Though babbling only to the vale
Of sunshine and of flowers,
Thou bringest unto me a tale
Of visionary hours.
Thrice welcome, darling of the Spring!
Even yet thou art to me
No bird, but an invisible thing,
A voice, a mystery;
The same whom in my schoolboy days
I listened to; that Cry
Which made me look a thousand ways
In bush, and tree, and sky.
To seek thee did I often rove
Through woods and on the green;
And thou wert still a hope, a love;
Still longed for, never seen!
And I can listen to thee yet;
Can lie upon the plain
And listen, till I do beget
That golden time again.
O blessed birth! the earth we pace
Again appears to be
An unsubstantial, fairy place,
That is fit home for Thee!
2009年2月8日 星期日
2009年2月7日 星期六
2009年1月26日 星期一
2009年1月25日 星期日
已經很久沒讀到令人興起思考的趣味,令人手不釋卷的思想史。
很長一段時間,接觸過的思想史,不是沒有表達研究者的思想,就是沒有研究對象的思想,也就是說,要嗎就是孔子語錄的語譯,要嗎就是孔子語錄的考證訓詁。
最近一個月,我在追縱余英時其中一個研究課題,清代思想史的特徵,其與宋明思想史的承傳關係。不得不向人推介他的早年力作《論戴震與章學誠》,通過這兩位人物,顯示出程朱理學在他們身上的烙印,同時是二人激烈反叛的旗幟,突出了一向僅被視為考證學的清學的義理性格。
余英時在回憶錢先生的文章裡,述錢先生的學問承北宋集文史義理於一身的風格,並不偏於南宋至明的陸王心學一系,故其晚年大著《朱子新學案》也是在這個意義下,興起重新研究朱熹的要求。
我想到了近日有人批評我論文中用「中國思想傳統」一語,帶有暗示中國沒有哲學的論斷。我承認,我多少有這個意思,我認同錢先生而明確地認為,中國雖有學術傳統,但這個傳統似乎很不適合用哲學一詞來形容,如果哲學是指歐陸哲學那一種傳統的話。我認為有必要辨識中國學術傳統,歐陸哲學傳統和二十世紀中國學人從事的中國哲學的方式,這三類研究的特色,才能真正處理「中國哲學」這一大領域的基本問題。
下一個課題我想了解的,是他對宋明理學和政治文化的研究,特別是朱熹。
很長一段時間,接觸過的思想史,不是沒有表達研究者的思想,就是沒有研究對象的思想,也就是說,要嗎就是孔子語錄的語譯,要嗎就是孔子語錄的考證訓詁。
最近一個月,我在追縱余英時其中一個研究課題,清代思想史的特徵,其與宋明思想史的承傳關係。不得不向人推介他的早年力作《論戴震與章學誠》,通過這兩位人物,顯示出程朱理學在他們身上的烙印,同時是二人激烈反叛的旗幟,突出了一向僅被視為考證學的清學的義理性格。
余英時在回憶錢先生的文章裡,述錢先生的學問承北宋集文史義理於一身的風格,並不偏於南宋至明的陸王心學一系,故其晚年大著《朱子新學案》也是在這個意義下,興起重新研究朱熹的要求。
我想到了近日有人批評我論文中用「中國思想傳統」一語,帶有暗示中國沒有哲學的論斷。我承認,我多少有這個意思,我認同錢先生而明確地認為,中國雖有學術傳統,但這個傳統似乎很不適合用哲學一詞來形容,如果哲學是指歐陸哲學那一種傳統的話。我認為有必要辨識中國學術傳統,歐陸哲學傳統和二十世紀中國學人從事的中國哲學的方式,這三類研究的特色,才能真正處理「中國哲學」這一大領域的基本問題。
下一個課題我想了解的,是他對宋明理學和政治文化的研究,特別是朱熹。
"We must cease once and for all to describe the effects of power in negative terms: it ‘excludes’, it ‘represses’, it ‘censors’, it ‘abstracts’, it ‘masks’, it ‘conceals’. In fact, power produces; it produces reality; it produces domains of objects and rituals of truth. The individual and the knowledge that may be gained of him belong to this production."
Discipline and Punish, 194
Discipline and Punish, 194
2009年1月21日 星期三
Beauty, when it manifests itself in cinematography, lies not in
the story itself, which could quite easily be recounted in prose
and still less in the ideas which this story may evoke; nor indeed
does it lie in the tics, mannerisms and devices that serve to identify
a director, for their influence is no more decisive than that
of a writer’s favourite words. What matters is the selection of
episodes to be represented and, in each one, the choice of shots
that will be featured in the film, the length of time allotted to
these elements, the order in which they are to be presented, the
sound or words with which they are or are not to be accompanied.
Taken together, all these factors contribute to form a
particular overall cinematographical rhythm. When cinema has
become a longer-established facet of our experience, we will be
able to devise a sort of logic, grammar, or stylistics, of the
cinema which will tell us – on the basis of our knowledge of
existing works – the precise weight to accord to each element in
a typical structural grouping, in order that it can take its place
there harmoniously. But as is the case with all such rule-books
where art is concerned, it could only ever serve to make explicit
the relationships which already exist in successful completed
art and the world of perception works and to inspire other reasonable attempts.
Merleau-Ponty, World of Perception p.98
the story itself, which could quite easily be recounted in prose
and still less in the ideas which this story may evoke; nor indeed
does it lie in the tics, mannerisms and devices that serve to identify
a director, for their influence is no more decisive than that
of a writer’s favourite words. What matters is the selection of
episodes to be represented and, in each one, the choice of shots
that will be featured in the film, the length of time allotted to
these elements, the order in which they are to be presented, the
sound or words with which they are or are not to be accompanied.
Taken together, all these factors contribute to form a
particular overall cinematographical rhythm. When cinema has
become a longer-established facet of our experience, we will be
able to devise a sort of logic, grammar, or stylistics, of the
cinema which will tell us – on the basis of our knowledge of
existing works – the precise weight to accord to each element in
a typical structural grouping, in order that it can take its place
there harmoniously. But as is the case with all such rule-books
where art is concerned, it could only ever serve to make explicit
the relationships which already exist in successful completed
art and the world of perception works and to inspire other reasonable attempts.
Merleau-Ponty, World of Perception p.98
2009年1月12日 星期一
2009年1月10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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