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van Chvatik先生，是捷克的理論研究中心Jan Patocka檔案館的主任。他27歲的時候，在布拉格上了Patocka的哲學研討班，自此他的一生改變了。

今天第一次進入Patocka檔案館，Chvatik先生拿出捲藏起來的1977年法國世界報頭版，讓我們一睹Paul Ricoeur為Patocka逝世而寫的文章，題為Jan Patocka: le philosophe resistant（抗爭的哲學家）。

Patocka一生，真正在大學講課的時間，不過六七年，因為戰後的捷克是共產世界。他因為抗議共產黨和蘇俄，被開除教席，多番被警察盤問。然而，他沒有放棄研究，不斷在地下寫作和辦討論會。他死後十年間，Chvatik先生就在地下為他出版了27卷著作，不少來自他的地下討論會的講辭整理出來。在檔案館裡，有一個衣櫃般大的文件櫃，按時序排列了他自1936年以來的手稿，每一頁都是他的字跡，以捷克文為主，夾雜法文德文希臘文和拉丁文。

他的手稿自然也有一般手稿的特色，兩三行裡總有幾個字改了又改，劃了又再改，好像有些意思總是表達不了，有些話還未講完。

Chvatik先生從書架上抽出一本又一本的Patocka譯本給我們看，有波斯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日文等，認真地翻開每本的出版日期和譯者，彷似要告訴我們，有些東西並不是一時一地才會關注，世界上雖然有很多不同的聲音，但有某些話大家都要說出口的。

稱他為抗爭的哲學家，一點也沒加潤飾，Patocka是1977年的七七憲章起草人。七七憲章有一個字，表示爭取每一個人的自由，不是一個人的私欲，而是co-responsibility。Chvatik先生，年青時代由物理學轉讀哲學，至今成為六十多歲的老頭，一輩子守著檔案館，守護著這個一輩子為理想而爭取自由的Patocka。

面對強權的共產黨，面對毫不羞愧的矯飾和赤裸的暴力，除了屈服與抗爭之外，還可以有第三條路嗎？

我要叩問我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