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20日 星期五

Ivan Chvatik先生,是捷克的理論研究中心Jan Patocka檔案館的主任。他27歲的時候,在布拉格上了Patocka的哲學研討班,自此他的一生改變了。

今天第一次進入Patocka檔案館,Chvatik先生拿出捲藏起來的1977年法國世界報頭版,讓我們一睹Paul Ricoeur為Patocka逝世而寫的文章,題為Jan Patocka: le philosophe resistant(抗爭的哲學家)。

Patocka一生,真正在大學講課的時間,不過六七年,因為戰後的捷克是共產世界。他因為抗議共產黨和蘇俄,被開除教席,多番被警察盤問。然而,他沒有放棄研究,不斷在地下寫作和辦討論會。他死後十年間,Chvatik先生就在地下為他出版了27卷著作,不少來自他的地下討論會的講辭整理出來。在檔案館裡,有一個衣櫃般大的文件櫃,按時序排列了他自1936年以來的手稿,每一頁都是他的字跡,以捷克文為主,夾雜法文德文希臘文和拉丁文。

他的手稿自然也有一般手稿的特色,兩三行裡總有幾個字改了又改,劃了又再改,好像有些意思總是表達不了,有些話還未講完。

Chvatik先生從書架上抽出一本又一本的Patocka譯本給我們看,有波斯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日文等,認真地翻開每本的出版日期和譯者,彷似要告訴我們,有些東西並不是一時一地才會關注,世界上雖然有很多不同的聲音,但有某些話大家都要說出口的。

稱他為抗爭的哲學家,一點也沒加潤飾,Patocka是1977年的七七憲章起草人。七七憲章有一個字,表示爭取每一個人的自由,不是一個人的私欲,而是co-responsibility。Chvatik先生,年青時代由物理學轉讀哲學,至今成為六十多歲的老頭,一輩子守著檔案館,守護著這個一輩子為理想而爭取自由的Patocka。

面對強權的共產黨,面對毫不羞愧的矯飾和赤裸的暴力,除了屈服與抗爭之外,還可以有第三條路嗎?

我要叩問我的良心。

沒有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