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很久沒讀到令人興起思考的趣味，令人手不釋卷的思想史。

很長一段時間，接觸過的思想史，不是沒有表達研究者的思想，就是沒有研究對象的思想，也就是說，要嗎就是孔子語錄的語譯，要嗎就是孔子語錄的考證訓詁。

最近一個月，我在追縱余英時其中一個研究課題，清代思想史的特徵，其與宋明思想史的承傳關係。不得不向人推介他的早年力作《論戴震與章學誠》，通過這兩位人物，顯示出程朱理學在他們身上的烙印，同時是二人激烈反叛的旗幟，突出了一向僅被視為考證學的清學的義理性格。

余英時在回憶錢先生的文章裡，述錢先生的學問承北宋集文史義理於一身的風格，並不偏於南宋至明的陸王心學一系，故其晚年大著《朱子新學案》也是在這個意義下，興起重新研究朱熹的要求。

我想到了近日有人批評我論文中用「中國思想傳統」一語，帶有暗示中國沒有哲學的論斷。我承認，我多少有這個意思，我認同錢先生而明確地認為，中國雖有學術傳統，但這個傳統似乎很不適合用哲學一詞來形容，如果哲學是指歐陸哲學那一種傳統的話。我認為有必要辨識中國學術傳統，歐陸哲學傳統和二十世紀中國學人從事的中國哲學的方式，這三類研究的特色，才能真正處理「中國哲學」這一大領域的基本問題。

下一個課題我想了解的，是他對宋明理學和政治文化的研究，特別是朱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