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阻礙人類文化成長的罪行

幾年前，有學者提議在北京大學立孔子像，引起文化界一陣討論。要知道五四運動的發源地，是當年打倒孔家店的戰場，在那裡立孔子像無疑是要推動一場文化更生運動。去年，在孔子像站立的新亞書院，又立了唐君毅先生像，香港中文大學可能是中港台三地唯一一個地方，樹立了兩個銅像記念儒家文化的創始人和其當代精神最傑出的守護者。這所立志傳承文化的大學，今年卻發出公開信件禁止學生樹立雕塑，記念1989年春夏之交的天安門事件，理由是保持「政治中立」。大學當是歷史的捍衛者嗎？還是在政治權力前屈膝的行政機器？

書院精神乃批判國是

學術為獨立求真之事業，自不應為任何政治或經濟權力服務，這是知識份子應有的自覺。中文大學各書院中，最早於1949年成立的新亞書院，就彷效宋明書院之風，與在位者保持一定距離，以求保持獨立，各書院自設其學程和科目，又致力聯繫其他民辦書院，邀學者來往講學，以樹立同儕切磋求真的精神。書院看似與政治無涉，可是，明代朝中每有黨爭，必對書院加以整頓，由此可見書院形成的士人文化，實對政治形成一定的評議力量。新亞書院草創，諸位先生在1958年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副題為「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除了提出研究中國學問應有的意識之外，更將中國學問和文化放在世界的舞台，以求重新認識中西文化之差異和關聯。從跨文化的角度出發，他們不僅看到中西文化各自的危機，更看到當權者如何運用西方馬克思的思想來奪取政權，而其代價就是進一步毁棄中國文化的價值。在此，新儒家要提倡的文化更生，自然得追溯到政治的局勢和其原因，也就是說，這個局勢是中國文化精神失落的根本原因。因此，他們也分析了當時的政治局勢：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取得政權，我們亦不能忽視二重大的事實。第一、即共黨之坐大，初由於以共同抗日為號召，這是憑藉中華民族之民族意識。第二、共黨之能取國民政府之政權而代之，其初祇是與其他民主黨派聯合，以要求國民黨還政於民，於是使國民黨之黨治，先在精神上解體。這是憑藉中國人民之民主要求，造成國民黨精神之崩潰，而收其果實。由此二者，即可證明中共今雖然在思想上要一面倒於蘇俄，並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然其所以有此表面的成功，仍正由於它憑藉了中國人民之民族意識及民主要求，而不是由於人民先正面的接受了馬列主義專政思想。因此馬列主義之專政思想，是決不能長久成為中國文化與政治之最高指導原則的。」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我們當重新檢討他們的論據。可是，我想在此指出，新亞書院之為「新亞」的意義，就是要建立一新亞洲，一方面擺脫殖民主義，另一方面在追求獨立建國的過程中，重新研究、批判和樹立本有的文化精神。因為他們深信，一個歷史悠久的文化，自有其文化精神使其悠久不衰，而這是任何當政者都不應隨便摧毀，而倘若他們作了任何摧毀文化的舉動，都不能逃離學理的判斷和追究，而事實上新儒家的研究就要證明這一點。新亞的理想，就是主張學術研究當不受時局和當政者之唆擺，站在學理的基礎上，批判當下的時局和在位者，以理直氣壯的精神而毫不畏懼，這是我所理解的書院精神。彷效法國思想家沙特(Jean-Paul Sartre)的說法，文學不該理解為純粹寫作和閱讀，而是文學本身就是投身介入社會(我意譯littérature engagée)，因此不能逃避社會大眾的批評，也不能漠視社會時局的切身關係。新亞的文化理想，雖非投筆從戎，卻也是投身介入國是前途。

中國需要民主的文化根源

誠然，今天我們都知道新亞早年受國民黨資助，不少學者亦樂於在親國民黨的刊物上撰文，而新儒家到底多大程度不合理地推崇漢族中心主義，亦是一個當代學術界注意到的問題。然而，我們當從學理上加以研究和批判，而不能據某一政治立場來全盤接受或全盤否定其學術貢獻，更不能因此就主張「政治中立」，以為學術和政治的關係可以輕易一刀兩斷。唐君毅先生在1976年〈從科學與玄學論戰談君勱先生的思想〉一文中，談到治學的理想：「中國之所謂國士、天下士，都是一體兩面，退則為學術，授徒講學，著書立說；進則從政，治國平天下。我個人很慚愧；雖著了一些書；卻不能用世。不過；我仍認為：退則為學術，進則負天下國家之責任，應當是中國學人之理想。」負天下國家之責任，不是說知識份子有這個號召天下的能耐，可是如果迴避了判斷時局，批判文化，實有愧於社會大眾對知識份子、國士和天下士的期盼。

我們的國家目前需要甚麼？1958年〈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經已指出中國需要民主的原因：「民主之政治制度，乃使居政治上之公位之人，皆可進可退。而在君主制度下，此君主縱為聖君，然其一居君位，即能進而不能退。縱有聖人在下，永無為君之一日，則又能退而不能進。然本於人之道德主體對其自身之主宰性，則必要求使其自身之活動之表 現於政治之上者，其進其退，皆同為可能。此中即有中國文化中之道德精神與君主制度之根本矛盾。而此矛盾，祇有由肯定人人皆平等為政治的主體之民主憲政加以解決，而民主憲政亦即成為中國文化中之道德精神自身發展之所要求。今日中國之民主建國，乃中國歷史文化發展至今之一大事業，而必當求其成功者，其最深理由，亦即在此。」幾位先生指出了中國政治文化的內在毛病，就是不加質疑君主的合理性，這一方面說明了辛亥革命推翻君主制的貢獻，另一方面要確立民主制才能解決中國政治文化中的問題。如果我們認為追求民主只是西方的事，中國無此需要，根據〈宣言〉的分析，這仍然停留在漢族中心主義立論，沒有從跨文化的歷史經驗和哲學反思來處理中國目前的問題。如果我們考究馬克思(Karl Marx)哲學，會發現馬克思在1875年Critique du programme de Gotha一文裡（在其身後才正式出版），指出從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我們需要「國家」轉型，擺脫商品交易的市民社會所支配的政府，擺脫單純由議會主導的政府，建立新形式的政治。這跟中國當前的資本家和黨政機關結合的局勢，仍然有一定啟迪。它反映出，追求真正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革命，可能尚未完成。

如果大學因為行政的考慮，刻意迴避敏感的政治事件，甚至可能為了維繫與當政者的關係，清除任何觸怒當政者的符號，假託「政治中立」，實為斷送大學追求真理、檢驗証據和同儕間互相切磋的文化使命，這是摧毀文化，剝奪人類知識進步的機會，淪為當政者的奴婢。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在1784年〈回答「何謂啟蒙？」〉一文中，讉責妨礙人類文化進步的舉措，是摧毀人性的「罪行」(Verbrechen)。人類文化要成長，必須經由大眾公開運用其理性來檢查各自的想法，不應受任何權威左右和阻嚇。1989年天安門事件中，誰是罪犯，誰該受到審判，我期望知識界可以早日得到更多資料認真研究和判斷。當下可以肯定的是，中文大學假「政治中立」之辭逃避人們對歷史的認真追問，褫奪大學的文化使命，阻嚇學生探求真理，無疑是妨礙人類求真和文化成長的罪行。我謹在此反對香港中文大學阻礙學生樹立「新民主女神像」 雕像和展覽。

註:由於本人手上沒有中文資料,如有錯誤,請見諒並指正。

誰是那些哲學家？

「但是，誰是那些哲學家？這當然不是意謂已經在哲學學院裡得到博士銜頭的人，也不能」說是那些曾出版過他們稱之為哲學的東西的人。」J. G. Fichte, 1797

最近出席了一次國際哲學學院的活動，主持人一開首強調這個學院的目標，將哲學從哲學史研究中解放出來，在跨學科的思考裡，同時意味著在各種經驗裡，如文學、政治、藝術、科學之間，嘗試展開哲學思考。他認為這種「顛覆」(subversion)有其必要，因為哲學家必須思考今天哲學生存在其中的制度施設(institution)，和哲學之間的關係。

這是什麼意思？

有一次和法國朋友聊天，他來自享負盛名的高等師範學院哲學系，可以說是教育系統中的精英份子。談及未來，他說他的志業是當哲學家，首先要完成目前的碩士論文，然後投考哲學教師文憑試（此為簡稱），再攻讀博士，這一切都要由闡釋某些哲學經典開始。他希望命運眷顧可以成為哲學教師，然後經過若干年的沉思，可以在闡釋經典外，有所發明，回答個人的疑惑。這個圖像，就活生生地表現了制度和哲學之間的關係。

如果你說這是一條career path，無錯，它包括文憑和職業資格。哲學系博士畢業而能免於失業，固然可喜可賀，如果能當上哲學教師，自然就更美滿了。然而，假如一個哲學教師面對的學生，大部份甚至全部都不希望將來當哲學教師，哲學教育無法制造一條步步高昇的career path，那你會否反問自己，哲學教育的意義何在？

哲學教師和哲學家有沒有分別呢？法國報章和香港報章的其中一個差別，就是撰文者有香港人意想不到的身份，他們在署名後，有時會加上自己的身份，如藝術家、哲學家、詩人、作家、拍電影的人等等。在香港，這些人通常是被訪問的對象，而在法國，他們不是透過記者而接觸讀者，他們不一定是大學教授、某出版機構或者某電影公司的職員，他們代表自己。據記憶，我從未在香港報章上見過，有人以哲學家而非哲學教授為身份來發表文章，可是卻有不少文化人、文化研究者和政治評論員等身份。這意味著什麼？是不是我們覺得政治評論員很平常，公眾也相當需要他們的評論，而哲學家只不過是扮晒野的稱號，公眾也不需要哲學家的觀點？問題是，需不需要由誰去判斷的？是作者還是讀者？

在大學裡讀哲學的學生，經常遇到一個問題，哲學如何普及，讓大眾多點認識。九年來，我不知當如何回答。其中一個原因是，我所認識的哲學並不是一份菜單，也不是一張說明書。它和日常生活沒有連續性，它彷彿屬於另一個世界。它的誕生，來自你和日常生活的斷裂。如果說哲學當走入人的生命，如果這是一個尼采式譬喻，即是掃除一切虛假的形上學幻象，令生命更加健康，這自然沒有理由反對。對我來說，幻像之所以被刺穿，因為哲學令人自己要踏出去，甚至要衝出去，抵抗任何蒙蔽人的企圖，如同卡夫卡著名的意象：K不斷奮力推開了一道又一道門，發現前面是一道又一道門。

對於厭棄哲學教育制度的人，我的忠告是：別以為衝破了學院這扇門，就見到桃花園。這也許源於無知，以為門外柳暗花明，或者自身的懦弱，不敢跨越另一道門檻的阻撓。當你回望學院這道斑駁的破門，你還不知道自己在外面還是裡面。

也許我是某些大學哲學系的「持份者」，所以總愛為學院制度辯護。對我來說，問題卻是另一個面貌：為什麼我們不尊重一些自稱「哲學人民」的人，如同我們尊重以筆名發表詩作的詩人那樣？為什麼我們把他的思考努力，儘管自己未必認同，抹煞為學究，只讀過幾本書，只會寫同一格式的八股文章的腐儒？在公共領域裡，為什麼我們要別人同意另一些人設定的議程，這是不是另一種totalitarianism？如果一首翻譯詩以其譯文來說非常可觀，儘管有人指出譯者可能誤譯了原作，那又怎樣？會抹煞了譯作為另一語言社群帶來的創意嗎？為什麼要限制通曉兩門語言的人，以他的能力來觀察文化之間的轉譯？

另一方面，為什麼我們要做大學的持份者？為什麼我們不做自己？做哲學家、科學家、數學家、藝術家？作者的能力顯現在他的工作機構和學歷，還是他的作品，抑或他的讀者無情的判斷？

「一個作家應當在他的讀者面前思考，而非為他們思考。」J. G. Fichte, 17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