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

讀到師兄〈我這保守的八十後〉，我開始想我算不算「八十後」，我是個怎樣的「八十後」。

成長
我出生於調景嶺，那曾經是個每年慶祝雙十國慶的地方。我住石屋，政府稱之為寮屋，這名稱正好反映政府想拆之而後快的政策。我讀一所英中，那時候家長喜歡談Band 1定Band 5的學校。我的中學是所謂Band 1，每年高考後都會有些同學入港大醫學院和法律學院。當我選哲學為大學第一志願時，有老師問我，你想清楚沒有？母親問我，你有無搞錯，讀ｄ咁既野？也是中大畢業的家人說，哲學系是無厘頭的人才讀的。

社會
在立法會外看見許多大學讀書時的好友反高鐵，而我知道，每年六四，五一，七一上街都不會寂寞，因為總會重遇許許多多朋友。我們的社會現在究竟發生什麼事？我找到答案的地方，並不在我得到碩士學位的中文大學，而是另一所不頒學位也不搞o-camp的大學，基層大學。第一年七一，我一個人行到八時多，第二年七一，我和大學宿舍同房一起推一個廢紙回收的鐵籠，掛上「基層有話要說」的橫額，因為我們痛恨中產階級壟斷了媒體報道，彷彿基層市民的生計，基層市民對社會的訴求，在專業人士的負資產、生意差，仲要交重稅的怨憤裡，微不足道。

那時候我覺得，呂大樂的階級分析裡沒有階級，因為他只是把階級看成不同的收入水平，社會工作系裡沒有社會，因為大部份社工喜歡講輔導，也就是把社會問題個人化，把經濟問題道德化，甚至把人類存在的哲學問題心理學化。甚至，大學裡沒有知識份子，只有教授。我曾經在大學裡貼大字報，起了個撩交打的標題：「大學教授，你還有沒有良心？」後來我才明白，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之一，就是以效率來取代良心。建高鐵，用Deleuze的話來講馬克思的accumulation and circulation of capital，也就是de-territorialization and re-territorialization of capital，恰恰就是現在菜園村的處境。

學問
我從來沒去過大學的畢業典禮。以前有些老師說，那是資產階級的遊戲，我雖然同意，但我其實覺得畢業沒什麼好慶祝，因為書還沒唸好，學問沒多大長進。我的學士畢業論文導師，留學加拿大，是研究John Rawls和Habermas的。我現在會稱Rawls為美國哈佛學圈裡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這意味著它既不代表西方自由主義，更不代表政治哲學。歐洲的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等源遠流長，即便是美國，Leo Strauss一支的政治哲學雖被排擠卻一直有不少研究者。不少大學同學都熱衷於Rawls一系的討論，我才拙，無法得導師之精髓，更覺哈佛政治哲學無法對應香港的政治處境。例如我覺得，人類不平等的問題，不僅是財富上distribution和redistribution的問題，社會應當是什麼這個問題，也不是契約論者所能想像出來的，我們必須考慮社會的政治經濟實況。這些問題，通通都需要正本清源地研究，在此我也不應妄下結論。

當我開始學習歐洲哲學時，我才發覺原來不少文化研究者喜歡「套用」歐洲理論。我聽了碩士導師的話，學習德語和法語，愚蠢地查字典都要看原文，一字一句地讀下去。我發覺，費了幾年時間才讀了不過幾本書，什麼文化人呀，一句兩句就消化了某大師的著作，一篇兩章文章就總結了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義，他者的政治學。於是我知道，我註定打不了他們那份工，結果呆在大學，呆下呆下，間中參與遊行。那年我參加反世貿遊行，乘火車到沙田的時候，車廂裡突然宣佈，灣仔秩序混亂，警察呼籲市民千萬不要到灣仔。我還以為發生了恐佈襲擊，這其實和任何totalitarian國家一樣，不過是被害妄想症發作。

未來
我並不在社會運動的前線，紙上談兵，談不上有什麼分析。青年反高鐵，五區總辭，是不是一種新民主運動？我看不出余若薇提出了什麼新的。長毛去年已經提出五區總辭，當然大家如常視之為噴口水。如果全民公投是新民主運動的話，長毛就是不是新民主之父？那麼，香港就有馬克思主義特色的民主運動。

反高鐵反到今天這個地步，相信沒有誰不知道高鐵的問題了。至於如何可以團結社會上大多數人來凝聚更大力量？我也很想知道，換句話講，保皇黨如何才可以不保皇？這等如問，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如何才可以扭轉？「八十後」勇於表達的青年，令我敬佩。想起朋友說，聖經話任何事都可以做，但不一定全是有益的。身處官商勾結的香港，逆流而行，做任何事都不一定有回報，不過，總會有同行者。

作家和前捷克總統哈維爾說，七七憲章不是為了令政府接受，也不是出於所有人的共識，每個人都是自由參與的，這是出於我們對未來的期望，對道德的堅持，對超越個人的公正的嚮往，我們相信公共的政治領域出現之前，先要有公民意識。

保皇黨發起政制向前走大聯盟，稱之為保皇黨實不為過，因為其立場非常明確，只有一點共識，就是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發言人稱「不論社會正在討論甚麼，我們感覺方案可能被否決，這是聯盟不希望見到的，（聯盟名單）這些朋友平時好少表態都挺身出來，就證明他們都好希望向前走。」名乎其實就是凝聚保皇力量，穩住中央控制，擴大官商勾結的統一戰線。我們可以看到保皇派的政治把戲，就是不斷拉攏立場一致的人，對公眾形成號召力，擴大在輿論的影響，對抗民主派。這個聯盟的成員港區人大政協、商人和立法會議員的保皇立場，無容置疑，但是商人求利和保皇直選的立法會議員求選票，在一般市民的生活裡，恰好是相衝突的。商人要通過壟斷、減低工資成本和擴大商品市場等來增加利潤，而直選議員則要妥善處理市民的投訴和改善公共環境，從而獲取市民信任穩定選票。這個聯盟正好就掩蓋各自的動機而表達一致的保皇立場，甚至可以借助地直選議員對社區的滲透力，製造支持政府政改的輿論。

保皇派認為民主派否定政府的政改方案，會令香港民主發展裹足不前，因為方案是中央容許民主的底線。這個形勢表示，香港作為共產中國的一個地區，民主發展的步伐只能聽命中央，這是否印證了陳雲所說「困局之內爭民主」？長毛經常說，社會運動要取得寸進，必須增加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管治成本。這是說，民主運動要達到效果，必須令當權者釋放權力予人民。當權者留有權力的成本比放出權力的成本更高時，它才會放出權力，即是說，如果人民不向政府施壓，政府根本沒有動機自行啟動民主改革。在香港的情況裡，要區分向特區政府施壓和向中央施壓兩個層面，而向政府施壓再可區分為向問責官員和公務員施壓。公務員只在執行任務，而制定政策的主要問責官員來自商界，毫無疑問，代表資本家分配整個社會的財富的權力，這才是抗爭的對象。從這一角度看，向特區政府施壓，同時也必須向商界施壓，才能鬆動這個早已鞏固的權力機制。因此民主運動要取得成效，必須連結基進的反資本壟斷運動，才能集結更多力量對準目標。至於向中央施壓，雖是以卵撃石，但是假若特區政府的管治日見困難，或激起市民更大的不滿，中央也必採取措施回應，董建華辭職正是顯例。因此可以說，要向中央施壓，必先向特區政府施壓，待中央的回應而令整個權力機制異常運轉，從而尋求突破與反撃的空隙。從另一面看，向特區政府施壓，其實提供了特區政府和中央之間更大的周旋空間，向中央表達港人強烈的訴求，即使中央全不讓步，也要承擔特區政府無法代中央有效管治香港的後果。

中央收拾這個場面的方法，好有可能是威嚇港人，大陸資本撤離香港，被珠三角經濟發展邊緣化，這是香港資本家和分享其剩餘財富的中產階級最懼怕的情況。然而，資本大規模撤離香港，在80年代經已出現過一次，雖然那只是工業資本，但已令香港的基層市民飽歷困難，貧富懸殊問題深深植根。然而，現在香港的情況和80年代不同，假若中央不顧任何後果而收緊對香港的控制，例如大規模撤資，資本家固然可以全身而退，但是中產階級和基層市民將面對同一命運，高收入和低收入的服務業同様會受到打擊。部份中產專業人士固然可以轉往內地發展，但是這表示他們得放棄在自由、公民教育水平高和社會安全的香港生活，這並不是容易取捨的事。因此從這個角度看，中產階級和基層市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也正因為這一致的利益，中央才可以通過資本家利誘中產階級和基層市民來管治香港。

現在香港貧富懸殊的情況不僅令基層市民受苦，甚至令所謂第四代人無法晉身中產階級而對資本家和政府極為不滿，由青年帶領的反高鐵運動恰恰反映了這個狀況。反高鐵的青年矛頭直指立法會功能組別官商勾結，與高鐵代表犧牲基層市民而讓資本迅速流動的城市發展觀，這場運動清楚指出基層市民與官商集團的衝突，官商集團包括資本家、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這意味著動搖中央藉官商集團管治香港的策略，恰恰和民主運動的目標相同，向特區政府施壓，反功能組別爭取普選，以期增加中央管治香港的成本。

五區總辭爭普選的策略和反高鐵運動，有別於保皇黨唯求作實力較量，「不尋求共識，亦不尋求一致的意見」，也就是純粹集結力量支持政府和對抗民主派，反而是提出香港未來發展的願景，平衡的城市發展，抗拒資本壟斷的單一發展模式，尊重每一個人的生活意願。換句話說，也就是民主的政制，反對功能組別，拒絕資本家享有利益分配的巨大影響力，衝擊中產階級追求資本家剩餘利益的夢想。從這個角度看，五區總辭和反高鐵不是純粹的抗議，反對官商勾結反對功能組別，更是務求讓公眾意識到，不論是民主運動或反資本壟斷都是自願犧牲一己的利益，要求改變官商勾結的階級秩序，為未來香港每一個公民設想，這不是純粹個別團體出於利益或憤怒而作的對抗，而是由希望引領的抗議，在抗議聲裡呼喊未來的生活憧憬。

「我們用溫柔的雙手保護稻米和種子，不讓其撤落在地，不讓其隨之淡忘，不讓其瞬間消失，是以象徵年輕人對香港的承擔，對未來的想像。」

政治呼喚良心

惊愕有别于恐惧
而更接近绝望
嘲笑着、讥讽着
毕竟比严肃更认真
几乎不会有能够
称之为悲哀的东西
人们在笑
那就让他们笑完
〈惊愕 - 给小霞〉 刘晓波1991.8.2

2009年，香港又到了民主運動的要緊關頭，對民主化充滿期盼的我們，這時候又再陷入不知何時才能終結的失望。有政客和學者說，香港的民主化和中國大陸唇齒相依，而且香港只是地區政府，政制民主化終需中央政府首肯才可實現，這也就是說我們要接受現實，政治是協商的藝術。

前捷克總統哈維爾(Václav Havel )是一個作家，在共產鐵幕下寫作，推動民主運動，作品一度被禁，其人多次被審問，甚至被判罪下獄。1984年，他獲法國圖盧茲二大(Universié Toulouse II le mirail)頒授榮譽博士學位，可是由於他被沒收護照，無法出境赴法。這時候，他發表一篇題為《政治與良心》的文章，由大學派人公開宣讀。

是什麼時候政治變成了妥協的藝術？哈維爾指出，這是一個時代的問題，不論道德價值的對錯，也不容異見存在，但求掩蓋差異，講求勉強的共識和即時的功效，成了政治家每天的工作。現代科學文化，令人離開了眼前活生生的世界，每個人在生活裡的感受，道德良心，整個具體的生活世界，都被關進了浴室，視之為私密，不應宣之於口，更遑論以此宣示一已之政治立場。這是政治的非人化(dépersonalisation)。換句話說，政治變成辦事的程序，是權力的場所，我們無需要認真看待不同的觀點和價值，了解其背後的價值，國家如同機器，人民不過是消費者、病人、旅客的數字。「在政治裡，好與壞完全失去真實的意義，說得上成就的唯一條件，就只有客觀可驗證和可計算的東西。」

當政治變成計算效益的棋局，權力彷似無人架駛的機器，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變得大公無私，不為個人利益動搖，只為人民為國家整體利益服務。政治追求非人的客觀性，恰好提供了一道帷幕來掩蓋不敢公開的私欲，假公眾之名，冒國家之義，好令自己加官進爵。極權統治，專制領導，恰恰就利用了非人化的政治為面具，聲稱為人民創造最大的福祉，實際上是要消磨每一個人表達自己所思所想的意欲，徹底隔離具體的生活世界於政治討論之外，令政治變成只有專業知識才有資格參與的場域。舉例說，是否要興建鐵路？首先計算經濟效益，控制成本，再統計旅客需要，未來城市發展的規模，要不要彷效國際大城市的規劃等等。真正的個人意願徹底缺席，更準確地說，是必須嵌入這個由資本不斷累積於富人手中而推動經濟的發展圖像，我們只能把自己安放在這個事先設定好、最完善最有效率的大城市裡生活。政治的技術客觀性是至高無上的，個人的意識必須被調整、被改造，被非人的效率所支配。

面對這種非人的政治，哈維爾呼籲我們要積極抵抗，而要抵抗不再講求責任的政治，我們首先要認識我們自己，要肯定我們每一個人應有的權利，守護每一個人所意欲追求的生活，堅負我們對整個世界應有的責任。獨善其身，只會令專制的統治者有機可乘，分化不同的利益群體，以此撃彼，然後逐一潰散。這也不是說群眾的集體行動就可以完全扭轉非人化的政治，因為其根源在於人的缺席，而被非人化的專業技術所獨裁。哈維爾主張「反政治的政治」(la politique antipolitique)，這並不是拒絕接觸政治，而是提倡一切抵抗非人化政治的政治參與，要守護我們在生活裡的意義，如同我們在公共世界裡敢於說出心中所想，不再任憑專業技術決定我們的生活，而是由我們當前的處境出發，來衡量專業技術對我們的意義。反政治的政治，並不是像Machivelli那樣提出一套管治的技術，而是聽良知而行的道德。

不要小看這種反政治的政治，如果政治不以說真話的道德為基礎，而只是按協商而來的利益分配，則我們將無法徹底撕開經濟發展、社會和諧和國家穩定的幌子，無法真正保障每一個人的權利和生活，社會上只會不斷有人被誣蔑成極端異見(dissidence)，被漠視、被壓逼甚至處死，非人化的政治不會有真正的寬容，也不會有真正的溝通。

讓我們記住劉曉波先生的經歷，與幾十年來港人爭取民主，反資反殖的歷史。


在感觉不到未来的时刻
徒劳地悲伤
但，即便徒劳
我们仍然坚定地悲伤
坚定、悲伤而且徒劳
〈孤寂的日子 - 给霞〉 刘晓波1996.12.26

註：哈維爾的〈政治與良心〉在其官方網站有英譯本，見http://www.vaclavhavel.cz/。筆者參考法文譯本，La politique et la conscience載於Essais politiques由法國Calmann-Lévy出版社於1989年出版，頁221-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