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憶畫滿問號 斷去路
凌亂舊片段 光影錯亂
遺忘無從激憤 卻不千斤
抬頭悠悠驚覺世間多變
忐忑生死錯畫 十載流逝

(記號　噪音)

Celles qui nous bloquent
ces sont les réminiscences
empreintes pleinement
avec les marques d'interrogation.
Les silhouettes des histoires s'enchevêtrent
sur la confusion des éclairages.
L'oubli manquera de l'indignation
qui ne sera plus pesante.
En se relevant, on s'étonne
que le monde ait beaucoup changé
Ce qui est sans ordre
c'est le sentiment, circulant
comme la vie et la mort
et une décennie s'envole.

說不上是失眠，不過看見月光透入屋頂的小窗，溫柔地照在原來藍色的地台上，變成了青綠色，像寓居上水小村時，晚飯後散步至風水池所見的平靜水面。夏天時牛蛙響叫，徒步不遠，穿過那條林蔭小路至村口，深夜還是車水馬龍的石屎公路。那時候渴望不受繁囂所擾，縱使關燈後車聲仍然滲入小屋，仍覺與世暫別。

現在的居所，香港的新界也及不上，這裡同樣明亮的星光和月光。會考放榜後頭一次在躺在沙灘上過夜，暫不管身後山上的別墅，只見漫天星光，雖沒喝多少酒，卻已渾然忘卻當時同伴的豪語。男生喝酒的時候，上天下地，誰沒有痛快地把世界罵翻，把恃勢凌人者千刀萬剮，可是日出之後，誰又記得起昨晚的星宿，哪一顆曾經在眼裡停留過。

這裡畢竟不是亞熱帶氣候，牛蛙也不怎麼響，晚上六七時過後，雀鳥紛紛歸巢去，到處「嗚嗚」啼叫，陽光卻仍然沒有減弱，綠葉遍野，怎的好像不那麼配合。在市區的家靠近山邊，清晨四時許五時，雀鳥便起來啼叫，開始一天的生活。可是疲憊像一個裝滿石塊的鐵籠，就在我的床下底，把我連同浮在水上的床一直往下拉，我翻來覆去，拒絕沉沒，甚至拉起被子把頭也裹起來，留住我需要的空氣。記不起那時候到底有沒有沉下去，至少曾經感到枕邊被水沾濕了，哪怕只有一點點。

共產黨最怕公投?

社民連某些成員曾聲言：「共產黨最怕公投」如果那不是口號策略，那麼到底公投有什麼可怕？公投支持者說，全港選民以投票方式來表達是否支持2012雙普選的要求，可以較客觀地量度港人的民主訴求。同時，通過普選來進行公投，結果雖沒有促成某一政策或法例的法定力量，但這個法定的投票程序，保障了港人表達可以藉廣泛途徑來民主訴求，例如在拉票的各個場合跟選民溝通，跟對手辯論不同的政治立場。這也就是說，如同公投倡議者所言，把公眾就香港民主步伐的討論，從全國人大對基本法的解釋，向特區政府的授權，從立法會內辯論，擴展至公眾之間，帶到學校、社區和公共空間裡，讓每個人都有更多機會深思這個牽涉社會整體的議題。這種由公投帶動的公眾討論，跟由政務司司長發起的各區各界就政改的論壇的分別之處，正在於前者不受中央授權和特區政府擬定的方案的制肘，可以就現存民主制度本身的優劣和未來應擴大的民主成分直接討論，不限於加深對現時政府方案的理解和微調。正因公眾討論越出了中央政府授權的權限，所以公投受到中央打壓和保皇黨抹黑。

公眾討論有助公共世界的建立

值得進一步問，公眾討論有什麼可怕？政府和保皇黨經常引用民調指，香港有五成人支持現時的政改方案，或者只有三成人支持公投，這些民調的結果都是經過一定的問卷設計而得出來，這不是說它弄虛作假而不反映事實，而是說由問卷引導出來的結果，就受到問卷以外對民主步伐或對民主制度的固有見解所影響，而在問卷裡有所取態。這跟自發的討論有不少差別，在選舉論壇裡，在學校公民教育課裡，在大氣電波裡聽到參選人的討論，家中收到競選宣傳而引發的討論，可以完全不受現時方案限制，也可以暫時離開中央和香港作為地區政府的憲制權限的範圍，暢所欲言，就一己的生活經驗和對社會的觀察，來檢驗過去的民主步伐和現時民主制度的利弊。比如說，社會的貧窮問題到底跟民主制度有什麼關係，香港的樓價是否高企和政府房屋政策的關係，高鐵工程是否得到民眾支持和其執行是否受到足夠的監察等，這些問題當然不能在公眾討論裡得到解決，但至少能夠在公眾討論裡，讓每一個公民暫時不受任何政府官員的權力所引導，不受其職位的利益而影響，面對其他共同生活的公民，憑藉每個人具有的理性思考，來檢驗自己和異己的立場。康德在1784年〈回答「何謂啟蒙？」的問題〉一文中，稱這個公眾討論的平台為「公共」(das Publikum, the public)。

說每個人都有理性思考，會不會過於理想化？現實社會裡總有某些人比另一些人看法對某些議題看法更為深刻，例如，一般來說，工程師對工程的知識和影響，有更專業的看法，這好像使他們在高鐵議題上，有更大的發言權。然而，「公共世界」的獨特之處，並不在於說，在此猶如在天堂上，每一個人都是平等，沒有人對另一些人有更多的影響力，事實上，在世間根本不存在這樣的空間。為什麼？舉例說，縱使某政黨領袖卸任了黨主席的職務，但其過去的工作表現會使公眾對他形成一定的印象，覺得他可靠不可靠，立場堅定或搖擺不定，會據理力爭或看風使舵等，這些昔日的經驗是無法完全抹去的。因此，想像一場完全聽任理性的討論，不受措辭語氣和個人魅力的引導，每一個人最終在能受到理性的指引，甚至由此形成一種足以改變社會現行制度的意見，無疑是刻舟求劍。康德雖然主張「以自由地思想作為傾向和職志」來改變政府施政，才是尊重人之為人的尊嚴的做法。然而，面對主張立即實現平等的法國大革命，革命推翻舊有帝制是否可以立即實現所有人的自由，康德卻說這是一個「弔詭」(Paradoxe)。(我想，這不是我們慣常說思考方法裡的悖論的意思，因為康德想強調我們應當思考的是自由的含義。）

為什麼說革命可以帶來自由是一個弔詭？要說明這個悖論，可以從一個例子來看看它是否有道理。有人反對普選，因為香港缺乏政治人才，所以民主的條件未成熟。也有人支持普選，因為只有確立普選制度，我們才可以一步步地培養更優秀的政治人才。到底是普選可以產生政治人才，還是有足夠的政治人才，才可以催生普選？看似兩方面都有道理，而雙方的差別其實在於，政治人才是否能經過普選制度而產生或成熟，換口話說，人們能否在某個社會制度裡轉變其看待事物的態度，由人云亦云轉變為聽任自己的獨立思考? 康德之所謂弔詭，是因為社會制度和人的態度的轉化兩者的關係,並不是由一種自然導致另一種，人不會完全受社會決定，社會也不能完全決定人。因此，正如傅柯1984年〈何謂啟蒙〉一文所說，康德認為達至啟蒙有兩個途徑，一是人自由獨立地思想，二是政治社會制度表現人的自由。換句話說，人和社會的轉化雖然難定熟先熟後,但兩者均構成自由的要素。可以這樣理解,即使革命推倒帝制，人也不一定能夠自由獨立地思想，不推翻帝制，人也不一定不能自由地思想(例如啟蒙思想家就先於革命而出現),如要看一個地方是否自由,有沒有帝制和人們思想是否自由兩者都是要考慮到。

與其說康德在為當權者辯護，或者說他想突出社會和人的自由兩者的微妙關係，而他強調的公共世界既不是指社會任何一種制度，也不是存在於人類心靈的自由空間裡，而是在人與社會之間，透過我們與社會當權者和一切現存社會制度保持一定距離，以此來中斷受社會權威的影響，並勇於踏出內心的私人世界，真誠地把信念宣之於口，質之於人，由此才得以打開一片平等和自由的公共世界。可以說，公共世界之能夠打開，取決於我們能否脫離社會流行的價值觀和制度規範的籠罩，和擺脫一己面對公眾的軟弱，獨立地思想，此為之自由。

當人們打開公共世界愈久，也就意味著自由思想的態度日久得到養成，而憑藉自由的思想可以質疑現成的價值觀和制度規範，在歐洲來說，這正是人類擺脫宗教權威的支配而達至啟蒙的後果。擺脫了權威的我們會問，現在的政權為什麼可以令人民受苦？為什麼我們要服從某一政權或某一小撮人的統治？這些問題，不是任何傳統價值，社會權威可以說了算，放之於當今的共產中國，更是莫大的挑戰。人類啟蒙自身的力量，將不是任何軍隊可以遏制得了的，這說明了共產真正害怕的是人們的啟蒙。

在公共世界裡的社會改革設想

出於獨立思考的言論和行為，就是公共世界中之行動。一般所謂行動，譬如說遊行示威靜坐，為什麼說言論也是行動？因為公共世界是介乎現存制度與個人心靈之間的領域，一方面它發自個人的信念，另一方面它介入現在的制度，而它本身不等如現存制度或單純的個人信念。如果一個行動只是現存制度裡的一個環節，它可以純粹是為了達至些預設目的而操作的功能，可稱之為功能性(fonctionelle)。例如政府人員為了執行上司了解民意的指令，下層人員就設了一個熱線電話給市民查詢，這個行為是公共世界的行動，還是在制度裡按規章執行上司命令，如同發電機起動其發電的功能？要對此作出判斷，就必須離開私人的利益考慮，例如是否純粹令自己節省時間功夫，又要脫離現存制度的運作邏輯，保持一定距離來觀看，這是出於不得不執行上司的指令嗎（而上司又在執行高層的指令）？還是熱線電話可以發揮別的意義？例如促進市民和政府的溝通，令到政策可以更回應民意，或者令民意介入現在制度而促進政策制定和執行？這樣獨立的思考，可以令人們的言論和行為暫時脫離私人和現存制度，打開一個居間領域，既不受現存制度制肘，也不聽任私人利益的考量，這同時表示，只有每個人在公共世界作出一番行動，才得以維持這個居間領域不會被現存制度吞沒為一個因循的功能，也不會腐化成達至成私人利益的工具。因此，可以說是出於獨立思考的行動來支撐起自由的公共世界。

對公共世界的反思可以令我們進一步探問，社會改革（這裡暫不牽涉réforme或révolution在馬克思主義者之間的辯論）的意義是什麼。馬克思在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象徵的社會主義立場，強調以推翻現成的政治和社會秩序，來解決資本主義的對無產階級的壓逼。我們不應只著眼於〈共產黨宣言〉的各種口號，更當注意它所代表的早期馬克思哲學對社會改革的分析。在此文第一節，馬克思清楚指出，無產階級是指那些在生產過程裡對生產工具和製成品喪失主宰的人，他們只能出賣勞動而換取工資，換句話說，自己勞作生產卻不能主宰生產過程本身，即是由本來自己主宰自己的人，淪為非人。這即是說，即使不在工廠工作的倉務員、電話推鎖員或清潔工人等，只要他們在生產過程裡喪失主宰，都是無產階級（即使你在政府高薪厚職，如果你喪失主宰，也有機會扮演無產階級）。在此文第二節，馬克思介定共產黨的任務，不是如今天所謂的「維穩維和」，也不是要廢除一切財產，不是要充公每一個人擁有的東西，而是要廢除並超越(aufgeben)資產階級控制生產方式（例如土地、資本等）的財產制度，令無產階級不再淪為非人。由此看來，社會主義革命作為社會改革的一種倡議，不是純粹出於共產黨作為一個現成政治團體的功能，也不是出於窮人為求擴大私利的意欲，即是說，針對資本主義問題的社會改革，不僅要求改變現成的社會制度，也不僅追求人的轉化，由無產階級處於非人的狀態，或資產階級不斷促進人的異化的狀態，意識到社會制度在其中的力量，因為我們無法單靠個人的精神修養或意志來擺脫異化而達至自由。可以說，社會主義革命主張資本主義制度和人的轉化兩者不可分割的關係，一方面，沒有制度的轉化，單靠個人的意志是不切實際的理論，另一方面，沒有人的轉化，單純充公資本家的財產，只是出於窮人私利的「粗劣和喪失靈魂的共產主義」(1844經濟學哲學手稿,又稱巴黎手稿)。可以說，社會主義的倡議，是植根於公共世界的社會改革,而只有在公共世界裡行動,才能既達至社會制度和人的轉化,因為公共世界是一個有力的居間領域。

在此我們可以看到，共產黨害怕公投更深層的原因，因為它壓抑了社會主義倡議的精神使命。說是遏抑，而不是遺忘，因為如果共產黨人遺忘了社會主義的追求，那麼大家互相提醒就是了，可是當前的局勢是，要從根本上批評政府施政，倡議更根本的社會改革，就要面臨政治打壓的風險。說是遏抑，除了是當權者主動打壓外，立足於公共世界的社會主義倡議，即是獨立於現存制度和私利的行動，現在有一種流行的觀點，將公共行動視之為博取個人的政治名譽和地位，或者奉承當權者而換取權力。換句話說，共產黨根本不讓公共世界萌芽，甚至在各方面就是把公共世界在日常生活的意識裡遏抑下去。正因如此，有些人始終不渝地信賴保皇黨對民情的判斷，或者盲目地相信團結所有民主力量,溫和地換取更快的民主步伐，另一些人則認為公共世界裡互相討論的生活,無論如何比不上豐盛的物質生活的重要。公投運動是否成功，我在此不能斷言，但對公投的反思或參與，卻釋放出踏出公共世界行動的勇氣，由此抗議當權者漠視真正的社會主義實踐 - 追求社會制度和人類同時向自由的轉化。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者Castoriadis說過，個人自主之外還有所謂社會自主，一個社會是否自主(autonomie)，在於能否想像另一種社會政治秩序的可能性。公投運動可否如此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