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到巴黎，第一個在街上和我主動說話的人，是一群十來歲的女孩子，她們用法文問我如何去地鐵站，由於我每天都坐地鐵，幾天裡都熟悉了附近一帶的幾個站，這問題並沒難到我。她們向我問路，大概因為我當時在索爾邦大學門外不遠，穿黑色外套，灰色長褲，外表跟當地的留學生相距不遠。
遇然遇上美國同學，一起上咖啡室打發時間。待應是白人，他上前主動跟我說英文，跟美國同學說法文，美國同學倒是自然地用英文口答，我卻有點無所適從，說英文的話，倒是頭一次破例在巴黎說英文，說法文的話，在這個配搭裡卻不免有點突兀。
突兀之處不在於突顯美國人不喜歡說法文，反而是因為待應原想用英文來和你熟悉一下，馬上扭轉為他估計不了你會說法文的陌生感，也就是不合符對典型中國人的印象。在羅浮宮遊覽的時候，遇到一個當義務講解的中國留學生，她用法文問我是不是中國人，然後用北京腔調的普通話跟我講解十八世紀描繪女性身體的畫作如何跟基督教文化出現距離，跟十八世紀的哲學思想有何關係等等。我不清楚她用的某些字眼，我就問她那是什麼意思，她驚奇地反問，你多久沒說中文了，怎麼會這樣問。在當時的場合，我沒空告訴她，你的中文跟我的母語仍有一段不短的距離，雖然我們都是中國人。後來想想，這話還是不該隨便說，以免被人認為你們的意識形態尚未回歸。Althusser說，「意識形態是個人對其存在的真實狀況加以想像關連的『表象』」，看穿了，到底是「想像關連」而已，何必過於執著。
跟初認識的台灣朋友互相介紹，我說我是中國人，他們自然說他們是台灣人。在網上搜索過法國留學資料的人都知道，有兩個網站載有很多有用的資訊，一個用繁體字，叫「解悶來法國」，另一個用簡體字，叫「戰鬥在法國」。我說，我去過台灣幾次，很喜歡你們的小食。他們聽到當然很高興，可是他們說，從沒到過大陸去，看樣子也沒多大興致會去。
今天出席一個英國教授的講座，他用英文講，大家用法文和有強烈法文味道的英文來提問，其中有一個比利時人用法文問道，你認為亞理士多德的mimesis的觀念跟中國的「藝」有什麼差別，然後說了一番自己的看法。先不管這個問題是否離題，英國教授用字正腔圓的英文回答：「我不懂中文，我不知道。」我看在眼裡，倒覺得有兩國交鋒的味道。
旁邊的印度同學知道我來自香港，就問我，你們是不是很想獨立。我說，世界上沒有多少個新加坡，而且我也不喜歡李光耀。於是我想起兩個類似的問題，許久以前有一個內地朋友問我：「為什麼你們香港人總想著搞獨立？」不久前一個歐洲同學暨共產黨員問我：「你們為什麼不搞獨立？」我想起Rancière的一本書，叫La mésentente : politique et philosophie，英文譯為Disagreement，在此際遇下看，別有體會。
2010年4月23日 星期五
2010年4月2日 星期五
跟中國無關
當我看到有同學不知何故竊笑，我左手拿著稿子，輕輕抖起來，嘴巴勉力地控制我的廣東話口音。
今天被人問是不是日本人。不需要拉我去愛國教育，因為我沒有因此暗自高興。客觀分析一下，歐洲人一般對日本人的印象較好，例如日本人富有，有禮貌，衣著得體，喜歡運用高科技產品。從來沒有人問我是不是韓國人、新加坡人、菲律賓人、馬來西亞人，印尼人，越南人，諸如此類。這幾國之中，大概新加坡人和香港人外貌最為相似，而且跟韓國一樣，和香港生活水平接近，但為什麼從沒有人以為我是新加坡人或韓國人？原因很間單，在他們的印象裡，我的身高不像韓國人，而且他們認為上述國家甚少有學生喜歡去歐洲讀哲學。
談了半天，別人以為我研究康德和傅柯的關係，我告訴他，我是中國人，來自中國南部。這不是出於什麼民族意識，而是在法國人來說，來自南部通常夾雜很多想像，例如風景優美，旅遊勝地，陽光海灘，喜歡大自然，為人親切等等，當然也有一半機會覺得你是鄉下人。不過，也無甚關係，反正他們都習慣視中國人為鄉下人。我說，在中國，我哪有資格研究康德和傅柯呢，康德是牟宗三所宗，傅柯是文化研究的寵兒。我說，做過一點點胡塞爾，他們倒是覺得這才對啦，可能跟我的法語能力比較吻合，都是比較簡單枯燥。加上來自中東的同學，我說我正在讀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不料這招來了一個難題，為什麼要研究基督教哲學？
不知如何回答，中東文化源流複雜，伊朗人認為他們和阿拉伯世界的精神文化並不相連，而且長期和歐洲基督教文化抗衡，甚至認為受到歐洲的強烈的壓逼，我來自另一個歷史悠久的文化中國，又不是基督徒，現在竟然研究基督教包袱如此深重的黑格爾，真是別需一番說明。
假如，我像某些香港人一樣，在外國人面前說，來自香港，問題可能會簡單些。因為不少人不知道香港和中國的關係，大概以為是另一個台灣或新加坡。這也許有些好處，至少不會埋下被人揶揄中國崛起的伏線。有一次，和一個來自南美的同學飲咖啡，聊到政治，他說中國現在強大了，說不定會有一種非民主的體制成功，而又能控制貪污腐敗的。我希望跟大陸的親戚說說這個故事，起碼讓他們振作，你看，世界上有理想的人還真不少呀。
女同學的話題終究跟男同學不同，一來就問，你想不想念中國。用中文說「我想念你」，就是「我」行先，但在法語用法裡，通常是被想念的名詞行先，換成中文就是「你令我想念」。以前學習這個字的用法時，常有一聯想，「你令我想念」的意思也就相通於「你令我缺乏」。中國令我有所缺乏嗎？當然有，我告訴她，我還未愛上你們的芝士，而我也不知道如何向你解釋廣東人愛吃牛雜的味道。
還未來得及想念中國，中國的新聞，通常是負面的新聞，總會佔據這裡報紙的一小部份，香港的傳媒有香港的偏見，國外的傳媒也有自己的偏見，也正如其他國家的傳媒。最近google撤出中國（我不是認為香港不是中國，而是這裡的報紙內地和香港不分的），我問她，歐洲人是不是覺得難以理解中國網絡審查？她說，不會呀，怎會呢。她輕描淡寫得令我出奇。轉過頭來想想，別人怎麼有空閒關注你的國家呢，忙著研究中國崛起她們要如何保持競爭優勢，如何處理移民問題，已經應接不暇了。曾經在某些場合，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問道，你為何如此嚴厲批評你的國家，你不是中國人嗎？
別後，良久不想說話，有些話題提不出來，也按不下去。
今天被人問是不是日本人。不需要拉我去愛國教育，因為我沒有因此暗自高興。客觀分析一下，歐洲人一般對日本人的印象較好，例如日本人富有，有禮貌，衣著得體，喜歡運用高科技產品。從來沒有人問我是不是韓國人、新加坡人、菲律賓人、馬來西亞人，印尼人，越南人，諸如此類。這幾國之中，大概新加坡人和香港人外貌最為相似，而且跟韓國一樣，和香港生活水平接近，但為什麼從沒有人以為我是新加坡人或韓國人？原因很間單，在他們的印象裡，我的身高不像韓國人，而且他們認為上述國家甚少有學生喜歡去歐洲讀哲學。
談了半天，別人以為我研究康德和傅柯的關係，我告訴他，我是中國人，來自中國南部。這不是出於什麼民族意識，而是在法國人來說，來自南部通常夾雜很多想像，例如風景優美，旅遊勝地，陽光海灘，喜歡大自然，為人親切等等，當然也有一半機會覺得你是鄉下人。不過，也無甚關係，反正他們都習慣視中國人為鄉下人。我說，在中國，我哪有資格研究康德和傅柯呢，康德是牟宗三所宗，傅柯是文化研究的寵兒。我說，做過一點點胡塞爾，他們倒是覺得這才對啦，可能跟我的法語能力比較吻合，都是比較簡單枯燥。加上來自中東的同學，我說我正在讀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不料這招來了一個難題，為什麼要研究基督教哲學？
不知如何回答，中東文化源流複雜，伊朗人認為他們和阿拉伯世界的精神文化並不相連，而且長期和歐洲基督教文化抗衡，甚至認為受到歐洲的強烈的壓逼，我來自另一個歷史悠久的文化中國，又不是基督徒，現在竟然研究基督教包袱如此深重的黑格爾，真是別需一番說明。
假如，我像某些香港人一樣，在外國人面前說，來自香港，問題可能會簡單些。因為不少人不知道香港和中國的關係，大概以為是另一個台灣或新加坡。這也許有些好處，至少不會埋下被人揶揄中國崛起的伏線。有一次，和一個來自南美的同學飲咖啡，聊到政治，他說中國現在強大了，說不定會有一種非民主的體制成功，而又能控制貪污腐敗的。我希望跟大陸的親戚說說這個故事，起碼讓他們振作，你看，世界上有理想的人還真不少呀。
女同學的話題終究跟男同學不同，一來就問，你想不想念中國。用中文說「我想念你」，就是「我」行先，但在法語用法裡，通常是被想念的名詞行先，換成中文就是「你令我想念」。以前學習這個字的用法時，常有一聯想，「你令我想念」的意思也就相通於「你令我缺乏」。中國令我有所缺乏嗎？當然有，我告訴她，我還未愛上你們的芝士，而我也不知道如何向你解釋廣東人愛吃牛雜的味道。
還未來得及想念中國，中國的新聞，通常是負面的新聞，總會佔據這裡報紙的一小部份，香港的傳媒有香港的偏見，國外的傳媒也有自己的偏見，也正如其他國家的傳媒。最近google撤出中國（我不是認為香港不是中國，而是這裡的報紙內地和香港不分的），我問她，歐洲人是不是覺得難以理解中國網絡審查？她說，不會呀，怎會呢。她輕描淡寫得令我出奇。轉過頭來想想，別人怎麼有空閒關注你的國家呢，忙著研究中國崛起她們要如何保持競爭優勢，如何處理移民問題，已經應接不暇了。曾經在某些場合，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問道，你為何如此嚴厲批評你的國家，你不是中國人嗎？
別後，良久不想說話，有些話題提不出來，也按不下去。
跟中國無關
當我看到有同學不知何故竊笑，我左手拿著稿子，輕輕抖起來，嘴巴勉力地控制我的廣東話口音。
今天被人問是不是日本人。不需要拉我去愛國教育，因為我沒有因此暗自高興。客觀分析一下，歐洲人一般對日本人的印象較好，例如日本人富有，有禮貌，衣著得體，喜歡運用高科技產品。從來沒有人問我是不是韓國人、新加坡人、菲律賓人、馬來西亞人，印尼人，越南人，諸如此類。這幾國之中，大概新加坡人和香港人外貌最為相似，而且跟韓國一樣，和香港生活水平接近，但為什麼從沒有人以為我是新加坡人或韓國人？原因很間單，在他們的印象裡，我的身高不像韓國人，而且他們認為上述國家甚少有學生喜歡去歐洲讀哲學。
談了半天，別人以為我研究康德和傅柯的關係，我告訴他，我是中國人，來自中國南部。這不是出於什麼民族意識，而是在法國人來說，來自南部通常夾雜很多想像，例如風景優美，旅遊勝地，陽光海灘，喜歡大自然，為人親切等等，當然也有一半機會覺得你是鄉下人。不過，也無甚關係，反正他們都習慣視中國人為鄉下人。我說，在中國，我哪有資格研究康德和傅柯呢，康德是牟宗三所宗，傅柯是文化研究的寵兒。我說，做過一點點胡塞爾，他們倒是覺得這才對啦，可能跟我的法語能力比較吻合，都是比較簡單枯燥。加上來自中東的同學，我說我正在讀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不料這招來了一個難題，為什麼要研究基督教哲學？
不知如何回答，中東文化源流複雜，伊朗人認為他們和阿拉伯世界的精神文化並不相連，而且長期和歐洲基督教文化抗衡，甚至認為受到歐洲的強烈的壓逼，我來自另一個歷史悠久的文化中國，又不是基督徒，現在竟然研究基督教包袱如此深重的黑格爾，真是別需一番說明。
假如，我像某些香港人一樣，在外國人面前說，來自香港，問題可能會簡單些。因為不少人不知道香港和中國的關係，大概以為是另一個台灣或新加坡。這也許有些好處，至少不會埋下被人揶揄中國崛起的伏線。有一次，和一個來自南美的同學飲咖啡，聊到政治，他說中國現在強大了，說不定會有一種非民主的體制成功，而又能控制貪污腐敗的。我希望跟大陸的親戚說說這個故事，起碼讓他們振作，你看，世界上有理想的人還真不少呀。
女同學的話題終究跟男同學不同，一來就問，你想不想念中國。用中文說「我想念你」，就是「我」行先，但在法語用法裡，通常是被想念的名詞行先，換成中文就是「你令我想念」。以前學習這個字的用法時，常有一聯想，「你令我想念」的意思也就相通於「你令我缺乏」。中國令我有所缺乏嗎？當然有，我告訴她，我還未愛上你們的芝士，而我也不知道如何向你解釋廣東人愛吃牛雜的味道。
還未來得及想念中國，中國的新聞，通常是負面的新聞，總會佔據這裡報紙的一小部份，香港的傳媒有香港的偏見，國外的傳媒也有自己的偏見，也正如其他國家的傳媒。最近google撤出中國（我不是認為香港不是中國，而是這裡的報紙內地和香港不分的），我問她，歐洲人是不是覺得難以理解中國網絡審查？她說，不會呀，怎會呢。她輕描淡寫得令我出奇。轉過頭來想想，別人怎麼有空閒關注你的國家呢，忙著研究中國崛起她們要如何保持競爭優勢，如何處理移民問題，已經應接不暇了。曾經在某些場合，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問道，你為何如此嚴厲批評你的國家，你不是中國人嗎？
別後，良久不想說話，有些話題提不出來，也按不下去。
今天被人問是不是日本人。不需要拉我去愛國教育，因為我沒有因此暗自高興。客觀分析一下，歐洲人一般對日本人的印象較好，例如日本人富有，有禮貌，衣著得體，喜歡運用高科技產品。從來沒有人問我是不是韓國人、新加坡人、菲律賓人、馬來西亞人，印尼人，越南人，諸如此類。這幾國之中，大概新加坡人和香港人外貌最為相似，而且跟韓國一樣，和香港生活水平接近，但為什麼從沒有人以為我是新加坡人或韓國人？原因很間單，在他們的印象裡，我的身高不像韓國人，而且他們認為上述國家甚少有學生喜歡去歐洲讀哲學。
談了半天，別人以為我研究康德和傅柯的關係，我告訴他，我是中國人，來自中國南部。這不是出於什麼民族意識，而是在法國人來說，來自南部通常夾雜很多想像，例如風景優美，旅遊勝地，陽光海灘，喜歡大自然，為人親切等等，當然也有一半機會覺得你是鄉下人。不過，也無甚關係，反正他們都習慣視中國人為鄉下人。我說，在中國，我哪有資格研究康德和傅柯呢，康德是牟宗三所宗，傅柯是文化研究的寵兒。我說，做過一點點胡塞爾，他們倒是覺得這才對啦，可能跟我的法語能力比較吻合，都是比較簡單枯燥。加上來自中東的同學，我說我正在讀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不料這招來了一個難題，為什麼要研究基督教哲學？
不知如何回答，中東文化源流複雜，伊朗人認為他們和阿拉伯世界的精神文化並不相連，而且長期和歐洲基督教文化抗衡，甚至認為受到歐洲的強烈的壓逼，我來自另一個歷史悠久的文化中國，又不是基督徒，現在竟然研究基督教包袱如此深重的黑格爾，真是別需一番說明。
假如，我像某些香港人一樣，在外國人面前說，來自香港，問題可能會簡單些。因為不少人不知道香港和中國的關係，大概以為是另一個台灣或新加坡。這也許有些好處，至少不會埋下被人揶揄中國崛起的伏線。有一次，和一個來自南美的同學飲咖啡，聊到政治，他說中國現在強大了，說不定會有一種非民主的體制成功，而又能控制貪污腐敗的。我希望跟大陸的親戚說說這個故事，起碼讓他們振作，你看，世界上有理想的人還真不少呀。
女同學的話題終究跟男同學不同，一來就問，你想不想念中國。用中文說「我想念你」，就是「我」行先，但在法語用法裡，通常是被想念的名詞行先，換成中文就是「你令我想念」。以前學習這個字的用法時，常有一聯想，「你令我想念」的意思也就相通於「你令我缺乏」。中國令我有所缺乏嗎？當然有，我告訴她，我還未愛上你們的芝士，而我也不知道如何向你解釋廣東人愛吃牛雜的味道。
還未來得及想念中國，中國的新聞，通常是負面的新聞，總會佔據這裡報紙的一小部份，香港的傳媒有香港的偏見，國外的傳媒也有自己的偏見，也正如其他國家的傳媒。最近google撤出中國（我不是認為香港不是中國，而是這裡的報紙內地和香港不分的），我問她，歐洲人是不是覺得難以理解中國網絡審查？她說，不會呀，怎會呢。她輕描淡寫得令我出奇。轉過頭來想想，別人怎麼有空閒關注你的國家呢，忙著研究中國崛起她們要如何保持競爭優勢，如何處理移民問題，已經應接不暇了。曾經在某些場合，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問道，你為何如此嚴厲批評你的國家，你不是中國人嗎？
別後，良久不想說話，有些話題提不出來，也按不下去。
壓逼與認可
讀周保松先生的文章，有以下一段：
「但肯定個體的獨特差異，必然導致壓迫嗎？不一定。如果我們見到差異的背後，其實有一很深的道德認定，也就是認定作為有自我意識和價值意識的主體，每個人是自己的主人，有自己不可替代的人生，可以為自己的生命作出抉擇並承擔責任，我們或許會在這層意義上，肯定每個人有相同的道德價值，並在制度和生活中努力實踐平等尊嚴的政治。也就是說，我們既肯定個性，鼓勵每個人有獨特的生命情調，同時要彼此尊重，確保每一個體在社會生活中享有平等的權利和機會。這是我常說的，我們要追求一種自由人的平等政治。」
讓我們隨意談談：
壓迫是怎樣一回事？(1)如果我想在考試取得滿分，可是結果不及格，是老師壓逼我嗎？當然不是，假如老師評分公允。是考試制度壓逼我嗎？也很難說得過去，除非不能通過考試就要被處死，或得到極不合理的對待。(2)如果老師上課時不斷論證某一種立場為合理而駁斥其他不合理的想法，這算是「強加一種想法給別人」嗎？或者壓逼別人接受他／她的想法嗎？也不算吧，頂多是老師口才好，或者聰明，我暫時無法駁倒他／她，又或者該立場真是很有道理。(3)如果在公司的會議裡，同事提出意見，大家讚好，而老闆作最後決定，最後沒有採納這意見。能說老闆壓逼員工嗎？大概也說不上，除非這決定的後果非常沉重，而該同事會為之而受到不合理的對待，例如無理解僱。(4)如果保皇黨在立法會累意造成流會，是保皇黨壓逼少數派嗎？大概也不是，因為這明顯是存心積累的攻擊，而且是一次過以壓倒性優勢來逼少數派服輸。
這樣說好像世界上從不存在壓逼，是這樣嗎？也許可以參考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現任所長Axel Honneth的想法。在思考「怎樣才算被壓逼或壓逼他人」這個問題時，「被壓逼」可以理解為「受到不尊重，以至得不到社會大眾視之為一個整全的人。」有人可能認為，不尊重是很主觀的感覺，例如在工作間，男同事在講黃色笑話，某女同事覺得不被尊重，這種情況雖然也是一種不尊重，但不包括在此界定內。因為該女同事沒有「得不到社會大眾視之為一個整全的人」，只要她出聲抗議或以後不加入男同事的黃色圈子，問題就解決了。不過，假如男同事持續地針對某一女同事說黃色笑話，令她經常覺得不受尊重，或者整個辦公室都有某種針對該女同事的氣氛，例如每次都有意無意勞役她做有損其尊嚴的工作，令她覺得不受尊重，而她又沒有合理選擇可以離開，這就可說是她被辦公室的規定或被公司壓逼了，即使她有合理選擇離開，也可說辦公室的規定或公司壓逼某一類員工。
再仔細一點說「社會大眾視之為一個整全的人」是什麼意思？這包含兩個要點：(1)Honneth根據社會學、發展心理學和哲學，得出一個結論，一個整全的人可包括三個層次：第一，被受關懷照顧，這是最基本的親情和友情的需求。例如老人、失業人士、長期病患者、單親家庭的子女得不到照顧，或者為維持經濟而要做力有不逮的工作。第二，得到法定權利的保障。例如沒錢顧用律師的人，應可享有政府資助顧用律師，某些沒有議價能力的工人，應該得到罷工、集體談判或其他可令其獲得保障的權利，外藉勞工或不同種族都應享有法定權利。第三，在一團體以至社會裡都被視為有同等尊嚴的人，並視每一個人都是社會上不可或缺的成員，彼此共同構成一個團結的社群。即是說，如果我們因為追求某種模式的經濟發展，而視其他不認同的人例如農民或藝術家為落伍，可以不加考慮而加以蔑視，這就是對異見者的壓逼，因為這沒有把異見者視之為同一社群內之成員，而對之有所尊重。(2)上述說的都是以一個社會為大前提，那並不是說某公司或某人不會對其他人形成壓逼，而是說當任何一個社會成員遭受不尊重的對待，都是社會裡的一種壓逼，某些情況可能個人要負上責任，例如某公司特別壓逼女性，某些情況則可能整個社會都要負上責任，例如老人居住或經濟條件得不到保障。整體來說，受到壓逼，Honneth稱之為，得不到社會所「認可」。(「認可」翻譯自Honneth德語原文Anerkennung,法語reconnaissance,英語recognition，英法翻譯他基本上沒有意見，而中文翻譯則權充一時，大有仔細斟酌的餘地。)
從這個角度看，社會運動或社會上的鬥爭，Honneth認為，可視之為爭取認可的行為。之所以要爭取認可，就是因為某些人覺得得不到社會認可，而在鬥爭過程裡，希望令社會尊重他們，視他們為一個個整全的人。這當然不是說一切社會運動或鬥爭都是因為他們的的確確得不到尊重，沒有被視為一個整全的人，一句話合理化一切社會現象。我們應該這樣考慮他的想法：不要因為社會運動或爭鬥違反社會運作的常規，甚至大規模動員群眾，借助聲勢而行使群眾力量，就視之為暴力擾民，影響社會安寧，是不理性或違法的行為；反而，應當從這些運動或鬥爭中思考，它們是否真正被社會「不認可」，或者社會有沒有「不認可」相關的事情或某些人？因為這樣才是真正看待示威者鬥爭者為同一個社群裡，同樣重要的成員，以基督教的話說，都是我們的鄰人，以中國人的老話說，四海之內皆兄弟。這份認可，比經濟地位，比法律上的權利，比慣性的社會運作，更為基本。
Honneth認為，(1)給予他人應有的認可和(2)以爭取社會認可為目標的社會運動是最基本的社會道德，只有在這個意義下，才可說看待社會上的他人為一個個平等的道德主體。因此，他認為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在可得到一個新的基礎，就是把生產關係鑲嵌在社會認可的框架裡，以理論言之，就是將資本理論鑲嵌在哲學人類學和當代現象學的分析裡，將可見出更深一層的意義。雖然他曾稱其書為現象學研究，但其實他在後來的討論裡花了更多心力回應英語學界關於 theories of justice的討論，因為他有一個基本立場，就是主張從社會不公(social injustice)來理解社會公正(social justice)。)。
關於現象學對他異性問題的研究和道德主體的相關性，上次說得不清晰，容後再談。
後記：我參看了根據Axel Honneth於1992年第一版的Kampf um Anerkennung的法文翻譯La lutte pour la reconnaissance (Paris Cerf, 2002)，德文原著2003年再版。此書「認可」這一概念來自作者討論黑格爾早期的Rechtsphilosophie，暫無暇詳及；另外，此書出版後不乏批判性的回應，例如於法國Lyon任教的Emmanuel Renault，暫無暇詳及。
「但肯定個體的獨特差異，必然導致壓迫嗎？不一定。如果我們見到差異的背後，其實有一很深的道德認定，也就是認定作為有自我意識和價值意識的主體，每個人是自己的主人，有自己不可替代的人生，可以為自己的生命作出抉擇並承擔責任，我們或許會在這層意義上，肯定每個人有相同的道德價值，並在制度和生活中努力實踐平等尊嚴的政治。也就是說，我們既肯定個性，鼓勵每個人有獨特的生命情調，同時要彼此尊重，確保每一個體在社會生活中享有平等的權利和機會。這是我常說的，我們要追求一種自由人的平等政治。」
讓我們隨意談談：
壓迫是怎樣一回事？(1)如果我想在考試取得滿分，可是結果不及格，是老師壓逼我嗎？當然不是，假如老師評分公允。是考試制度壓逼我嗎？也很難說得過去，除非不能通過考試就要被處死，或得到極不合理的對待。(2)如果老師上課時不斷論證某一種立場為合理而駁斥其他不合理的想法，這算是「強加一種想法給別人」嗎？或者壓逼別人接受他／她的想法嗎？也不算吧，頂多是老師口才好，或者聰明，我暫時無法駁倒他／她，又或者該立場真是很有道理。(3)如果在公司的會議裡，同事提出意見，大家讚好，而老闆作最後決定，最後沒有採納這意見。能說老闆壓逼員工嗎？大概也說不上，除非這決定的後果非常沉重，而該同事會為之而受到不合理的對待，例如無理解僱。(4)如果保皇黨在立法會累意造成流會，是保皇黨壓逼少數派嗎？大概也不是，因為這明顯是存心積累的攻擊，而且是一次過以壓倒性優勢來逼少數派服輸。
這樣說好像世界上從不存在壓逼，是這樣嗎？也許可以參考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現任所長Axel Honneth的想法。在思考「怎樣才算被壓逼或壓逼他人」這個問題時，「被壓逼」可以理解為「受到不尊重，以至得不到社會大眾視之為一個整全的人。」有人可能認為，不尊重是很主觀的感覺，例如在工作間，男同事在講黃色笑話，某女同事覺得不被尊重，這種情況雖然也是一種不尊重，但不包括在此界定內。因為該女同事沒有「得不到社會大眾視之為一個整全的人」，只要她出聲抗議或以後不加入男同事的黃色圈子，問題就解決了。不過，假如男同事持續地針對某一女同事說黃色笑話，令她經常覺得不受尊重，或者整個辦公室都有某種針對該女同事的氣氛，例如每次都有意無意勞役她做有損其尊嚴的工作，令她覺得不受尊重，而她又沒有合理選擇可以離開，這就可說是她被辦公室的規定或被公司壓逼了，即使她有合理選擇離開，也可說辦公室的規定或公司壓逼某一類員工。
再仔細一點說「社會大眾視之為一個整全的人」是什麼意思？這包含兩個要點：(1)Honneth根據社會學、發展心理學和哲學，得出一個結論，一個整全的人可包括三個層次：第一，被受關懷照顧，這是最基本的親情和友情的需求。例如老人、失業人士、長期病患者、單親家庭的子女得不到照顧，或者為維持經濟而要做力有不逮的工作。第二，得到法定權利的保障。例如沒錢顧用律師的人，應可享有政府資助顧用律師，某些沒有議價能力的工人，應該得到罷工、集體談判或其他可令其獲得保障的權利，外藉勞工或不同種族都應享有法定權利。第三，在一團體以至社會裡都被視為有同等尊嚴的人，並視每一個人都是社會上不可或缺的成員，彼此共同構成一個團結的社群。即是說，如果我們因為追求某種模式的經濟發展，而視其他不認同的人例如農民或藝術家為落伍，可以不加考慮而加以蔑視，這就是對異見者的壓逼，因為這沒有把異見者視之為同一社群內之成員，而對之有所尊重。(2)上述說的都是以一個社會為大前提，那並不是說某公司或某人不會對其他人形成壓逼，而是說當任何一個社會成員遭受不尊重的對待，都是社會裡的一種壓逼，某些情況可能個人要負上責任，例如某公司特別壓逼女性，某些情況則可能整個社會都要負上責任，例如老人居住或經濟條件得不到保障。整體來說，受到壓逼，Honneth稱之為，得不到社會所「認可」。(「認可」翻譯自Honneth德語原文Anerkennung,法語reconnaissance,英語recognition，英法翻譯他基本上沒有意見，而中文翻譯則權充一時，大有仔細斟酌的餘地。)
從這個角度看，社會運動或社會上的鬥爭，Honneth認為，可視之為爭取認可的行為。之所以要爭取認可，就是因為某些人覺得得不到社會認可，而在鬥爭過程裡，希望令社會尊重他們，視他們為一個個整全的人。這當然不是說一切社會運動或鬥爭都是因為他們的的確確得不到尊重，沒有被視為一個整全的人，一句話合理化一切社會現象。我們應該這樣考慮他的想法：不要因為社會運動或爭鬥違反社會運作的常規，甚至大規模動員群眾，借助聲勢而行使群眾力量，就視之為暴力擾民，影響社會安寧，是不理性或違法的行為；反而，應當從這些運動或鬥爭中思考，它們是否真正被社會「不認可」，或者社會有沒有「不認可」相關的事情或某些人？因為這樣才是真正看待示威者鬥爭者為同一個社群裡，同樣重要的成員，以基督教的話說，都是我們的鄰人，以中國人的老話說，四海之內皆兄弟。這份認可，比經濟地位，比法律上的權利，比慣性的社會運作，更為基本。
Honneth認為，(1)給予他人應有的認可和(2)以爭取社會認可為目標的社會運動是最基本的社會道德，只有在這個意義下，才可說看待社會上的他人為一個個平等的道德主體。因此，他認為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在可得到一個新的基礎，就是把生產關係鑲嵌在社會認可的框架裡，以理論言之，就是將資本理論鑲嵌在哲學人類學和當代現象學的分析裡，將可見出更深一層的意義。雖然他曾稱其書為現象學研究，但其實他在後來的討論裡花了更多心力回應英語學界關於 theories of justice的討論，因為他有一個基本立場，就是主張從社會不公(social injustice)來理解社會公正(social justice)。)。
關於現象學對他異性問題的研究和道德主體的相關性，上次說得不清晰，容後再談。
後記：我參看了根據Axel Honneth於1992年第一版的Kampf um Anerkennung的法文翻譯La lutte pour la reconnaissance (Paris Cerf, 2002)，德文原著2003年再版。此書「認可」這一概念來自作者討論黑格爾早期的Rechtsphilosophie，暫無暇詳及；另外，此書出版後不乏批判性的回應，例如於法國Lyon任教的Emmanuel Renault，暫無暇詳及。
2010年3月24日 星期三
閱周保松先生一文
閱周保松先生一文，頗有感概。
「但肯定個體的獨特差異，必然導致壓迫嗎？不一定。如果我們見到差異的背後，其實有一很深的道德認定，也就是認定作為有自我意識和價值意識的主體，每個人是自己的主人，有自己不可替代的人生，可以為自己的生命作出抉擇並承擔責任，我們或許會在這層意義上，肯定每個人有相同的道德價值，並在制度和生活中努力實踐平等尊嚴的政治。也就是說，我們既肯定個性，鼓勵每個人有獨特的生命情調，同時要彼此尊重，確保每一個體在社會生活中享有平等的權利和機會。這是我常說的，我們要追求一種自由人的平等政治。」
還得從哲學說起。胡塞爾在其手稿中，有一著名討論，就是「我任雙手互相觸摸」。這樣一句似乎是同語反復的話，竟然引起了二十世紀法國現象學界的廣泛討論，Levinas, Merleau-Ponty, Michel Henry, Jean-luc Nancy, Derrida, Didier Franck, Jean-luc Chrétien等均在課上和文章述及。因為它以具體經驗說明了「我如何感知自己和他者」這個問題。如果我沒有觸摸過自己，我如何知道「這」是自己？康德說，我們的經驗要是連續不斷，亦即是說構成一個整體，必須有一個「我」隨時間流逝而一直維持穩定。現在看見這部電腦，閉上眼再開眼，仍然看到剛才看到的那部電腦，這表示該電腦和看見電腦的「我」具有同一性，這不就從反省事物向我呈現的時間和空間特性，而說明了如何感知到自己嗎？
「看見」一件東西，是什麼一回事？胡塞爾喜歡說，我看見一座大廈的的背面，梅龐龐蒂喜歡說，我看見Rodin的雕像在走動。這意味著，我們總是「看見」一些看不見的東西，那些不直接呈現自己的東西。每一次「看見」，都需要移動我的眼球和身體。Kieslowski在A Short Film about Love就描繒了一小男生偷窺對面房子的女人的故事，無論你如何遮掩自己偷窺的姿態，只要你看得見他人，他人也看得見你在看他／她。換句話說，我看見他人，他人也能看見我，在這種intervisibility之中，他人跟我相遇。
看見是感知的一種，之所以用「感知」一詞，是因為說「認知」他者已經是更高一層次的理智運作的經驗，沒有「感知」是談不上「認知」的。這不是要說我們只能感知而不能認知他者，彷彿要把高層次的理智運作化約為低層次的知覺活動。我要說的是，在我們認知他者的時候，例如某人是清潔工人，某人收入低微，某人只有中學畢業而不能擔當高收入的工作，這些低學歷低技術勞動力供應過剩等等，這些認知都建基於感知的經驗，即是說，有些人無法運用這些經濟學的知識，但是仍然有對他人的感知。我們都看見過清潔工人坐在花欄的圍欄上休息，我們都見過工人拖動比自己身型大得多的大垃圾箱時汗流滿面，以致無時無刻都要掛一條毛巾在頸上。
即使看不見他人，我們還是會感知到他者的。我們看的同時，也在經驗自身的內在性(interiority)和非自身的他異性(alterity)。梅洛龐蒂甚至要說，自身的內在性恆處於張力之中。我看到Rodin的雕像的動作，彷彿他真的在動，我同時感知到我的身體潛在地可以這樣運動，而當下在展覽廳裡我自然地按下了這種衝動，沒有真的動起來。我任雙手互相觸摸，我當然可以感知到自己在觸摸自己，也可以感知一部份的身體在逃避自己的觸摸，這種觸摸覺感知可以獨立於視覺運行，但是視覺卻不能離開身體觸覺來運行，眼睛不是望遠鏡，不可以除下來借給別人使用的。當我和朋友握手時，我不用看著我的手接觸到別的東西，並憑著對人類的手的認知，才能判斷那是別人的手。我們握手，同時向對方微笑，甚至想擁抱他／她。這些說明就把康德的研究具體化了，當然，這裡無法詳及更仔細的分析。
我們頭痛的時候，我們疲倦的時候，是誰使我們頭痛疲倦的呢？這看似一個無聊的問題，當然是我們生痛，或者我們幹了很多事令身體疲累了。頭痛吃藥通常可以治愈，疲倦休息可以恢復，這也許源於身體的生理機能。但是，也有些時候我們面對煩多的人事感到頭痛，對屢次失敗感到疲倦，就不一定是生理機能出問題了。當我們覺得沉悶，對著每天一樣的客人，不是來議價，就是逛櫥窗，這又是誰導致自己悶呢？是我自己導致自己嗎？如果是自己招來，那理應可以憑自己之力去取消它，掃走沉悶，但事實真的如此嗎？會不會有一些經驗源於身體的內在性，可是自己卻無能力去消除它，可不可以說身體的內在性同時包含了他異性在裡面？
當然，來自自身的他異性和來自他者的他異性是不同的，需再作詳述，然而均可說明他異性參與構成了自己的同一性。可以說，掃除他異性在自我意識裡的位置，就是一種暴政，其暴力之處在於要抹去一切自己不能控制的騷動，一切異己者向我挑戰的目光，一切顛覆穩定的力量。正如馬克思的異化理論和資本論告訴我們，不是因為我們追求平等，所以要給回勞工應有的尊嚴和生活保障，以示尊重他們為平等的道德主體，而事實上，勞動力從來都是勞動者的，工資房價的奴隸從來都不是屬於資本家的。我們之所以要追求平等，正因為我們一直掠奪了不屬於自己的東西，我們虧欠了推動工業化和殖民主義，而同時犧牲了青春和生命的勞動者，我們踏在貧病老弱者的頭上，建立民主和法制，我們排除了其他種族而宣講平等和自由的哲學，這是我們的原罪。我們需要認真檢討自由主義的哲學基礎，正如馬克思對黑格爾所作的。
「但肯定個體的獨特差異，必然導致壓迫嗎？不一定。如果我們見到差異的背後，其實有一很深的道德認定，也就是認定作為有自我意識和價值意識的主體，每個人是自己的主人，有自己不可替代的人生，可以為自己的生命作出抉擇並承擔責任，我們或許會在這層意義上，肯定每個人有相同的道德價值，並在制度和生活中努力實踐平等尊嚴的政治。也就是說，我們既肯定個性，鼓勵每個人有獨特的生命情調，同時要彼此尊重，確保每一個體在社會生活中享有平等的權利和機會。這是我常說的，我們要追求一種自由人的平等政治。」
還得從哲學說起。胡塞爾在其手稿中，有一著名討論，就是「我任雙手互相觸摸」。這樣一句似乎是同語反復的話，竟然引起了二十世紀法國現象學界的廣泛討論，Levinas, Merleau-Ponty, Michel Henry, Jean-luc Nancy, Derrida, Didier Franck, Jean-luc Chrétien等均在課上和文章述及。因為它以具體經驗說明了「我如何感知自己和他者」這個問題。如果我沒有觸摸過自己，我如何知道「這」是自己？康德說，我們的經驗要是連續不斷，亦即是說構成一個整體，必須有一個「我」隨時間流逝而一直維持穩定。現在看見這部電腦，閉上眼再開眼，仍然看到剛才看到的那部電腦，這表示該電腦和看見電腦的「我」具有同一性，這不就從反省事物向我呈現的時間和空間特性，而說明了如何感知到自己嗎？
「看見」一件東西，是什麼一回事？胡塞爾喜歡說，我看見一座大廈的的背面，梅龐龐蒂喜歡說，我看見Rodin的雕像在走動。這意味著，我們總是「看見」一些看不見的東西，那些不直接呈現自己的東西。每一次「看見」，都需要移動我的眼球和身體。Kieslowski在A Short Film about Love就描繒了一小男生偷窺對面房子的女人的故事，無論你如何遮掩自己偷窺的姿態，只要你看得見他人，他人也看得見你在看他／她。換句話說，我看見他人，他人也能看見我，在這種intervisibility之中，他人跟我相遇。
看見是感知的一種，之所以用「感知」一詞，是因為說「認知」他者已經是更高一層次的理智運作的經驗，沒有「感知」是談不上「認知」的。這不是要說我們只能感知而不能認知他者，彷彿要把高層次的理智運作化約為低層次的知覺活動。我要說的是，在我們認知他者的時候，例如某人是清潔工人，某人收入低微，某人只有中學畢業而不能擔當高收入的工作，這些低學歷低技術勞動力供應過剩等等，這些認知都建基於感知的經驗，即是說，有些人無法運用這些經濟學的知識，但是仍然有對他人的感知。我們都看見過清潔工人坐在花欄的圍欄上休息，我們都見過工人拖動比自己身型大得多的大垃圾箱時汗流滿面，以致無時無刻都要掛一條毛巾在頸上。
即使看不見他人，我們還是會感知到他者的。我們看的同時，也在經驗自身的內在性(interiority)和非自身的他異性(alterity)。梅洛龐蒂甚至要說，自身的內在性恆處於張力之中。我看到Rodin的雕像的動作，彷彿他真的在動，我同時感知到我的身體潛在地可以這樣運動，而當下在展覽廳裡我自然地按下了這種衝動，沒有真的動起來。我任雙手互相觸摸，我當然可以感知到自己在觸摸自己，也可以感知一部份的身體在逃避自己的觸摸，這種觸摸覺感知可以獨立於視覺運行，但是視覺卻不能離開身體觸覺來運行，眼睛不是望遠鏡，不可以除下來借給別人使用的。當我和朋友握手時，我不用看著我的手接觸到別的東西，並憑著對人類的手的認知，才能判斷那是別人的手。我們握手，同時向對方微笑，甚至想擁抱他／她。這些說明就把康德的研究具體化了，當然，這裡無法詳及更仔細的分析。
我們頭痛的時候，我們疲倦的時候，是誰使我們頭痛疲倦的呢？這看似一個無聊的問題，當然是我們生痛，或者我們幹了很多事令身體疲累了。頭痛吃藥通常可以治愈，疲倦休息可以恢復，這也許源於身體的生理機能。但是，也有些時候我們面對煩多的人事感到頭痛，對屢次失敗感到疲倦，就不一定是生理機能出問題了。當我們覺得沉悶，對著每天一樣的客人，不是來議價，就是逛櫥窗，這又是誰導致自己悶呢？是我自己導致自己嗎？如果是自己招來，那理應可以憑自己之力去取消它，掃走沉悶，但事實真的如此嗎？會不會有一些經驗源於身體的內在性，可是自己卻無能力去消除它，可不可以說身體的內在性同時包含了他異性在裡面？
當然，來自自身的他異性和來自他者的他異性是不同的，需再作詳述，然而均可說明他異性參與構成了自己的同一性。可以說，掃除他異性在自我意識裡的位置，就是一種暴政，其暴力之處在於要抹去一切自己不能控制的騷動，一切異己者向我挑戰的目光，一切顛覆穩定的力量。正如馬克思的異化理論和資本論告訴我們，不是因為我們追求平等，所以要給回勞工應有的尊嚴和生活保障，以示尊重他們為平等的道德主體，而事實上，勞動力從來都是勞動者的，工資房價的奴隸從來都不是屬於資本家的。我們之所以要追求平等，正因為我們一直掠奪了不屬於自己的東西，我們虧欠了推動工業化和殖民主義，而同時犧牲了青春和生命的勞動者，我們踏在貧病老弱者的頭上，建立民主和法制，我們排除了其他種族而宣講平等和自由的哲學，這是我們的原罪。我們需要認真檢討自由主義的哲學基礎，正如馬克思對黑格爾所作的。
2010年3月13日 星期六
矛盾
記得和大學好友看過一套戲，Paradise Now。有些人相信聖戰，為神聖而戰，而他們的勝利在於他人的死亡，而戰利品就是自己的死亡，立見天國。昨晚和來見伊斯蘭世界的伊朗同學談起，她說這是對可蘭經和先知言論的一種很現代的解釋，估計可能只有六十年。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的解釋，也不過六十年，對「社會主義」三十年，對「六四」二十年，「和諧社會」只是近幾年。可是，這些說法誰都曉得它的荒謬，連朋友也說，中國根本就是資本主義。
如果中國純粹是資本主義，也不算太壞，問題在於她是冒充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正如談談和諧，並無不妥，可是她是掩蓋矛盾的和諧。有些人問我，你怎麼盡在想中國的不好，不想想中國現在的發展，不多幹點實事。另一些人說，你批評中國，你也是中國人呀。是啊，我是不拆不扣的中國人，但我不知道甚麼叫中國，正如我的朋友也不明白伊斯蘭教是甚麼，為甚麼她的上帝比別的上帝地位更崇高。她說人權並無不妥，但為甚麼主張人權的國家要對她的國家禁運，不賣治愛滋病的藥給她們，難道不涉政治的平民也該受到懲罰嗎？在她的國家，當大學生上街示威是會隨時被軍隊開槍打死，隨時被拉入監獄，但是他們還是在革命三十週年紀念時，在總統演說台後示威。香港的大學生因為示威被恐嚇，大學校長義正辭嚴說大學不會容忍學生作犯法行為，甘為當權者抬橋。我們不敢怒斥假話，因為也不願意說真話。是啊，我們覺得在身上綁炸彈憨居，到底是我們覺得神聖不應叫人犧牲生命，或是早已沒有任何神聖的信念？
馬克思喜歡找矛盾，就像小女孩喜歡鬧分手一樣，面對矛盾令人尋找超克的出路，分手令人思考如何填補束縛和自由的空隙。現在人家喜歡說減少矛盾，維持穩定，促進和諧，這不是很好嗎？我想起第一次談戀愛的時候，女生說我就要你說喜歡，喜歡就行了，這樣不好嗎？你待我很好，豆漿的味道很甜，頸巾很溫暖，世界很和諧，可是我和世界並不和諧。跟你這樣子一起很幸苦。是啊，我跟自己相處也很辛苦。你簡直不可理喻。
沙特曾經說，性虐待原則上已註定失敗。為甚麼？因為你不僅要把自己異化成一件物品，失去對身體的主宰，任人魚肉，更重要的是，他人要視你為失去自由的身體而盡情蹂躪，那麼跟蹂躪一張桌子，愛撫一塊石頭，或者想像一道灰牆來自慰，再無分別。在失去自由的身體裡，尋找只有自由才能享受的歡愉，豈不是緣木求魚？這說明了一切初戀失敗的理由。至於，初戀為甚麼出現？顯然，因為有些人總是假裝喜歡被虐，把自由包成禮物送給情人。
正如我們總要說說得和諧，維持表面的妥協，因為我們害怕被矛盾撕裂虛偽的歡愉，因為我們沒有勇氣拒絕敵人送給我們的禮物。
如果中國純粹是資本主義，也不算太壞，問題在於她是冒充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正如談談和諧，並無不妥，可是她是掩蓋矛盾的和諧。有些人問我，你怎麼盡在想中國的不好，不想想中國現在的發展，不多幹點實事。另一些人說，你批評中國，你也是中國人呀。是啊，我是不拆不扣的中國人，但我不知道甚麼叫中國，正如我的朋友也不明白伊斯蘭教是甚麼，為甚麼她的上帝比別的上帝地位更崇高。她說人權並無不妥，但為甚麼主張人權的國家要對她的國家禁運，不賣治愛滋病的藥給她們，難道不涉政治的平民也該受到懲罰嗎？在她的國家，當大學生上街示威是會隨時被軍隊開槍打死，隨時被拉入監獄，但是他們還是在革命三十週年紀念時，在總統演說台後示威。香港的大學生因為示威被恐嚇，大學校長義正辭嚴說大學不會容忍學生作犯法行為，甘為當權者抬橋。我們不敢怒斥假話，因為也不願意說真話。是啊，我們覺得在身上綁炸彈憨居，到底是我們覺得神聖不應叫人犧牲生命，或是早已沒有任何神聖的信念？
馬克思喜歡找矛盾，就像小女孩喜歡鬧分手一樣，面對矛盾令人尋找超克的出路，分手令人思考如何填補束縛和自由的空隙。現在人家喜歡說減少矛盾，維持穩定，促進和諧，這不是很好嗎？我想起第一次談戀愛的時候，女生說我就要你說喜歡，喜歡就行了，這樣不好嗎？你待我很好，豆漿的味道很甜，頸巾很溫暖，世界很和諧，可是我和世界並不和諧。跟你這樣子一起很幸苦。是啊，我跟自己相處也很辛苦。你簡直不可理喻。
沙特曾經說，性虐待原則上已註定失敗。為甚麼？因為你不僅要把自己異化成一件物品，失去對身體的主宰，任人魚肉，更重要的是，他人要視你為失去自由的身體而盡情蹂躪，那麼跟蹂躪一張桌子，愛撫一塊石頭，或者想像一道灰牆來自慰，再無分別。在失去自由的身體裡，尋找只有自由才能享受的歡愉，豈不是緣木求魚？這說明了一切初戀失敗的理由。至於，初戀為甚麼出現？顯然，因為有些人總是假裝喜歡被虐，把自由包成禮物送給情人。
正如我們總要說說得和諧，維持表面的妥協，因為我們害怕被矛盾撕裂虛偽的歡愉，因為我們沒有勇氣拒絕敵人送給我們的禮物。
消費
消費
可能我是鄉下人，還未習慣歐洲資本主義大城市的生活。在大學城裡，有一天想找個地方飲咖啡，竟然覺得1.7歐一杯咖啡，好貴，於是走了。一般價錢大概是1.5歐一杯，外賣再平幾毫。後來想想，不對呀，在香港茶餐廳十多元一杯，在咖啡室更起碼要30-40元一杯，等如歐羅3至4歐起。原來我失憶了，忘記了大城市的生活指數。
新魯汶有一所舊書店，準確地說，是只有一所，名叫Fleurs du mal。新魯汶是新大學，不過40多年歷史，可是這所書店內的書卻比大學老得多。我每次入去，都會看一看梅落龐蒂的《行為之結構》，有沒有人買走。是第一版，1942年，一位比利時教授De Waelhens為他寫前言，他在1951年寫了一本書Une philosophie de l'ambiguïté. L'existentialisme de Maurice Merleau-Ponty，我懷疑是最早研究梅落龐蒂哲學的著作。可是，它的價錢是雙位數，比新版貴得多。那時候法國大學出版社的書，封面用紙很薄，就像小學時的習作簿的封面，很容易就縐起來，而且它每的頁邊好像用一把毫不鋒利的刀來切割，甚至可能是用人手撕開的，我覺得像濕了的廁紙再晾乾後的樣子。
有一次，我看見一個像教授樣子的顧客，蹲下翻書翻了好久，差不多逐本逐本看，成疊托起，拉開，再把架裡的書抽出來，逐本翻，他的眼神如饑似渴，像是戰爭電影中為死去的同袍搜尋他妻兒的照片、日記本或者定情信物。自從沒有再去青文書屋，新亞書店，就再沒見過這個場面了。然後，他買了一大疊，出手濶綽，估計價值超過兩百歐。
可能這裡某些出版社的書價較貴，一般學生負擔不起，而且影印也不便宜多少。我上的哲學課，都已經第六周了，二十個同學裡，大概平均只有五個同學買了書，而他們當中有兩三位是頭腦花白的退休人士。這跟香港的情況有點不同，以前不少中大同學都會買書的，起碼捨得買中文書。可是香港很少口袋書(pocket)，這裡多一個選擇，就是可以放在外衣口袋裡，或者恤衫口袋裡的書，書價平均低於十歐，約等如香港平袋書的價錢，可是紙質不差，而且可以有四五百頁的。這裡的學生午餐通常吃面包，不是為了減肥，而是習慣是這樣，可能因為這裡沒有中價餐廳，要麼就是2歐一條面包，要麼就是20歐一個餐廳套餐。換言之，三個午餐＝一本袋裝書，九個午餐＝康德三大批判。
我最不明白的是，為什麼學生買不起書，卻又喝得起酒，抽得起煙，買得起衫呢？到法國同學家中作客，他們平日很節儉，可是要帶我們到首都的酒吧，喝一杯餐前酒，最好的啤酒要花上4歐。在香港並不貴，甚至很平，如果你能在蘭桂坊找到這個價錢的啤酒連服務，足夠上雜誌了。可是，你想想，他們平時只吃2歐面包做午餐，可是現在卻以一倍價錢買標酒飲，而且，法國人飲酒，哪裡只會飲一杯。他們打趣說，咖啡、抽煙、飲酒，就是les conditions transcendantales de la philosophie，即是沒有煙酒咖啡，就沒有哲學。那我註定只能做二流哲學學生了。
說到衣服，比利時學生的打扮甚為入時，至少是他們的潮流。溫度微升至零度時，女生就喜歡穿上短裙，即使上身已披上及膝大褸，但寒風吹來，她們還是冷得騰騰震。男生則流行低腰牛仔褲，以及任何時候都要穿黑色皮鞋。問題是，這裡衣服的價錢並不便宜，而且，我最不明白的是，為什麼要堅持買不同款的黑色皮鞋，與及不同款的黑色恤衫呢？如果不是某同學說起，我真看不出他已經換了衣服。顯然，花費買的衣服，並不是為了給我看的。
可能我是鄉下人，還未習慣歐洲資本主義大城市的生活。在大學城裡，有一天想找個地方飲咖啡，竟然覺得1.7歐一杯咖啡，好貴，於是走了。一般價錢大概是1.5歐一杯，外賣再平幾毫。後來想想，不對呀，在香港茶餐廳十多元一杯，在咖啡室更起碼要30-40元一杯，等如歐羅3至4歐起。原來我失憶了，忘記了大城市的生活指數。
新魯汶有一所舊書店，準確地說，是只有一所，名叫Fleurs du mal。新魯汶是新大學，不過40多年歷史，可是這所書店內的書卻比大學老得多。我每次入去，都會看一看梅落龐蒂的《行為之結構》，有沒有人買走。是第一版，1942年，一位比利時教授De Waelhens為他寫前言，他在1951年寫了一本書Une philosophie de l'ambiguïté. L'existentialisme de Maurice Merleau-Ponty，我懷疑是最早研究梅落龐蒂哲學的著作。可是，它的價錢是雙位數，比新版貴得多。那時候法國大學出版社的書，封面用紙很薄，就像小學時的習作簿的封面，很容易就縐起來，而且它每的頁邊好像用一把毫不鋒利的刀來切割，甚至可能是用人手撕開的，我覺得像濕了的廁紙再晾乾後的樣子。
有一次，我看見一個像教授樣子的顧客，蹲下翻書翻了好久，差不多逐本逐本看，成疊托起，拉開，再把架裡的書抽出來，逐本翻，他的眼神如饑似渴，像是戰爭電影中為死去的同袍搜尋他妻兒的照片、日記本或者定情信物。自從沒有再去青文書屋，新亞書店，就再沒見過這個場面了。然後，他買了一大疊，出手濶綽，估計價值超過兩百歐。
可能這裡某些出版社的書價較貴，一般學生負擔不起，而且影印也不便宜多少。我上的哲學課，都已經第六周了，二十個同學裡，大概平均只有五個同學買了書，而他們當中有兩三位是頭腦花白的退休人士。這跟香港的情況有點不同，以前不少中大同學都會買書的，起碼捨得買中文書。可是香港很少口袋書(pocket)，這裡多一個選擇，就是可以放在外衣口袋裡，或者恤衫口袋裡的書，書價平均低於十歐，約等如香港平袋書的價錢，可是紙質不差，而且可以有四五百頁的。這裡的學生午餐通常吃面包，不是為了減肥，而是習慣是這樣，可能因為這裡沒有中價餐廳，要麼就是2歐一條面包，要麼就是20歐一個餐廳套餐。換言之，三個午餐＝一本袋裝書，九個午餐＝康德三大批判。
我最不明白的是，為什麼學生買不起書，卻又喝得起酒，抽得起煙，買得起衫呢？到法國同學家中作客，他們平日很節儉，可是要帶我們到首都的酒吧，喝一杯餐前酒，最好的啤酒要花上4歐。在香港並不貴，甚至很平，如果你能在蘭桂坊找到這個價錢的啤酒連服務，足夠上雜誌了。可是，你想想，他們平時只吃2歐面包做午餐，可是現在卻以一倍價錢買標酒飲，而且，法國人飲酒，哪裡只會飲一杯。他們打趣說，咖啡、抽煙、飲酒，就是les conditions transcendantales de la philosophie，即是沒有煙酒咖啡，就沒有哲學。那我註定只能做二流哲學學生了。
說到衣服，比利時學生的打扮甚為入時，至少是他們的潮流。溫度微升至零度時，女生就喜歡穿上短裙，即使上身已披上及膝大褸，但寒風吹來，她們還是冷得騰騰震。男生則流行低腰牛仔褲，以及任何時候都要穿黑色皮鞋。問題是，這裡衣服的價錢並不便宜，而且，我最不明白的是，為什麼要堅持買不同款的黑色皮鞋，與及不同款的黑色恤衫呢？如果不是某同學說起，我真看不出他已經換了衣服。顯然，花費買的衣服，並不是為了給我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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