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張白票廢票也好

和執教中學的朋友談起，五區公投究竟是不是玩弄「公投」措辭，欺騙市民，宣傳某政客的政治綱領，以達至累積政治資本的一場show ?

先看一看黃毓民怎樣說：「我們沒有公投法，所以這不是法理上的公投，這變相公投也沒有法律上的約束力，但有政治上的約束力，有道德的約束力。」（2010年2月7日鏗鏘集）這番話令某些人不期然想，既然你承認沒有法律上的約束力，為什麼還要多此一舉？

司徒華曾經明確說，當下最需要的是跟市民廣泛討論政改方案的建議，於是策動政黨派員到中學和落區引起討論。但是，令人不解的是，為什麼胡志偉要絕食100小時呢？難道絕食具有法律效力，或者道德號召力，可以促進政府修訂方案？這當然是跟引發市民參與元旦遊行有關。我想，討論的意義在於令公眾更充份了解方案的利弊，但在討論過後，當方案提交立法會表決時，市民對議員投票表決方案是近乎沒有影響力的。因為僅僅通過落區討論和政治諮詢，市民的意願是沒法被有效測量，而只能靠作代議功能的立法會議員在議政和表決時反映。

許多政策都經過這樣的程序來諮詢和決定，我們都習慣了這種代議的模式。近年，更有各機構做民意調查，測量市民意願，對議員和政府構成一定的參考和約束力。既然如此，何必要搞公投？但是，補選投票和民意調查有重大差別呀。民調在一定程度上市民仍然是被動的受訪者，受問卷設定的問題所引導。我們也見過不少有立場偏頗的問卷了，但是調查結果在傳媒或政客口中會被描繒成大多數支持或反對的意見，對促進討論本身無甚幫助。補選投票可以在選舉過程中，經過公開程序討論辯論，參選人既會受到公眾質疑，也可以公開地宣示參選立場，比起落區討論和民意調查來說，與市民有更多互動，立法會裡的議題可以直接帶回市民中間。政制改革這種影響重大的議題，以這種方式讓公眾討論不是更能體現公眾參與政制改革嗎？

加上，在政改方案提交立法會前，以補選投票方式來讓選民表達意願，可以令民意凝聚成對方案的支持或反對，對議員投票表決具有更直接的參考和約束力。因為選民可以投票選擇屬意的候選人。即使只有一個民主派的候選人，你反對他／她，也可以投白票或廢票，以顯示相反意見。這比起政制向前走大聯盟在現階段以募集簽名的方式來反映民意，不是更能讓公眾經過選舉期間公開討論，更能達至深思熟慮的決定嗎？

稱辭職補選為公投，是否違法或違憲這個問題，我想不是隨便一個政府官員或政客能夠決定。司法、立法和行政三權分立的倡議人孟德斯鳩在1758年出版的《論法的精神》已經表明，這是應當交由司法機關決定。因為只有由完全獨立的司法機關按憲法和法律裁決，才可以保證行政和立法機關不會逾越其權限。即使按現代中國之父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五權分立的設想，也是在這一條憲政民主的道路上發展而來的。抗拒五區公投的人也許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不是依這樣的西方民主憲政的理念而來。那麼，我們該如何理解違法或違憲的指責？是不是國務院港澳辦及中聯辦說了算？假如她們逾越了其權力範圍，甚至違反已經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哪一個機關可以作出裁決？內地學者包萬超曾指出目前制度的問題：

「違憲審查的機構設置缺乏權威和制度約束，審查主體具有不明確性和多層次性。《憲法》第62、67條規定全國人大及其常務委員會行使憲法監督權。但憲法又同時規定：國務院、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政府都有不同程度的憲法監督和違憲審查權。這些規定存在三個明顯的弊端：一是事實上降低了違憲審查機構的權威；二是必然導致權限劃分不清和管轄衝突。如憲法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專門委員會審查）有權撤銷國務院各部委同憲法相抵觸的命令、指示和規章，國務院也具有這種權力。因為作為國務院撤銷理由的“不適當”也自然包括與憲法相抵觸。三是對眾多不同種類和層次的違憲監督機構難以做到制度約束。」（註一）

這是全國性的問題，而不是針對香港特區的基本法而來。單就基本法而言，問題相對簡單，出於對司法獨立的尊重，我們應服從終審庭和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這樣說，指公投違法違憲的人，估計是按上述全國性違憲審理的思路而來，而非依照擁有解釋基本法的權力單位而來。

港澳辦指香港沒有權創制公投：「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無權創制“公投”制度。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所謂“公投”沒有憲制性法律依據，沒有法律效力。」香港人沒有這種憲制性的公投權利，這意味著什麼？內地學者指出，全國人民缺乏公投權利，表示法律制度無法無法真正體現人民具有主權：

「根據現行國際法，行使自決權的主體是作為主權者的全體人民。然而，從國內法的角度來看，人民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和空洞的象徵，實際上體現主權的是國家（政府）或者作為選民的個人；為了落實人民主權的理念，必須承認主權性公民的基本權利並以此限制國家權力。這種思想體現在憲法上，就是重視包括自我決定權在內 的各種人權的制度安排。然而原子化的公民畢竟是無力的，於是，社群、族群、地區、地方等各種共同體也作為個人權利的掩體而引起關注。」（註二）

人民沒有主權，那麼，中央常稱「國家主權」是什麼意思？這難免令人覺得是黨政專權。這不僅是司法制度的一個缺口，也是民主不能得到制度上保證的原因。正正是由於制度上沒有民主，公投也好，補選也好，投一票支持民主也好，投張白票廢票也好，不是也可以體現立法機關的民主選舉公平地代表民意嗎？為什麼必定要把補選投票，沒有憲制性效力的公投，扭曲為國務院港澳辦所說憲制性安排的「公投」，埋沒自己的公民權利和民意力量？從這個角度看，沒有憲制效力的公投仍然代表民意，除了使得票多的議員當選進入立法會外，其他令人欲避無從的力量，也許就是所謂公民投票釋放出民意的道德力量。

註一：〈設立憲法委員會和最高法院違憲審查庭並行的復合審查制──完善我國違憲審查制度的另一種思路〉，原載《法學》，轉載自《自北大法律信息網》http://big5.chinalawinfo.com/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_Detail.asp?ArticleID=51685

註二：〈自決權與憲政理論〉，載於《法律思想網》http://www.china-judge.com/readnews-newsid2259bigclassid16smallclassid16specialid0.html

我擔任家中的洗碗工作，已經五個月了。晚飯後清理好，明天就不用再每天洗這幾隻碗碟兩遍了，我們要搬到所謂的西歐，洗乾淨另一些碗碟。

我在香港這個小島長大，這是頭一次真正出國生活，絕對是大鄉里出城。頭一次坐超過十小時飛機，上機前萬分緊張，看著父母離開我們的背影，才發覺我們兩人只留下了幾張照片給他們。人潮散去，那輛巴士緩緩駛走後，半夜的機場開始變得寥落，再聽不到小孩玩耍的笑聲。

我們兩人都很習慣捷克的生活，因為我們都徹底忘了怎樣說話，幾乎從牙牙學語開始。直到今天，我除了認得地名之外，仍然對捷克語一無所知。昨夜送別在捷克認識的第一個朋友時，我告訴她，我跟第一天見你一樣感到抱歉，至今我只能大致準確地講出你的名字。可能出於負欠的心態，我把我所認識的唯一一個捷克哲學家，Patočka著作的全部法文譯本，都借了回來，囫圇吞棗地讀了一遍。這件事使我不致在他的墓前，感到慚愧。可是，在我國的政治氛圍裡，我真不知我是否有勇氣有能力為自由而書寫自由。

我最近用熱水洗碗去油，省下了不少洗潔精，有時雙手不小心卻燙得通紅，然後把碗碟過水時一併冷卻。有時在超級市場買菜時，看見不少工人買午餐，就是一大袋面包加幾片火腿或芝士。這裡一個餐館的侍應每月大概有10000克朗，相當於港幣4100元左右。這裡不流行香港的茶餐廳，也就沒有平民化的午餐晚餐，因此出外吃一頓普通的飯，有肉有飲料，配搭薯仔或飯，起碼要花100克朗，港幣41元，這是最低消費。我在大學工作的時候，一般午餐只花30元以下，除了受邀請客之外。由此看，對基層工人來說，捷克餐館並不便宜。換個角度看，荼餐廳這麼平，不也是靠壓榨工人的勞動力而來嗎？香港的平民化消費，梁振英口中美言為豐儉由人，其實只是變相令工人生活開支降低，減輕了向老闆爭取加薪的壓力吧。

我們叫父母放心，在這裡不用捱麵包，不愁開飯，直到有天遇到領事館官員審查我們的收入證明，他用傲慢的語調，輕帶疑問的口吻說，「你們的獎學金收入也真不少，這是個不少的數目」。剎那間，我生出了另一種慚愧。我們從捷克人不認識的地方而來，來這裡學習他們不少人也不認識的法語和德語哲學，一個學期過去，我不認識他們的語言文化，就只看過聽過他們充滿苦難而又滿懷自豪的歷史，他們視我們為遊客，我們視他們為陌生人，我們憑什麼值這些個錢？

我們發覺，捷克人不喜歡穿戴法國英國意大利名牌。在香港，走一走旺角，Gucci L.V. Agnès b.隨處可見，在年青人的腰間，在白領的手中。在捷克的第一個印象是，即使在市中心購物中心，大型流行時裝店的數量，可能只比旺角各式書店稍為多。在這裡沒有香港鋪天蓋地的廣告，一個來自中亞的同學說，她覺得地鐵裡的人太過嚴肅，都不說話，氣氛靜得也不想別人說話似的。不過，我們在除夕那天，坐上南部的火車，大家都提早下班飲酒，車上都是回家過年的鄉鎮居民，下午四時多夜幕初垂，大家興高彩烈地彈結他唱歌。一輛只有三卡的火車，每一處空間都企滿人，每一個窗口都畫上墨綠色的草地，一間間小屋的燈亮起，我好像嗅到了炊煙飄來的飯香。

其中一個老師挺喜歡吃泰式炒飯加辣，他這學期教一門課叫「歐洲作為哲學的課題」，顧名思義，就是從歐洲哲學傳統來看何謂歐洲。有些同學不喜歡，覺得老生常談，另一些同學覺得該稱作「歐洲作為哲學的語言」才對，因為令我們疲於應付德文的文獻。如果在香港開一個課，探討何謂香港，何謂中國，討論共產黨算不算中國，西藏算不算中國，要承繼中國文化的精神是不是要反共？這豈不是被視為異常「激進」？但是，這正正就是新亞書院之為新亞書院，而不叫中國書院或亞洲書院的思想基礎呀，也是中文大學之為中文大學，而不是中國大學、香港大學、廣東話大學或國民黨大學的根本精神呀。今天中國人拿Nobel Prize，中國人上太空，這些科學成的源頭能說是中國還是歐洲？我不敢斷言這些問題。起碼在我看來，這個課學到的並不限於歐洲。

有些同學有種印象，搞歐洲思想研究的人，說話都比較含混。比起一些美國哲學家，說話也許沒那麼斬釘截鐵，乾淨利落。可是，在無可奈何的時候，捷克人始終立場明確。哈維爾悼念其師Patočka的長文，處處輕描淡寫，例如當時捷克的商店門口貼滿「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這並不是因為人們響往發動另一場無產階級革命奪權，而是為了不想被找麻煩。他說，這一切不過是「意識形態讓人們欺騙自己的良知」，因為現實情況恰恰相反，它要求我們欺騙自己的良知，否則就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在這個到處可見雕像石碑的城市，在教堂的外牆、街角、地鐵站和商場，不時可見一束束鮮花和蠟燭祭奠。我明天就要走了，我沒給過捷克什麼，同樣我也無法拿走她的什麼，因為她的一切都留在莊嚴的歷史裡，要後人負上不可磨滅的文化身份，閱讀一本本為她而寫證據確鑿的書，沒人能夠恃勢凌人，也沒人終生受不白之冤。一代又一代的人都要讀她，直至「吟罷低眉無寫處」。

飯後隨想

看到母校的學生談到上哲學課的經歷，偶爾回想自己昔日在新亞的日子，吃過晚飯到錢穆圖書館借一大疊書，是我的不良習慣，因為當中總有一大部份未及細看，就要歸還。這幾天夜裡刮風刮得很厲害，大雪狂掃半個至一個小時，我在桌子前繼續看書寫論文，彷彿混然不知天下事。在動輒跟你講和諧，強調香港人要愛國的這個社會，我簡直想逃得遠遠的，可是，跑到了沒人和你談中國的世界，又可以作些什麼呢？

臨別之際，和同學們道別，碰巧他們都是來自後共產國家的。隨口提到香港的政局，有人指搞公投的人是想搞獨立，動機是想分裂社會，是不愛國，不為社會整體利益著想的做法，他們兩人暗暗搖頭，也許，他們的社會也曾經瀰漫過這樣的氣氛吧。談到此，又不免想到深圳河南北的差別。無錯，我在一小島長大，對國情不及許多人了解，但是，我既然作為中國的一份子，也未至於對國是前途沒發言權吧。同樣道理，就算我在香港算是無業遊民，難道我對高鐵談論，就一定是憎人富貴的心態作崇？Realpolitik就是要爭取時機，在適當的位置打擊對手，如果政治只是這樣的話，說到底還不是might is right？不過，真有人按這個想法，視六四屠殺是政治姿態，跟道德無關，建高鐵是成本問題，跟人的家園無關，苦行是博取公眾注意的手段，跟感情信仰無關。一時我也不知如何自處，像生活在一個無人駕駛的時代，其他人的想法跟他／她都無關。

有一個問題我一直想不通，為什麼不同職業值得拿不同的人工？labour為什麼必須跟value掛勾？以我膚淺的想法，我覺得這堪稱為哲學問題。立法會的功能組別就是要特別關照人工高的人，並美其名為專業人士，保障均衡參與。為什麼哲學家不是專業人士？詩人、曾灶才、吳仲賢不是專業人士嗎？誰比曾灶才有毅力和創意？誰比得上吳仲賢對社會經濟的分析和相應的社會行動? 用今天的話說，搞社會運動是無償的勞動。我們相信會計師專管公司帳目，但我們不相信哲學家專管概念，例如「起義」這個詞的意義就得去問中文系教授，為什麼不去問問哲學家，哪一個政權才是「正當」？我們相信工程師建高鐵，為什麼不去問問生態學家覺得好不好，畫家覺得美不美？

這五個月在歐洲學習，有一件事是挺不習慣的，就是突然沒人走來問你胡塞爾有什麼值得讀？Patocka說過什麼，這有什麼意思？或者，像以前在母校遇到的學生，在上課或下課後面帶木納，有時開口，更多的時候是用眼神問我，為什麼要問「什麼是意義」這個問題，為什麼要問「何謂道德」這個問題。的確是很不習慣，我不知長此下去會否令思想變得蠢鈍，或者生活在書堆裡，像另一個世紀的人。但是，就是沒人主動和我談起這些問題。倒是有一個很受海德格影響的同學，每有機會，不論是否哲學學生，甚至教我們的老師，都必定談起「為什麼要問為什麼」這個問題。我也不知如何回答她，因為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想知道，但就是想知道更多。

經常和法國同學談起一個問題，為什麼Badiou和Zizek這麼流行？他說在法國的文化界也很流行呀，但就是不知道為什麼，在學術界又不是那麼回事。我告訴他，在香港的文化界和學術界他們都很流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我們的學術和文化一樣普及，那不是比法國更好嗎？

吟罷低眉無寫處

離開捷克之前，被人在背後稱為來自中國的野人蠢人，這個完結也不怎麼難忘，因為幾個月來已經習慣了文化間互不了解的現實。

歐洲同學說，如果這個大使官人員在其本國如此說話，他就有被公眾投訴、撤職，甚至被控告歧視，要負上刑責。我不肯定她說的是否真確，反正我也不打算追究，遇到如此有正義感的同學，運氣也不算太壞。畢竟語言的障礙，有時可以令人築起圍牆，割據一方自高自大，而願意走出去的人，卻又容易被另一道陌生的圍牆所擋，進退失據。

有些同學，因為他英文好，就是不願意說他不熟悉的法文或德文來溝通。英文是國際語言，誰敢說自己懂？不懂也得說，這是生存之道。常言道，語言原本就是來自生活溝通，沒哪一種語言比另一種高貴。我原本一直相信這個顯而易見的道理，直到我遇到一些只願說他／她的母語的人，堅持不說外語，這不是因為他／她不懂，而只不過是不想說。我開始疑惑，究竟說外語是不是意味著要離開原本熟悉的生活，甚至一直不假思索的信念？

和同學聊起政治的時候，我不懂得用外語表達「保皇黨」這個觀念，我嘗試表達成pro-government parties或者pro-communist parties，好像不太對路。這最多只表達出親政府或親共產黨的團體，始終沒法表達某些自稱愛國，卻不是出於愛慕而實在是出於懼怕和奉承而有的「皇」這個觀念。加上，「黨」這個字特別有意思，「君子群而不黨」，民主黨在五區總辭的立場上最能體現君子節操，獨立而不倚仗他人。星島、明報，甚至文滙大公，都不會用「保皇黨」這個字，而只用「建制派」來指同一群人，只有蘋果一直沿用「保皇黨」一語。我估計pro-government parties對外國人來說，只等如「建制派」的意思。是否真有「保皇黨」存在？用外語表達時，我仍然遲疑，但回到母語，我深信不疑。

保皇黨常說自己有多愛國，搞五區總辭的人等如港獨，吳康民甚至勸某些大律師考慮移民，因為反正留港也只是想分裂中國而已，而他認為基於香港市民的愛國熱忱，律師們是不會得逞的。愛不愛國，用廣東話說，心照啦。不過，有些事情也挺客觀的，就是愛國也不一定看得清楚心上人的內心底蘊，你儘管愛得轟轟烈烈吧，你的對象也照樣可以背叛你。

記者訪問余英時先生，問他想不想念中國，他說，我在哪裡，中國就在哪裡。如果我們不把他理解為自大的話，可以看作他對愛情抱有「主觀唯心主義的立場」。不過，即使他自大，也比某些自稱充滿愛國熱忱的人，對祖國更有貢獻。我，作為堅守「科學唯物主義」的人，反而比較臺灣詩人洛夫的想法。

《邊界望鄉》 洛夫

驚蟄之後是春分
清明時節該不遠了
我居然也聽懂了廣東的鄉音
當雨水把莽莽大地
譯成青色的語言
喏！你說，福田村再過去就是水圍
故國的泥土，伸手可及
但我抓回來的仍是一掌冷霧

公民參與 自我管治

從你的姿態中，我學到
以側身向歷史問候的方式
在患躁狂症的年代隆隆過去後
我們將留下來，守住大地的居所

歐陽江河
















如果我沒理解錯，呂大樂在其〈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一文中，認為圍堵立法會屬於衝擊立法會，而按照香港市民對社會秩序的理解，這不算是和平抗爭。按大眾的理解，圍堵立法會之所以影響社會秩序，之所以不和平的原因在於：（１）蓄意禁固他人，限制他人自由，甚至構成人身安全的威脅；（２）妨礙立法會一帶的交通，如地下鐵和道路交通。

大概不少般人僅看這兩點，就會得出一個結論，圍堵立法會這個行動已經違法了，甚至是反高鐵人士不服從立法會決定而輸打贏要，這時候談什麼爭取公義保家園，功能組別不民主，政府漠視民意等等，許多人都聽不入耳了。問題是，持上述態度的人，像極了正在執法的警察，或者判案的法官。我們何時開始不再以個人，以生活在這個城市的公民身份，來看待社會上一切示威抗議的行為？我們為甚麼偏偏要以警察或法官的角色來審判一切示威行動，例如某新聞報道員話：「在場的示威者十分克制，一直都和平集會。」有時候，我們甚至會以為自己是政府高官，見到示威便首先考慮是否會影響政府（自己）的管治威信，而不是首先考慮示威人士不滿的原因，他們想爭取些甚麼，社會是不是真有甚麼問題等等，反而像某電視台這樣總結一段報道：「市民對政府施政的不滿越來越多，政府又是否能有效處理呢？」

我不是要在此論證管制示威的法律的合理性，也不是要否定上述的評價角度的優劣。我想指出，不少電視觀眾已經習慣了看電視新聞報道「他人」的示威，這是「他人」或社會上一小部份人對政府不滿，對官商勾結不滿，彷彿將自己隔絕於這個社會之外，「他人」彷彿不是和我一樣，都是共同生活在這個城市的公民。

董啟章曾在〈土地，就在我們的腳下——反高鐵苦行者給我們的啟示〉一文，分析反高鐵行動的意義，這個行動可以釋放每一個人可能的能量，將對社會的關注化成一系列行動，重新打開一片天地，這是共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對自己的土地的關注，而不是某些「他人」對「他們」的不平事衝動不滿。說到底，這是「我們」共同守護我們的生活，我們對土地對自然環境對家庭生活的熱愛。這也不僅是這一刻菜園村村民的共同期望，而是我們對未來對下一代的期望。我們不希望為了加入與鄰近地區日益劇烈的經濟競賽，而放棄我們的家園，令原本齊整的家園先被拆散，然後按資本流動的律則，按不同的階級被分散至社會不同的角落，退休人士回到國內安享晚年，享有香港的退休金但失去了民主和自由，中產階級在中港兩地穿梭工作，外來遊客搭乘快速鐵路過境，把剩餘財富在香港的服務業花費，而基層市民繼續分享些微薪水過活。原本的鄉土觀念，不論是耕作自娛，或者工餘享受大自然美景的生活模式，為了經濟競賽都得拋棄，而重新被裝嵌入地產商和政府的城市規劃設計圖之中。

有些人當然願意為經濟競賽出一份力而享受其成果，並因而把反高鐵的爭議視為個人生活職業的選問題。的而且確，反高鐵人士清楚表明，社會上有些人不願意。坐在電視前的我們，到底視他們為「他們」，是經濟競賽的失敗者，或害怕面臨失敗的弱者，還是「我們」當中的一份子，一直為這城市發展貢獻一分力，承受一輩子負債的樓價，犧牲家人團聚，或放棄投入經濟競賽以外其他生活的可能性的人們？

在城市摩肩接踵的人流裡碰面，我們到底是誰？我們是一群白天努力工作，情願不情願也好，都要接受中央和諧政策和政府施政的「市民」？我們看見「他們」圍堵立法會，就要認同警察「十分克制」，沒有把「他們」立即逐一拖走是高度忍耐的做法？

對政府來說，「他們」是一部份「市民」，但是對嚮往民主的人來說，我們都是「公民」。Hannah Arendt曾指出，真正反民主的人，不是因為相信民主無法令有才能的人統治社會，而是對統治本身的執迷。統治，德文是Herrschaft，它同時具有英文和中文裡支配(domination)、主宰(mastery)、權力(authority)和管治(governance)等意思。我們常常聽到一些說法，不論是特首、司長、局長和政治助理等，都是為了有效管治香港而設的制度，警察就是為了維持社會秩序的要員，立法會議員是代表民意的發言人。問題是，我們為甚麼情願接受被管治，默許某些人當我們的代言人，而把我們對城市發展的意願、對生活方式的追求長期以來按下不表，默許地產商對理想住宅的規劃，附和政府和資本家對經濟融合的設計，相信專業工程師對基建的設計等等，結果眼白白看著原本作為市肺的新界被發展，被鐵路和大商場瓜分，結果換來市區樓價高企，換來新界西北的交通問題失業貧窮等問題。為甚麼我們視立法會外集會的群眾為一小部份為反對而反對的人？彷彿「他們」在「我們」這個「廉潔高效」的社會之外，沒有被政府有效管治。為甚麼我們不覺得自己被有效管治時，喪失了與這個城市生死相依的歸屬感，喪失了我們自己管治自己的能力，喪失了應有的公民身份，變成最初為生存而賺錢，到後來為賺錢而賺錢的狀態？既看不見其他的公民，也看不見原本可以共同參與的政治世界，令政治世界成為政客或代議人的專業工作。

只有當我們意識到我們不僅是工作崗位上的一員，不僅是專業人士，也不僅是家庭中的成員等等，我們才能發現我們具有的公民身份。我們會討厭破壞維港的景觀的人，我們會看重教育制度對下一代的影響，這不僅出於保住自己的飯碗，在樓市裡自求多福，而是為了整個社會的長遠發展。明白到公民表達意見和參與管治社會這個角色，我們才會樂意跟反高鐵人士溝通，搞清楚到底是不是真有人為反對而反對。當我們意識到，圍堵立法會的人，不是「他人」，正是我茶餐廳的顧客，我班上的學生，我家裡的下一代，與我們共同生活在這塊土地的人，我們才不會隨便接受任何一個專業人士代我們發言的觀點，警察的觀點，政府讉責示威人士違反法治精神等等。因為我們明白到，這些人都不會因為躺在馬路上得到個人利益，反而隨時可以被警察合法拘捕，儘管當時未必每一個人都清楚意識到這個行為的法律後果。他們為的只不過是向政府和某些立法會議員表示，我們履行了公民對社會的責任，積極表達自己的意見，並樂於付出時間來溝通，可是政府和某些立法會議員一再漠視公民參與的合理性，這也是示威人士激憤的原因。

我不是要辯護如呂大樂所言「目的可以令一切手段都變得合理」這個立場。從「公民參與，自我管治」(participation of citizens in self-governing)這個角度看，我們不是要否定「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呂大樂語），或者政府的合法性，反而是因為我們真正相信民主，我們才要提倡「公民參與，自我管治」。正因為我們樂於參與公眾事務，而願意暫時拋開職業的身份，家庭的考慮，個人的利益等，平等地溝通，議事論事，不為利益而支持，也不因黨派而反對。只有這樣，我們才樂於共同接受法律的約束，我們才會相信議會應是代表民意議政的機構，政府是執行民意的機構，也因而它們才具有合法性，儘管目前立法和行政機關不是全面民主，但我們相信我們是有能力逐步實現民主化的。試想想，如果香港社會沒有了這一群反高鐵人士，我們將失去了多少深入思考檢討高鐵政策得失的機會，這不僅會導致菜園村無聲無色地消失，也令整個社會損失得到進步的機會。

真正支持民主的人，不是要接受被管治，反而是要努力地爭取在職業的壓力，在經濟的負擔以外，冒著被別人批評自己不成熟的意見，勇敢地參與公眾事務，社會決策，共同承擔後果。圍堵立法會的反高鐵人士已經表現出，願意共同承擔後果的精神，這包括可能是違法會遭檢控的行動，質疑政府高鐵方案的不足而被批評為意見不成熟，以及假若高鐵建不成，經濟可能得到的損失等等，這些都說不上是個人利益。電視機前的我們，願不願意讓中環交通暫時受到阻延，政府官員和立法會議員願不願意與公眾認真對話，放棄馬上表決議案再作討論？我們願不願意放下職業的身份，以共同生活在這個城市的公民角色，以寬容的態度來看待異見者不滿者？這不僅表現出文明社會的精神，更可以鼓勵忙於工作無暇關心公眾事務的人，停下來，重新看看我們的社會，認真想想我們共同的未來。

貓住在開滿荼蘼花的巷子裏

有點茶香在衣服和新剪的
頭髮上，在吹著小風的窗下盤旋
一隻麻雀從隔壁的屋頂拍翅滑落
我們未必記得他的面目和名字
喜悅為眉毛停留，不曾畫過的：
有時是覺得孤獨些，陽光總是
這樣曬著書籍和鉛筆
水瓶裏的雛菊閃爍飄搖著
　
總是這樣的，可是不寂寞
不會：因為有書和筆，雛菊
和一隻聽話的貓。有些話
昨天說過今天再重複講一遍
可能去年秋天就已經說過了
在鐘樓下大樹前，要不然就是
前生未了的緣？是一句中斷的
歌辭，低迴又揚起的管絃
　
想證明甚麼呢？光陰很長
很溫柔，像貓貓的鬍子
比吉他的調子更悠遠
還帶著茶香（當你抱著
一首宋詩，專心地調絃
和音，尋找準確的位置），昨天
曾經試過，在緊張的絃上
急促地撥弄著漫長的今天
酒在小杯子裏，耳環在燈下
牡丹，豆豆，石榴，葡萄，水仙
　
想證明宋詩可以和吉他配合
因為琵琶幽怨，簫太冷。證明
你遺忘的句子我全部記得──
顫抖的旋律在蘆葦間飄流
主題似磐石在急流中屹立
證明這指法是對的，而顫抖的
旋律如傾斜泛紅的肩
主題無非愛和戰爭。窗外
是疑似的薯葉，黃昏有雨
打過夢幻芭蕉；貓貓跑進
院子淋雨，麻雀驚飛上屋頂
這貓的面目和名字都好記
她住在開滿荼蘼花的巷子裏
　
(1983)
　
　
楊牧《有人》1986

看到這幅照片，想起曾經在課室裡遇到你。

有五十後專業人士登報說，「高鐵，並非為一小撮人而建，亦非為我們這一代香港人而建。高鐵，是為下一代的香港與區內經濟圈及世界接軌而建。」他們支持興建高鐵，因為香港要與國內經濟融合是刻不容緩的事情，並且，只有這樣才能確保香港未來的發展。這表示，高鐵不僅為第二代人帶來好處，並為第四代和以後的世代帶來好處，這是香港整體的利益。我一直也不明白，為甚麼他們這樣害怕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會落後於其他地方？甚至認為我們也需要為這發展而付出。

是因為我們期望更好的生活，因此要確保經濟發展，甚至要達至比其他地區更好的經濟水平嗎？為什麼更好的經濟就會有更好的生活？或者，為什麼我要追求更好的經濟發展？在我出生和成長的地方，有許多「本土經濟」。在調景嶺和鯉魚門，有些人在屋後種一塊小小的田地，基本上不用去買菜，可以自給自足，我家就曾經養雞和種番石榴。在官塘碼頭，有許多漁民在黃昏時賣海產，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牌照，反正父親下班時，那裡人頭湧湧，彷如一個市場。今天在上水街市，仍然可以看見不少婆婆在賣他們種的蔬菜和水果。如果說人是要追求更好的生活，要住西九，要北上發展，那麼是不是意味著這些漁民和婆婆，都不配稱之為人？因為他們不追求更好的生活。

經濟發展的欲望到底是不是純粹發自每一個人的內心，還是在一個社群裡互相影響而形成某種形態的？我在捷克裡，由一個城去另一個城，相距二百公里，大概相當於香港和廣州的距離，坐火車連轉車時間，需要四小時，巴士快一些，也需要近三小時。我以往經常來往深圳和廣州，坐和諧號車程只需一小時，我起初怕耐不住火車的速度，但我其實是學生，時間不是金錢，而只是用來累積學問，了解生命，既不用趕著上班，也不用趕著回家。四小時的火車和一小時的火車，分別並不怎麼大，我在火車上一樣可以看書和寫論文，而且有美景作伴。經濟發展，爭分奪秒的欲望，並不是純粹發自我自己的，是我過去生活於香港養成的。

在香港的時候，經常聽到朋友說，假期要離開香港旅遊去，當作充電，回來再搏殺過。這也許就是香港精神，講拼搏。經常聽到捷克人自許，布拉格的建築是歐洲最美的城市，維也納最多排第二。我暫時未能驗證這話有沒有道理，不過，我肯定如果以搏殺的態度，肯定無法欣賞它們凝聚了幾百年歷史的美。天天看著幾百年歷史建築，我失掉旅遊的心態，反而總覺得沒有好好認識它們。羅浮宮咖啡廳是卡夫卡常去和朋友聊天的地方，我卻沒待過一個下午，市中心歌劇院的地下，是一間非常華麗堂皇的餐廳，我從它的大玻璃窗裡看入去，赫拉巴爾的《我曾侍候過的英國國王》曾拍成電影，我估計就是在這裡取景的。

我曾經問過胡塞爾全集的一位編者，胡塞爾1930年代在拉格的幾場演講，到底在什麼地方進行。他愣住了，彷彿從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他猜想有可能在現在的人文學院，即是正對著德伏札克銅像的那座一百年歷史左右的大樓。其他的演講算是私人場合進行，他也不知道在哪裡。我猜想捷克人也不會知道，雖然當時胡塞爾演講的標題是歐洲文明的危機，是他們自己的危機。香港倒還是很特別，今天仍然有不少人重新反思，六十年代的青年反抗過的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並約定在明天一起歡送它。

以前在香港每天早上坐一小時地鐵和火車上班，卻沒留下什麼特別印象。在2009年最後一天，我從一個小城回布拉格，正是下午四時，天已垂暮。整個火車車卡都是人，我用拙劣的德文和鄰座的老伯聊天，才知道他們除夕提早下班回家。大家在車上彈結他唱歌，我只聽得懂一首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老伯問我是不是日本人，我說不是，然後在佈滿水氣的車窗上劃出中國的海岸線，我來自cina。我問他的孫兒會不會英文德文或法文，他說不會。如果是香港的小孩，五歲如果還不懂英文生字，恐怕要去補習了。

在香港，與國內經濟區進一步融合是當前的必要任務，這幾乎要寫進教科書了。這情況有點像，融入歐盟是東歐小國當前的首要任務。我不知道這是否如此急切，甚至連學校裡也規定某天是普通話日，只可講普通話。這對捷克人來說，是一個笑話。每每當同學問我，我想了解一下你們的文化，中文難學嗎？我也不知怎樣回答好。我做過補習老師，教英文的義工，從來只聽過學生說「英文好難啊」。從小到大學英文，老師也沒跟我說過學英文可以了解別人的文化。經常聽到的是，你們多看英文故事書，多看英文台電視節目，英文就會好了。我的大學年代，英文成為必修科，那時候的老師只是教我們用什麼英文字來講去宴會的衣著。我們的英文教育又是跟什麼地方融合呢？

我不是專業人士，可是我也是個人，我需要你們說服我為什麼香港要這樣的經濟發展。剛看完了一本書叫Spaces of Neoliberaliza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是David Harvey於2004年在海德堡大學的一連串演講。我推薦你看，馬克思研究人身的勞動轉化成商品價值的過程，他進一步研究我們的空間如何被轉化成商品的市場。他有句這樣的話：「新自由主義政府視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為管治危機。」想一想，香港要融入內地經濟圈才是未來的發展方向，是資本主義發展的要求，還是政府和資本家為大家編織出來的藍圖？想一想，你究竟需要什麼，期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