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擔任家中的洗碗工作，已經五個月了。晚飯後清理好，明天就不用再每天洗這幾隻碗碟兩遍了，我們要搬到所謂的西歐，洗乾淨另一些碗碟。

我在香港這個小島長大，這是頭一次真正出國生活，絕對是大鄉里出城。頭一次坐超過十小時飛機，上機前萬分緊張，看著父母離開我們的背影，才發覺我們兩人只留下了幾張照片給他們。人潮散去，那輛巴士緩緩駛走後，半夜的機場開始變得寥落，再聽不到小孩玩耍的笑聲。

我們兩人都很習慣捷克的生活，因為我們都徹底忘了怎樣說話，幾乎從牙牙學語開始。直到今天，我除了認得地名之外，仍然對捷克語一無所知。昨夜送別在捷克認識的第一個朋友時，我告訴她，我跟第一天見你一樣感到抱歉，至今我只能大致準確地講出你的名字。可能出於負欠的心態，我把我所認識的唯一一個捷克哲學家，Patočka著作的全部法文譯本，都借了回來，囫圇吞棗地讀了一遍。這件事使我不致在他的墓前，感到慚愧。可是，在我國的政治氛圍裡，我真不知我是否有勇氣有能力為自由而書寫自由。

我最近用熱水洗碗去油，省下了不少洗潔精，有時雙手不小心卻燙得通紅，然後把碗碟過水時一併冷卻。有時在超級市場買菜時，看見不少工人買午餐，就是一大袋面包加幾片火腿或芝士。這裡一個餐館的侍應每月大概有10000克朗，相當於港幣4100元左右。這裡不流行香港的茶餐廳，也就沒有平民化的午餐晚餐，因此出外吃一頓普通的飯，有肉有飲料，配搭薯仔或飯，起碼要花100克朗，港幣41元，這是最低消費。我在大學工作的時候，一般午餐只花30元以下，除了受邀請客之外。由此看，對基層工人來說，捷克餐館並不便宜。換個角度看，荼餐廳這麼平，不也是靠壓榨工人的勞動力而來嗎？香港的平民化消費，梁振英口中美言為豐儉由人，其實只是變相令工人生活開支降低，減輕了向老闆爭取加薪的壓力吧。

我們叫父母放心，在這裡不用捱麵包，不愁開飯，直到有天遇到領事館官員審查我們的收入證明，他用傲慢的語調，輕帶疑問的口吻說，「你們的獎學金收入也真不少，這是個不少的數目」。剎那間，我生出了另一種慚愧。我們從捷克人不認識的地方而來，來這裡學習他們不少人也不認識的法語和德語哲學，一個學期過去，我不認識他們的語言文化，就只看過聽過他們充滿苦難而又滿懷自豪的歷史，他們視我們為遊客，我們視他們為陌生人，我們憑什麼值這些個錢？

我們發覺，捷克人不喜歡穿戴法國英國意大利名牌。在香港，走一走旺角，Gucci L.V. Agnès b.隨處可見，在年青人的腰間，在白領的手中。在捷克的第一個印象是，即使在市中心購物中心，大型流行時裝店的數量，可能只比旺角各式書店稍為多。在這裡沒有香港鋪天蓋地的廣告，一個來自中亞的同學說，她覺得地鐵裡的人太過嚴肅，都不說話，氣氛靜得也不想別人說話似的。不過，我們在除夕那天，坐上南部的火車，大家都提早下班飲酒，車上都是回家過年的鄉鎮居民，下午四時多夜幕初垂，大家興高彩烈地彈結他唱歌。一輛只有三卡的火車，每一處空間都企滿人，每一個窗口都畫上墨綠色的草地，一間間小屋的燈亮起，我好像嗅到了炊煙飄來的飯香。

其中一個老師挺喜歡吃泰式炒飯加辣，他這學期教一門課叫「歐洲作為哲學的課題」，顧名思義，就是從歐洲哲學傳統來看何謂歐洲。有些同學不喜歡，覺得老生常談，另一些同學覺得該稱作「歐洲作為哲學的語言」才對，因為令我們疲於應付德文的文獻。如果在香港開一個課，探討何謂香港，何謂中國，討論共產黨算不算中國，西藏算不算中國，要承繼中國文化的精神是不是要反共？這豈不是被視為異常「激進」？但是，這正正就是新亞書院之為新亞書院，而不叫中國書院或亞洲書院的思想基礎呀，也是中文大學之為中文大學，而不是中國大學、香港大學、廣東話大學或國民黨大學的根本精神呀。今天中國人拿Nobel Prize，中國人上太空，這些科學成的源頭能說是中國還是歐洲？我不敢斷言這些問題。起碼在我看來，這個課學到的並不限於歐洲。

有些同學有種印象，搞歐洲思想研究的人，說話都比較含混。比起一些美國哲學家，說話也許沒那麼斬釘截鐵，乾淨利落。可是，在無可奈何的時候，捷克人始終立場明確。哈維爾悼念其師Patočka的長文，處處輕描淡寫，例如當時捷克的商店門口貼滿「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這並不是因為人們響往發動另一場無產階級革命奪權，而是為了不想被找麻煩。他說，這一切不過是「意識形態讓人們欺騙自己的良知」，因為現實情況恰恰相反，它要求我們欺騙自己的良知，否則就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在這個到處可見雕像石碑的城市，在教堂的外牆、街角、地鐵站和商場，不時可見一束束鮮花和蠟燭祭奠。我明天就要走了，我沒給過捷克什麼，同樣我也無法拿走她的什麼，因為她的一切都留在莊嚴的歷史裡，要後人負上不可磨滅的文化身份，閱讀一本本為她而寫證據確鑿的書，沒人能夠恃勢凌人，也沒人終生受不白之冤。一代又一代的人都要讀她，直至「吟罷低眉無寫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