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側身向歷史問候的方式
在患躁狂症的年代隆隆過去後
我們將留下來，守住大地的居所
歐陽江河
如果我沒理解錯，呂大樂在其〈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一文中，認為圍堵立法會屬於衝擊立法會，而按照香港市民對社會秩序的理解，這不算是和平抗爭。按大眾的理解，圍堵立法會之所以影響社會秩序，之所以不和平的原因在於：（１）蓄意禁固他人，限制他人自由，甚至構成人身安全的威脅；（２）妨礙立法會一帶的交通，如地下鐵和道路交通。
大概不少般人僅看這兩點，就會得出一個結論，圍堵立法會這個行動已經違法了，甚至是反高鐵人士不服從立法會決定而輸打贏要，這時候談什麼爭取公義保家園，功能組別不民主，政府漠視民意等等，許多人都聽不入耳了。問題是，持上述態度的人，像極了正在執法的警察，或者判案的法官。我們何時開始不再以個人，以生活在這個城市的公民身份，來看待社會上一切示威抗議的行為？我們為甚麼偏偏要以警察或法官的角色來審判一切示威行動，例如某新聞報道員話：「在場的示威者十分克制，一直都和平集會。」有時候，我們甚至會以為自己是政府高官，見到示威便首先考慮是否會影響政府（自己）的管治威信，而不是首先考慮示威人士不滿的原因，他們想爭取些甚麼，社會是不是真有甚麼問題等等，反而像某電視台這樣總結一段報道：「市民對政府施政的不滿越來越多，政府又是否能有效處理呢？」
我不是要在此論證管制示威的法律的合理性，也不是要否定上述的評價角度的優劣。我想指出，不少電視觀眾已經習慣了看電視新聞報道「他人」的示威，這是「他人」或社會上一小部份人對政府不滿，對官商勾結不滿，彷彿將自己隔絕於這個社會之外，「他人」彷彿不是和我一樣，都是共同生活在這個城市的公民。
董啟章曾在〈土地，就在我們的腳下——反高鐵苦行者給我們的啟示〉一文，分析反高鐵行動的意義，這個行動可以釋放每一個人可能的能量，將對社會的關注化成一系列行動，重新打開一片天地，這是共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對自己的土地的關注，而不是某些「他人」對「他們」的不平事衝動不滿。說到底，這是「我們」共同守護我們的生活，我們對土地對自然環境對家庭生活的熱愛。這也不僅是這一刻菜園村村民的共同期望，而是我們對未來對下一代的期望。我們不希望為了加入與鄰近地區日益劇烈的經濟競賽，而放棄我們的家園，令原本齊整的家園先被拆散，然後按資本流動的律則，按不同的階級被分散至社會不同的角落，退休人士回到國內安享晚年，享有香港的退休金但失去了民主和自由，中產階級在中港兩地穿梭工作，外來遊客搭乘快速鐵路過境，把剩餘財富在香港的服務業花費，而基層市民繼續分享些微薪水過活。原本的鄉土觀念，不論是耕作自娛，或者工餘享受大自然美景的生活模式，為了經濟競賽都得拋棄，而重新被裝嵌入地產商和政府的城市規劃設計圖之中。
有些人當然願意為經濟競賽出一份力而享受其成果，並因而把反高鐵的爭議視為個人生活職業的選問題。的而且確，反高鐵人士清楚表明，社會上有些人不願意。坐在電視前的我們，到底視他們為「他們」，是經濟競賽的失敗者，或害怕面臨失敗的弱者，還是「我們」當中的一份子，一直為這城市發展貢獻一分力，承受一輩子負債的樓價，犧牲家人團聚，或放棄投入經濟競賽以外其他生活的可能性的人們？
在城市摩肩接踵的人流裡碰面，我們到底是誰？我們是一群白天努力工作，情願不情願也好，都要接受中央和諧政策和政府施政的「市民」？我們看見「他們」圍堵立法會，就要認同警察「十分克制」，沒有把「他們」立即逐一拖走是高度忍耐的做法？
對政府來說，「他們」是一部份「市民」，但是對嚮往民主的人來說，我們都是「公民」。Hannah Arendt曾指出，真正反民主的人，不是因為相信民主無法令有才能的人統治社會，而是對統治本身的執迷。統治，德文是Herrschaft，它同時具有英文和中文裡支配(domination)、主宰(mastery)、權力(authority)和管治(governance)等意思。我們常常聽到一些說法，不論是特首、司長、局長和政治助理等，都是為了有效管治香港而設的制度，警察就是為了維持社會秩序的要員，立法會議員是代表民意的發言人。問題是，我們為甚麼情願接受被管治，默許某些人當我們的代言人，而把我們對城市發展的意願、對生活方式的追求長期以來按下不表，默許地產商對理想住宅的規劃，附和政府和資本家對經濟融合的設計，相信專業工程師對基建的設計等等，結果眼白白看著原本作為市肺的新界被發展，被鐵路和大商場瓜分，結果換來市區樓價高企，換來新界西北的交通問題失業貧窮等問題。為甚麼我們視立法會外集會的群眾為一小部份為反對而反對的人？彷彿「他們」在「我們」這個「廉潔高效」的社會之外，沒有被政府有效管治。為甚麼我們不覺得自己被有效管治時，喪失了與這個城市生死相依的歸屬感，喪失了我們自己管治自己的能力，喪失了應有的公民身份，變成最初為生存而賺錢，到後來為賺錢而賺錢的狀態？既看不見其他的公民，也看不見原本可以共同參與的政治世界，令政治世界成為政客或代議人的專業工作。
只有當我們意識到我們不僅是工作崗位上的一員，不僅是專業人士，也不僅是家庭中的成員等等，我們才能發現我們具有的公民身份。我們會討厭破壞維港的景觀的人，我們會看重教育制度對下一代的影響，這不僅出於保住自己的飯碗，在樓市裡自求多福，而是為了整個社會的長遠發展。明白到公民表達意見和參與管治社會這個角色，我們才會樂意跟反高鐵人士溝通，搞清楚到底是不是真有人為反對而反對。當我們意識到，圍堵立法會的人，不是「他人」，正是我茶餐廳的顧客，我班上的學生，我家裡的下一代，與我們共同生活在這塊土地的人，我們才不會隨便接受任何一個專業人士代我們發言的觀點，警察的觀點，政府讉責示威人士違反法治精神等等。因為我們明白到，這些人都不會因為躺在馬路上得到個人利益，反而隨時可以被警察合法拘捕，儘管當時未必每一個人都清楚意識到這個行為的法律後果。他們為的只不過是向政府和某些立法會議員表示，我們履行了公民對社會的責任，積極表達自己的意見，並樂於付出時間來溝通，可是政府和某些立法會議員一再漠視公民參與的合理性，這也是示威人士激憤的原因。
我不是要辯護如呂大樂所言「目的可以令一切手段都變得合理」這個立場。從「公民參與，自我管治」(participation of citizens in self-governing)這個角度看，我們不是要否定「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呂大樂語），或者政府的合法性，反而是因為我們真正相信民主，我們才要提倡「公民參與，自我管治」。正因為我們樂於參與公眾事務，而願意暫時拋開職業的身份，家庭的考慮，個人的利益等，平等地溝通，議事論事，不為利益而支持，也不因黨派而反對。只有這樣，我們才樂於共同接受法律的約束，我們才會相信議會應是代表民意議政的機構，政府是執行民意的機構，也因而它們才具有合法性，儘管目前立法和行政機關不是全面民主，但我們相信我們是有能力逐步實現民主化的。試想想，如果香港社會沒有了這一群反高鐵人士，我們將失去了多少深入思考檢討高鐵政策得失的機會，這不僅會導致菜園村無聲無色地消失，也令整個社會損失得到進步的機會。
真正支持民主的人，不是要接受被管治，反而是要努力地爭取在職業的壓力，在經濟的負擔以外，冒著被別人批評自己不成熟的意見，勇敢地參與公眾事務，社會決策，共同承擔後果。圍堵立法會的反高鐵人士已經表現出，願意共同承擔後果的精神，這包括可能是違法會遭檢控的行動，質疑政府高鐵方案的不足而被批評為意見不成熟，以及假若高鐵建不成，經濟可能得到的損失等等，這些都說不上是個人利益。電視機前的我們，願不願意讓中環交通暫時受到阻延，政府官員和立法會議員願不願意與公眾認真對話，放棄馬上表決議案再作討論？我們願不願意放下職業的身份，以共同生活在這個城市的公民角色，以寬容的態度來看待異見者不滿者？這不僅表現出文明社會的精神，更可以鼓勵忙於工作無暇關心公眾事務的人，停下來，重新看看我們的社會，認真想想我們共同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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