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行動不是哲學思考

離港還不到一年，看到有可能出現第二次市民包圍立法會，要求政府撤回議案。有香港的朋友跟我說，他對最近的某些社會行動很不滿，特別是八十後青年，以象徵性行動，來號召支持，鼓吹企硬就是英雄，離理性反思越來越遠。我不知道有沒有理解錯他的想法，也許這也代表一些市民的想法。

聽到這些想法，心裡確實很焦慮，因為這可能意味著那一連串的社會行動沒有受到認真看待和理解。我未試過包圍立法會，除了在媒體上，我也未親眼目睹過成百上千人衝向禮賓府示威，也許我的想法是沒有實質証據的。我感覺到，不是「社會不滿的聲音越來越大，行動越來越激進」，而是「越來越多人願意純粹以市民身份來就社會議題而監察政府，提出自己的意見」。想一想，包圍立法會並不是沒有代價的，原本的時間可以用來上班賺取名譽和金錢，也可以拿來放假輕鬆，誰樂意整個晚上勞氣而委屈自己坐在地上，等待政府官員和保皇議員發落？中環晚上並不容易找到公厠，而且香港人多，你不可能像外國一樣，到處在草地或沒人經過的角落行個方便。這些人不過是為了屬於整個社會的事務，為那些沒有空閒關注，甚至他們沒有能力關注的人來行動，經過反高鐵的事情後大家很清楚，代價是可能會被拘捕的。

包圍立法會，堵塞交通，的確妨礙了議員官員的出入自由。同時，他們要建高鐵，也妨礙了不少人享受大自然的自由。這不是說享受大自然比出入自由更有價值，而是說社會決策的後果是必須共同承擔的，而且，往往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承擔更多。經常坐高鐵的人，多數不會去鐵路沿線旅遊，可是住在鐵路沿線的居民，或負擔不起長途旅遊的人，就少了一些可供欣賞的自然生態了。就像建一座朗豪坊，它令附近的唐樓要承受更大的城市熱島效應，可是你開車來的，坐地鐵來，就不用考慮這些成本了。

呂大樂的說法，我玩味了很久，現在還不十分確定他的意思。我理解到的是，他認為如果我們今天接受包圍立法會是合理的行動規範，則我們也應當接受他人這樣對待我們，如果我們不接受，那表示我們也不應如此對待他人。假如中央接受比民主黨區議會改良方案更進步的方案，而民建聯堅決反對，因為市民對增加民主成份沒有共識，而要求按原來方案來表決，於是召集一大群支持者來反對民主黨和政府。這個假想當然是天方夜譚，原因很簡單，雖然保皇黨經常指民主派搞分化，可是，實際上我們的社會從沒出現過兩種不同立場，而動員能力是勢均力敵的黨派，也就是從沒有勢均力敵的對壘造成的分化。選票上或許有勢均力敵的情況，可是投票對市民來說，是各種社會行動裡成本最低的。我們何曾見過批評政府的七一遊行外，有另外一個支持政府，或持不同立場批評政府的遊行，而又具同樣聲勢的？這些市民即使要負如此高成本，也要採取行動，這說明了他們的訴求遠比其他人強烈，並樂意以遊行示威集會來公開表達，呼籲更多人關注和表達意見。我不明白的是，為什麼某些人不接受包圍立法會，就是過激，政府應當採取果斷行動清場，而不是倒過來，包圍者不接受其他人不反包圍，或某些旁觀者不接受另一些旁觀者漠不關心，而要求政府採取行動？我想，這反映了表面看似是和平抗爭的底線，而實際上是以警察可否立即拘捕為準則的。

外國的朋友說起，我們其實怎麼知道混在集會和遊行的人沒有警察便衣或其他黨派的滋事分子？凡是有遊行經驗的，都幾乎可以肯定地回答有，問題只在於他們是否會作出一些行動來搗亂，或催化集會遊行的氣氛以致失控，讓警察拘捕或媒體譴責有機可乘。在這樣一個複雜的情況裡，和平抗爭的底線不是沒有，例如蓄意傷害他人身體，但是這條底線之下，卻不一定都來自示威者的衝擊，也可以是警察部署或滋事份子的計謀，也可以是旁觀者的挑釁或感到不受尊重被抹黑等，可是媒體報道並沒有辦法作出調查，旁觀者也不可能完全掌握。基於這些考慮，追究示威者的責任時，必須要考慮不單純來自示威者的因素，而這往往是難以完全預料和公開追討的。在這個角度看，示威者的成本有可能比當初參與時預計為高，因為警察可否立即拘捕這條底線，可以不是來自示威者衝擊的，當群眾情緒一旦受刺激或鼓動，就可能會集體地認同要逾越這條底線。這是集體行動自然具有的心理狀況，這不一定等如合理，無可批評，而是批評的時候需要考慮到，集體行動和旁觀者各自分離的行動有重大不同，就像安坐家中的電視機前，不會感受到身後的警察給你的壓力，身旁的陌生人給你默默的認同一樣。

我沒法像保皇黨那樣給一個簡單的回答，社會有共識或沒有共識，包圍立法會一定是不恰當或恰當的。同時，我無法不反問，為什麼我們覺得示威者包圍立法會就一定會對官員和議員造成危險？香港比合法持有槍械的國家更為安全，而且，警察完全有能力在立法會及附近大樓設員監察示威者是否有武器，只要官員和議員不是站在高台上，有生命危險的機會是相當低的。人身安全這條底線從來沒有人踰越，究竟他們是否害怕面對積極的社會行動者，害怕市民自己組織起來，威脅到政府和保皇黨的聯盟，而急於要國家機器來遏制？旁觀者是否不願意面對示威者正面宣示的訊息，社會事務的後果大家早晚要共同承擔，而且肯定的是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承擔得更多？

社會行動當然不是哲學思考，它無法回答我朋友的質疑。我想到了另一個場合，在香港歷史博物館裡，有幾個場景和展品提及石硤尾大火導致公共房屋政策，又有一部舊衣車，表現香港六七十年代的工業成就。展品本身不會說話，可是它卻告訴了你片面甚至是失實的歷史：誰都知道木屋區大火，五六十年代無日無之，木屋區不僅會發生火警，也會山泥傾瀉，徧徧麥理浩十年建屋計劃並不是火警或山泥傾瀉造成的。香港當年的工業成就如果不是廉價供應美國和歐洲的市場，如果不是數十萬的婦女勞工付出一生的職業病，網球手、頸椎和腰背勞損，我們這一輩八十後也不可能三餐溫飽地長大。哲學思考沒有告訴我這些東西，我想，這也不是她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