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遊行的第八個年頭

七一遊行的第八個年頭
──自我組織是民主運動的基礎

6月23日民主黨在政改方案投贊成票，放棄二零一二雙普選的立場，不少評論指，這是考慮到政治現實而最務實卻也是最政治不正確的決定。然而，我們認為，這個所謂「務實」的決定，一方面沒有連結日益壯大的民間力量，透過議會討論和關鍵的否決權，對當政者施以強大的壓力，爭取儘快實現全面普選，另一方面，一如民主黨過去的政治議程，完全忽視90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式施政對民生的危害和民主精神的扭曲。因此，我們認為問題並不在於，民主黨正在搞「密室政治」或「忍辱負重」以求換來民主步伐的寸進，問題在於它沒有運用議會權力鞏固民間力量來監察政府，談判和民眾動員兩條路線的虛假對立，無助於強化民眾自我組織，讓民間各種立場得到充份辯論和互相了解，藉此揭露功能組別的特權地位，反而掩蓋了官商勾結的施政策略，而美其名為平衡各方利益。

官商勾結的危機

回顧這一年最受注意的社會議題，高鐵議題引起廣泛關，表現了立法會功能組別為官商勾結護航而扼殺民眾訴求的「功能」。吊詭的是，為何靠資本家管治的施政集團會在今天接受最低工資立法？這樣豈不是削弱了其壓逼基層民眾以維持大商家特權的「功能」嗎？有理由相信，政府無法不向基層民眾給予些微讓步，向公眾建立其關注社會貧富懸殊的形象，換取公眾對其管治的認同。近年基層民眾最強大的不滿，表現於紥鐵工人和屈臣氏運輸工人的罷工，並不在最低工資的保障範圍，可是他們的團結和反抗的決心，加上日益嚴重的貧富懸殊現象，令政府擔心基層民眾意識到，政府根本不站在他們那一邊，根本沒有採取措施來改善他們的生活，而任由大商家變本加厲，盡力榨取他們的勞力。因此，為了有效管治，政府希望以最低工資法例這些手段，來換取基層民眾的信任，避免他們發動更多的反抗，並以關注社會民生問題的姿態，企圖淡化基層民眾多年來爭取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立法的努力。

綜觀回歸以來的施政，政府在教育社會福利方面，根本沒有絲毫改變新自由主義的策略，不斷加強以單一化的效率來向各層組織問責，中小學、大學、社會福利機構和醫療系統等，無不通過提高效率和嚴格控制撥款，來扭曲其為社會服務的公益本質，而在中央政策組、區議會委任制、立法會功能組別和分組點票的制度裡，加緊籠絡大商家的代言人和內地政要，讓官商勾結的管治集團鞏固在體制裡，以維持政府的管治。因此，以為政府著力處理貧富懸殊問題，不過是其意圖瓦解基層民眾反抗力量的假象。

自我組織反抗官商勾結

政府的政改方案在立法會通過，論者認為或會導致泛民力量分化，對未來的民主運動不利。利或不利，要視乎民主運動的目標到底是什麼，民主派以哪種方式來爭取。民主黨主張以談判協商方式來爭取，為了和北京和特區政治開列具體條件來談判，很明顯他們無法不逾越民眾來作決定，這種爭取方式，顯然無法促進民眾對未來的民主制度的籌劃，並以自我組織的方式來向政府施壓而力求達成。從反思性治理理論(reflective theory of governance)的角度看，這種靠上層協商的民主運動模式，由十數名學者和政黨領導人代表民眾和當權者談判，完全無助民眾組織和籌劃他們的集體行為，透過集體行動來達至集體治理，更遑論強化民眾在集體治理的過程裡公開討論和反思，強化或重塑集體的身份。本年5月廣東省多處本田汽車廠的工人罷工，除了要求改善工資待遇外，還要求重組工會，選出真正代表他們利益的工會，而不是為求維持勞資關係的表面和諧，而實質上默許資方嚴重剝削工人的工會。從治理理論的角度看，這反映了民眾自我組織不僅僅為了帶來更大更合理的利益，更在組織的過程裡形成集體認同，不容許任何架空他們意願的工會來代表他們，這有利長遠自我組織的制度化。民主黨不參與五區公投而主張在社區引發民眾廣泛討論政改，對鼓勵民眾反思來說，當然有一定道理，問題在於他們在六月突然放棄一直以來2012雙普選的立場，又可有同樣考慮到他們可能架空了民眾的意願？換句話說，協商，不免要犧牲民眾自己治理自己的能力和權力，這不利於培養民主治理的質素，也不利於民眾對官商勾結的特權政治的覺醒。

從社會發展的形勢看，香港工業在八十年代經已大規模北移，早已進入了後福特主義的時代(post-fordism)。雖然香港的失業率比歐洲和英美等相同發展水平的社會仍然低得多，也沒有出現大規模失業，可是必須指出，其代價是漫長而痛苦的產業轉型，數十萬計基層民眾由製造業轉向服務業，而平均工資大幅下跌。香港同樣出現打工仔不再有終身職，轉工頻繁，也不再有大廠房，基層民眾分散於各個工作間，難以形成統一的集體身份，被受資本壓榨的身份難以得到認同。基層民眾難以抵抗政府服務外判和公營資產私有化，造成貧富懸殊的問題更為嚴重。相較歐洲社會，香港政府高度控制移民，並以公共房屋政策來穩住基層民眾，沒有最低工資，令市場長期有低薪的職位供應，一方面令社會沒有發生動蕩，另一方面同時削弱基層民眾對官商勾結的反抗意識，形成肯做肯捱就可以搵到兩餐的心態，淡化大商家積存厚利而妄顧民生，政府偏袒資本家而拒絕落實民主。前幾年的清潔工人受嚴重剝削，沒有激起強大反抗，直至紮鐵工人和屈臣氏運輸工人罷工，男性工人多為家庭經濟支柱，反映了大商家已經壓榨到民眾生存的核心，卻完全連繫不了長期匯聚最多社會關注和最廣泛動員的民主運動，這反映了民主黨自稱推動了二十多年的民主運動，一直停留在少數社會精英和當權者的協商，沒有切實回應社會發展的轉變，沒有積極在後福利主義的社會，鼓勵民眾自我組織和自我治理，針對官商勾結的統治集團作出有力反抗。

近年，連中產階層和專業人士都概嘆無力負擔高樓價，這反映了他們從來都是政府拒絕照顧，卻又奉之為社會成功的階模的現實，其故當然在於他們相對高的學歷和較好的職業薪酬，令他們認同個人努力達致成功的想法，有利政府宣傳機會平等，公平開放的社會形象。然而官商勾結的結構實對他們形大龐大的影響，高樓價，金融資本的迅速轉移而加快經濟週期，造成他們職位不穩，他們同樣面對長工時和追求單一化的效率的工作倫理。更多「民主成份」的代議政制，同樣不能滿足他們對政治參與的期望，而建制派屢次以金錢和權力來收買人心，不論是海鮮遊行團，中資企業強行要求員工表態支持政府，或學校動員老師學生來為政府護航，這些舉動完全摧毀他們認為香港是一個公平競爭和理性運作的社會的信念。新自由主義式施政，為了控制社會福利開支必然會一再裝造假象，政府需要提高效率和妥善理財，絕對不能擴大社會福利，讓基層民眾享受免費午餐，並且要積極吸引投資，必須要維持金額資本進出的高度自由和低稅率。然而，這恰恰 違背中產階級對子女享有良好教育服務的意願，而且維持資本高度流動的代價，就是香港的經濟週期只會隨歐美經濟週期而加快。

民主運動應反抗壓逼

也正因為香港已處於後福特主義的階段，不少香港的民運代表和知識份子自覺跟內地的福特主義階段有不少距離，以致對近幾個月國內的工人大規模罷工，要求組織真正代表工人權益的工會，既不加以關注，也不視之為內地基層民眾爭取民主自由的新一輪呼聲。基於獨特的歷史處境，香港目前六四集會尚能以純粹的理想性來號召民眾，特別是年青人和學生參與，每年維持有大量參與者。假若中共在未來放寬對六四的評價，純粹的理想性假如尚未轉化為對內地社會和政治處境的具體關注，並在某一程度連繫本地民眾對北京和香港政府的抗爭，以落實真正的民主，恐怕本地爭取民主的力量只會進一步被中共分化，並在長期停滯不前和屢戰屢敗的情況下，難以變得更為壯大，甚至會令激進一翼漸漸脫離民眾而被邊緣化，而溫和一翼漸趨保守而與建制結合。我們認為，不論立場的差異有多大，本地的民主運動應以鼓勵民眾自我組織為先，壯大民間力量來監察政府，不應以動員民眾為談判的籌碼，這樣才能讓民主運動落實為自我治理的社區生活。

七一遊行踏入第八年，讓勞工團體走在最前的行列，不應理解為令泛民內部衝突降溫，更重要的是，讓官商勾結最直接的犧牲者，呼喚我們正視目前社會上種種壓逼，重新審視社會發展的局勢，不應為「民主成分」而妥協，放棄民眾自我組織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