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的特權,就是享受逃課的快感。下回待同學問起,生病了,上周為什麼不來,才不經意地說,天氣很好,教授老是談那個課題,文章不就在那裡發表了。記得讀大學的時候,揀一個晴朗而不炎熱的早上,挑一門大家都讚好的課,缺席,享受未圓湖畔的鳥語,吃兩「碟」點心。偶然遇上從圖書館出來的學長,說起畢業失業加失戀,他叼口煙,把全世界的黃八蛋都痛罵一頓。
小城Toulouse,市區人口43萬(地區人口110萬),前兩天有11萬(工會數字)人出來遊行了,比例為法國數一數二,唯一可比的,大概是地中海邊的馬賽20萬人遊行,市區人數82萬(地區人口160萬)。我猜,高行健《一個人的聖經》最後一節,描述的就是這個地方。
據說,高行健從不直接介入政治。遊行中,遇到傅柯生前頗為積極介入的愛滋病者和同性戀團體,同學們稱他們為傅柯主義者。我看,也不算十分傅柯,起碼還沒有剃光頭。他們又介紹我看哪些是法國毛派,不知怎的,他語帶嘲笑,我不明白法國內部的政治局勢,說不上好惡,就當見識見識。不過,他們談起Badiou這個毛派時,我不期然想起香港一名社會學者,有時知識份子議政,可以是很荒唐的。
我碰巧穿了黑色衣服,跟無政府主義者變成一夥,在黑壓壓的人潮裡面,倒不覺特別憤怒的氣氛,法國南部給人很舒泰的感覺,口音雖然有點適應不了,可是人都很熱情。無政府主義者不知哪來的收入,遊行後每人付很平的價錢就可喝啤酒了。我問他們,你們主張無政府,那麼如何組織,如何動員,如何立會章,他們侃侃而談,可我覺得總解決不了一些基本問題,法律就沒有意義了嗎?如何面對有人搭便車,不付錢不勞動光吃飯?這自然令人聯想到,Rousseau和費希特都談過這些問題了。
Althusser在80年代的訪問裡說,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那時候,我們都是共產主義者。不知他感慨今昔,還是誇張之辭。回想讀大學時遇到的學者,泰半都是搞自由主義的。研究自由主義,當然不一定時自由主義者,也有人喜歡強調左派自由主義跟其他不同,這自有其根據。換個角度看,為什麼我們就沒有人可以原原本本地講一遍Althusser, Marcuse, Adorno,而只有Rawls和哈貝馬斯中期的理性溝通理論的專家呢?為甚麼我們讀哈貝馬斯,但不看他解釋謝林的歷史哲學和馬克斯的關聯呢?也許曾經有過,也許我們該多花功夫,不要太聽老師的話。據他說,四十年代時曾每天花10小時搞社會運動,這些經驗令他後來擺脫列寧史大林的影子,重新思考辯證唯物主義應有的意義。他一個有趣想法(部份如馬克思的博士論文所說),Democrite, Rousseau, Machiavel, Marx, Heidegger都屬於唯物主義傳統。
遊行用到一個法文字les soumises,勉強譯成英文可是the suppressed或the subjugated,意思是受壓逼者,受社會政策壓逼,呼籲他們出來反抗。中文沒一種明確的被動時態,必須加上前綴詞來強調。我們用「基層」(grassroots)一字,社會的根基,就有較正面的意思,可是就表達不了被壓逼的意思。我問巴黎同學可以怎樣翻,她沒有頭緒。她問,你真要去遊行嗎?我說,難道你擔心我的安全嗎?她為趕功課死線,無法抽身,告別前我說好會發給她談現象學和Lacan的文章。後來自稱無政府主義者的同學,緩緩吐幾口煙,揶揄那位巴黎同學,說她以為搞遊行的人都煙不離手,半夜酗酒,坐地鐵從不買票。說罷,突然轉身和男友熱情擁吻,任由煙圈在身後繼續纏綿。大街上遊行群眾逐漸散去,我呆呆地看著兩個小孩的滑板車溜向廣場那邊去,此刻黃昏已過,酒吧傳來微弱的爵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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