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ulouse短遊雜感

Toulouse回來後，一件小事掛在心頭。我看見一個既不在香港出生，現在又不在香港工作和居住的中國人，在國藉上填上「香港」和另一個西方國家。我想，香港有一定的吸引力。

遇到有一個美國學生，她來過中國幾天，她有兩個印象：一是她認為美國，特別是奧巴馬上台後，比中國更社會主義，二是她很喜歡香港這個先進而獨特的城市。第二點，我自然高興地讚同，第一點我卻相當無奈。

香港到底有多國際呢？出國後，我經常試圖回答這個問題。我在巴黎的街頭，努力地找「法蘭西多士」，企圖驗証一下它的來源，當然遍尋不獲。我問過不少人，法國有什麼獨特小吃，可是來來去去都不過是crêpe（字典翻譯為「油煎雞蛋薄餅」，類似我小時候吃的「薄餐」，是廣東人的小吃），配以不同口味，可以加上果醬、火腿或別的東西。我心目中的小吃是，逢甲夜市，或者北京王府井，既便宜又野味，可是看來法國就是不喜歡這樣的飲食文化。精緻高雅的餐廳，又不是一般人負擔得起。我家沒有焗爐，自然做不到烤羊脾烤雞焗蛋糕之類的食物。於是，常常吃面包和三文治，直至遇到一個新加坡年青人問我為什麼歐洲的面包那麼硬，入口很不舒服，我才發覺，已經一年沒有再問這個問題了。

說回香港，在語言方面，香港的確是相當國際化。新加坡人被歐洲人以為是美國人，因為他們不懂分辦新加坡英語的獨特口音，可是大家都知道，這一片英語文化的地方，一般都不喜歡學其他語言的，當然美國不同區域或專門人才有例外。日本人一般英文不行，所以他們無法跟美國人，甚至同是亞洲的新加坡人或印度人溝通。我可以跟日本人講法文，也可以跟美國人講英文，雖然兩者均不甚流利，甚至帶有強烈廣東話口音（即是部份尾音會急速切斷，部份音節會不自覺加重語氣），但起碼也可以偶然充當美國人和法國人之間的翻譯，或者亞洲人之間的橋樑。有時跟新加坡人講國語（他們稱為華語，我小時候大家用台灣名稱，稱之為「國語」，現在則幾乎都用大陸名稱，稱之為「普通話」了），這時候就發覺，原來香港人真的很努力地適應時代的變化，包括一國兩制的名存實亡。

我經常跟台灣人說，千萬不要信鄧小平的詭計，一聽此話，他們自然對我另眼相看，有英雄所見略同之感，或許可以藉此騙來一杯啤酒。話絕對不是亂說，你看西環不就成了香港的總指揮嗎？我們早該明白曾特首說要打好呢份工，是說給誰聽的。跟日本的年青人說起，他們知道一國兩制這回事，我說這不過是共產黨的宣傳罷了，天下間的共產黨在控制言論自由方面，不論是東德、捷克或蘇聯，都一樣。日本的年青人沒有經歷過共產黨，他們不明白什麼叫統戰，我也不知道該怎樣解釋，大概就像浦沢直樹的漫畫Monster那樣。

還是說回香港。記得在巴黎某個火車站，遇到一對香港夫婦，他們說到英國和法國的差別，說到做事，自然是英國人更為有效率和可靠，那些法國人連上班也可以帶埋隻狗，你話點可以專心工作，香港人早就炒左啦。另一個畫面令我相當難忘，可能是自聽懂法文以來最難忘的：三個學者同坐在台上作報告，左邊是法國人，中間是英國人，右邊是美國人。美國人一直帶著耳機聽即時傳譯，英國人是某大學的法文系主任，西裝筆挺，袋巾顏色奪目，一直用英式英文夾英式幽默演講，內容引述法國作家的部份，全部以字正腔圓的法文讀出，讀到某些文意曲折修辭深邃的句子時，加以誇張的表情，以示難以理解。法國人穿的恤衫跟我的差不多有同樣的皺摺痕跡，他滿頭白髮，不，嚴格來說，由前額至後腦全禿，白髮僅集中在兩耳之上張開來，像畫中的叔本華一樣。

說來說去，好像還未真的說到香港。我這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在國藉上毫不猶豫地填上「中國」，不論1997年之前，或者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