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什麼 - 《無對象：資本主義、主體性與異化》

Franck Fischbach, Sans objet: Capitalisme, Subjectivité, Aliénation (無對象：資本主義、主體性與異化) Paris ; Vrin, 2009.



我們應該如何生活在一起？就此看，直覺回答，我們不應互相殘殺，不應妄顧他人等等。這些道理，自是顯而易見，不待論証。假若這個問題指向基本的社會政治結構應該如何安排，這就不簡單了。如果說，社會政治結構應當保障每個人的就業機會平等，一般而言，雖然很難合理地反駁這個說法，但是，似乎無關痛癢。以香港為例，除了少數情況外，教育和法律制度等基本上都實踐了這個原則，對思考和改造現實並無重大啟示。在其他地方，因應不同的社會環境，其意義自然有所不同。



基本社會政治結構應該如何安排？如果說只有對社會最弱勢的人最為有利的條件下，經濟的不平等分配才是合理的，這個說法需要論證之處，不僅因為有不少人持有相反的看法，例如多勞多得才是合理的分配原則，也因為事實上在絕大多數的社會，經濟不平等，或者說，貧富差距是普遍現象，這個說法就有針對現實之處。



如果我們主張，應當以尊重個人自由，彼此平等相待為最首要原則，以規定基本社會政治結構，並視之為應當努力實現的社會政治藍圖，這個說法之所以需要詳加論証，除了因為不少人持其他意見，也因為我們現在的社會並未體現這個藍圖。



那麼為什麼我們不先處理現實的處境為何這一問題？事實上，我們是如何生活在一起？我們現在共同生活的方式跟以前有什麼分別？這個問題固然可以從歷史學、統計學或實証社會學來回答，同時，哲學史告訴我們，黑格爾和馬克思的最重要貢獻（如果要細數，還有不少哲學家思想家，如Herder, Schelling, Dilthey, Durkheim, Nietzsche, Husserl, Weber等），就是了解我們身處的歷史時代，人類文化發展到甚麼地步，我們如何共同生活在一起。他們基本上不借助實証科學的方法 (這不排斥當中有部份人曾經進行實証研究)，就我們的歷史時代提出見解，這些見解既非憑空猜想，亦非由實証資料証明，既非主觀地想當然，亦非客觀地無容置疑。我們描述和分析歷史，但不等如馬上要作出應然和實然互相排斥的判斷，或許暫時可以說，以描述歷史經驗來澄清觀念，以透視歷史來觀照自身。



那麼，我們現在是如何生活在一起？



我們的流行文化充滿著罐裝笑容、罐裝恐怖、罐裝性感，甚至罐裝民主，電視的遊戲節目有慣用的搞笑技倆，電影有慣用的驚嚇橋般，寫真有慣用的性感姿態，甚至鏡頭裡的政客有慣用的民主話頭。罐裝的意思，不在於說他們真不真實，一般來說他們都很逼真地表演於你面前，而我們總是習以為常地做觀眾，甚至怕被視為不正常，而不得不為之發笑、恐懼、喜愛和支持。誰是真心發笑和恐懼，不是問題所在，現實是廣告、媒體、商品消費以至文化工業都要我們以它們為中介，來觀看和感受別人正在觀看和感受的氣氛，來享樂和消費，易言之，以文化工業的產品或一般商品作為中介來經歷人生。通過消費來生活，以商品為媒介來過活，Zizek稱之為interpassivity，「經由他人，我才是被動的，也就是說，我讓我存在中被動的那一面，屈從於他人。」[Le sujet interpassif,dans Lasubjectivité à venir. Essais critiques sur la voix obscène,2004, p.19-20.] 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的消費文化令我們失去了親身感受生活的機會，而轉為享用他人的感受令自己得到生活的質感。Zizek甚至認為，這就好像我們閹割了親身感受的被動性，如同異化 (alienation)於真正的自己。[Subversions dusujet. Psychanalyse, philosophie, politique, 1999, p.172.)



我們共同生活的方式，落入特定的社會政治結構之中，那麼應該研究，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是怎樣的？一方面，在工作間，打工仔出賣勞動予老闆以換取薪水，另一方面，在商品市場，大家一起以薪水消費商品來過活。由勞動轉化為薪水，勞動和薪水對打工仔而言，不過是用以交換生活所資的途徑，我們儘管可以自由地選擇工作，甚至有專業學歷和資歷的人可能選舉更多。然而，自由選擇工作並不意味著工作和薪水本身可以自主而定，因為工作和薪水是按過去市場的勞動價值和需求而定的。正如你可以選擇購買不同地區的樓房，但樓房的設計和售價均不由你決定。按Fischbach的解讀，這是馬克思強調異化的第一方面，由於為薪水而付出勞動，不是為表達自己(self- expression)，不是為了生活本身而勞動，而是為了搵兩餐維持生計。Arendt更認為，資本主義令人類為求生計而勞動，忘卻了人類的本性──行動(action)，恆久共有的世界也無從建立，自由的行動失卻應有的意義，而容易被扭曲成為求生計的勞動。她認為，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方式，就是「化共同世界(a common world)的一個個部份為私人擁有」，這「同時創造了財富的原始累積，和以勞動來轉化財富為資本的可能性」。[Condition de l'homme moderne, 2000, p.320-1.] 以馬克思的話來說，打工仔的勞動，失去了表達其生命的特性，成為抽象的勞動，令人致死的勞動，成為在地產市場、金融市場、投資項目中的非人的 (impersonal)流動資本，生活成為交易和擁有(possession)商品。不斷消費和毁棄商品，財富就源源不絕產生，而人們就陷入絕對的貧困。



第二方面的異化，就是以在商品市場中以消費商品來過活，馬克思稱之為商品拜物教，Fischbach解釋為，「人際間失去社會關係，事物裡呈現社會關係」。[p.202]換句話說，勞動化為薪水和資本，不僅令工作間成為異化的場所，消費市場也一樣，在此人際交往通過商品交易為媒介。廣告、購物商場、員工管理、市場調查、經濟數據成為人際交往的途徑。馬克思評論Mill的時候指出：「我們對他人和他人對我們的價值，就是我們各自（擁有）的對象的價值」(轉引自Fischbach, p.205)　Fischbach認為，這不是說人們成為了商品，而是人們經由商品來接觸他人。可以說，我們並不是認為人們不再是人，而只是生產的機器，利潤的發票，對之加以崇拜如原始宗教，而是我們壓抑了人之為人的根本尊嚴於資本流動之下，因此我們甘願接受工作更長時間來負擔高樓價，甘願馴服於大財團，任由貪得無嚴的利潤榨取低微的工資，忍受毫無自主可言的工作間免受裁員之苦。以Zizek詭譎的語言，可以說象徵(symbolic)比真實(real) 更為真實(real)，資本主義的商品消費呈現出來的生活畫面，比每天工作間的剝削，更為實在，更值得享受追求。這說明了，為什麼媒體總是代入政府運輸處的角色，每逢巴士罷工便趕緊報道交通情況如何受阻，又積極擔負警察的職責，密切監視遊行示威的衝突場面，忠實報道政府如何奉公守法地宣傳政策，而民眾如何擾亂秩序，妨礙社會有效運作。勞動換取薪水，薪水換取商品，天經地義，資本的流動和累積，不容干預，成為人們的教條。Fischbach指出，人際交往中各種欲求，經由抽象而不確定的他者來表達，如同參與商品交易，人與人之間的衝突也化約為商品交換的價格差異，勞資關係如同議價，這說明了人情味經已異化。



可以說，Fischbach此書有兩個重要目標：第一，重新詮釋馬克思哲學中的異化觀念，作為貫穿1844年《巴黎手稿》、1857-58年《政治經濟學批判概論》(Grundrisse)至1865年《資本論》第一卷的根本課題。由此反駁盧卡其1923年《歷史與階級意識》中對馬克思異化觀念的解釋，Fischbach指出，馬克思所言的異化，不是人變成死物的物化(réification或 chosification)，這是費爾巴哈的版本，而非馬克思。簡言之，異化(Entfremdung,alienation)是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令人類失去其可資表達自我的對象，可稱之為去對象化或失語(Entgegenständlichung或 Entäusserung，désobjectivation或désexpression)[p.192]。無產階級朝夕勞動，而勞動過程中所操作所生產的對象，只具有交換價值，而無可供使用、欣賞或意欲的內在價值，無法藉它們來表達自我的精神活動，因此，可資表達自我的對象一概變成交易的工具，不再由生活本身來支配，也容不下生活本身的表達，這也是書名《無對象》之意。資本主義帶來的改變，就是令人通過交易來交往。（但是，這不排斥說在資本主義出現的整體歷史變動裡，沒有其他人類交易和交往的方式，沒有理由視馬克思的資本主義分析為決定論，這是不少馬克思研究者和筆者的立場。）



第二，Fischbach力圖呈現馬克思哲學可以如何回應海德格和Arendt的後主體性哲學。海德格在1927年《存在與時間》第38節中，以異化 (Entfremdung, alienation)來描述此在(Dasein)有意無意間拋棄其特有的存在方式，而化身於眾人或無人之中而失掉自己，自視為存在者的存在方式。[Fischbach, p.43]這即是說，視自己如同一物，如同死物般無法抉擇，不正視自己為實現可能性的存在，這等如把自己異化於真正屬於自己的存在方式。海德格和 Arendt均認為馬克思的勞動概念為生物存在，視主體為一存在者，然而，Fischbach反駁道，馬克思的主體觀植根於德意志觀念論的傳統，視主體為活動(Tathandlung,activity)而非有形相之物，不視勞動得來的財產為主體擁有之物(possession)，而是主體表達自我之途徑 (expression)。他認為，Arendt在1958年The Human Condition中所謂人們異化於世界 (alienation of the world)，馬克思的異化學說，同樣指出了人們異化於經由對象來表達自我之世界(alienation of the world of self-expressionby means of objects)。



由此看，馬克思強調無產階級失去了本來屬於他們的勞動成果，我們不當視之為據自己的利益以爭取更高工資，更多物質條件，而是實實在在反映了失去可資表達的對象的異化問題。要解決此問題，一方面，必須在爭取物質條件的同時，讓勞動異化儘可能減輕，讓無產階級重新掌握生活，重新學會通過對象來表達自我，實現自主；另一方面，反抗以商品交易為人際交往的生活，反抗以加速消費和毁棄商品來創造和累積財富。兩者缺一不可，因為缺乏了第一項，第二項只會成就狹義的消費者運動或綠色運動，提倡簡樸生活，卻不考慮打工仔受剝削的現況，而缺乏了第二項，第一項只會成就狹義的工人運動，忽略其他受壓逼群體，無法繒畫社會改革的整體圖像，無法突顯資本主義令人們在工作間和消費市場兩方面的異化問題。



讀者或會問，異化如果是無可避免的話，我們憑什麼來反抗，鐵籠中如何可能找到出路？Fischbach引用Gorz的看法，我們可以提倡減少工作時間和重新分配工作時間，以達至減少工作和消費，同時更好地實現自主，不用擔心失去工作和生活的安全感。[p.261]這樣可以避免僅僅為了維持生計而工作，為了工作而生活，而讓人們的生活本身來籌劃工作，以人際交往來駕馭商品交易。我們發現，異化問題的研究，並不帶來一組特定的程式，供人們執行而自然能實現人類的自由。準確地說，異化問題令我們察看擠身的歷史處境，在特定的社會脈絡裡尋求實現自由。Fischbach指出，如同Schelling所言，人類自由的定義為其不可界定性(indéfinnisabilité)[p.254]，我們在異化的不自由狀態裡，努力建立自由的領土，捍衛人類的尊嚴，不容任何新自由主義包裝的資本主義加以扭曲。



我們應該如何生活在一起？



讀者或會疑問，馬克思的思想恐怕有集體主義的成份，有拒絕價值多元論的傾向，我們怎可能斷定異化對別人或所有人都不可欲(desirable)？自由對別人或所有人都不可欲？同理，也值得追問，憑什麼可以斷定正義感是人們共同生活最基本而且優先於善的道德？憑什麼可以斷定每個人都是道德主體？



雖然康德沒有告訴我們人類的自由如何屈從於資本主義(l'assujettissementde l'homme sous la logique du capitalisme)，雖然他稱女人和工匠等為依賴他人、尚未獨立、被動的公民，不應享有投票權利，但是他對自由和平等的思考相當深刻。在1797年《道德之形而上學》第46節同時指出，自由和平等對被動的公民仍然有效，而且我們應當以自由和平等的理念來引領他們成為真正自主（或主動）的公民，這就是說，自由和平等要求我們無條件尊重他人。想深一層，受人尊重更可說植根於人類的傾向，人皆有之，我們藉端莊的舉止(意譯Sittsamkeit)以期受他人尊重，進而彼此尊重對方為人。康德在1786年《人類歷史開端之推測》中稱，這種傾向是人類群居組成社會的根源，也是人類視自己為道德存在(意譯 Sittlichkeit)的基礎。可以說，自由和平等意味著，一方面是人類彼此互認為人的道德要求，另一方面是我們對他人的尊重、關注、扶持，甚至面對和他人共處的衝突(意譯ungesellige Geselligkeit)，對待陌生人外來者的友善款待(意譯Hospitalität)，這是發自我的要求而跟他人共同實現。在這一點上（當然，在其他方面，兩者的分歧不可輕視），Fischbach認為，馬克思和德意志觀念論傳統相當一致，我們當期望共同實現自由，因為說到底只有我個人擁有財產的自由，並不堪稱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