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

讀到師兄〈我這保守的八十後〉，我開始想我算不算「八十後」，我是個怎樣的「八十後」。

成長
我出生於調景嶺，那曾經是個每年慶祝雙十國慶的地方。我住石屋，政府稱之為寮屋，這名稱正好反映政府想拆之而後快的政策。我讀一所英中，那時候家長喜歡談Band 1定Band 5的學校。我的中學是所謂Band 1，每年高考後都會有些同學入港大醫學院和法律學院。當我選哲學為大學第一志願時，有老師問我，你想清楚沒有？母親問我，你有無搞錯，讀ｄ咁既野？也是中大畢業的家人說，哲學系是無厘頭的人才讀的。

社會
在立法會外看見許多大學讀書時的好友反高鐵，而我知道，每年六四，五一，七一上街都不會寂寞，因為總會重遇許許多多朋友。我們的社會現在究竟發生什麼事？我找到答案的地方，並不在我得到碩士學位的中文大學，而是另一所不頒學位也不搞o-camp的大學，基層大學。第一年七一，我一個人行到八時多，第二年七一，我和大學宿舍同房一起推一個廢紙回收的鐵籠，掛上「基層有話要說」的橫額，因為我們痛恨中產階級壟斷了媒體報道，彷彿基層市民的生計，基層市民對社會的訴求，在專業人士的負資產、生意差，仲要交重稅的怨憤裡，微不足道。

那時候我覺得，呂大樂的階級分析裡沒有階級，因為他只是把階級看成不同的收入水平，社會工作系裡沒有社會，因為大部份社工喜歡講輔導，也就是把社會問題個人化，把經濟問題道德化，甚至把人類存在的哲學問題心理學化。甚至，大學裡沒有知識份子，只有教授。我曾經在大學裡貼大字報，起了個撩交打的標題：「大學教授，你還有沒有良心？」後來我才明白，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之一，就是以效率來取代良心。建高鐵，用Deleuze的話來講馬克思的accumulation and circulation of capital，也就是de-territorialization and re-territorialization of capital，恰恰就是現在菜園村的處境。

學問
我從來沒去過大學的畢業典禮。以前有些老師說，那是資產階級的遊戲，我雖然同意，但我其實覺得畢業沒什麼好慶祝，因為書還沒唸好，學問沒多大長進。我的學士畢業論文導師，留學加拿大，是研究John Rawls和Habermas的。我現在會稱Rawls為美國哈佛學圈裡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這意味著它既不代表西方自由主義，更不代表政治哲學。歐洲的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等源遠流長，即便是美國，Leo Strauss一支的政治哲學雖被排擠卻一直有不少研究者。不少大學同學都熱衷於Rawls一系的討論，我才拙，無法得導師之精髓，更覺哈佛政治哲學無法對應香港的政治處境。例如我覺得，人類不平等的問題，不僅是財富上distribution和redistribution的問題，社會應當是什麼這個問題，也不是契約論者所能想像出來的，我們必須考慮社會的政治經濟實況。這些問題，通通都需要正本清源地研究，在此我也不應妄下結論。

當我開始學習歐洲哲學時，我才發覺原來不少文化研究者喜歡「套用」歐洲理論。我聽了碩士導師的話，學習德語和法語，愚蠢地查字典都要看原文，一字一句地讀下去。我發覺，費了幾年時間才讀了不過幾本書，什麼文化人呀，一句兩句就消化了某大師的著作，一篇兩章文章就總結了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義，他者的政治學。於是我知道，我註定打不了他們那份工，結果呆在大學，呆下呆下，間中參與遊行。那年我參加反世貿遊行，乘火車到沙田的時候，車廂裡突然宣佈，灣仔秩序混亂，警察呼籲市民千萬不要到灣仔。我還以為發生了恐佈襲擊，這其實和任何totalitarian國家一樣，不過是被害妄想症發作。

未來
我並不在社會運動的前線，紙上談兵，談不上有什麼分析。青年反高鐵，五區總辭，是不是一種新民主運動？我看不出余若薇提出了什麼新的。長毛去年已經提出五區總辭，當然大家如常視之為噴口水。如果全民公投是新民主運動的話，長毛就是不是新民主之父？那麼，香港就有馬克思主義特色的民主運動。

反高鐵反到今天這個地步，相信沒有誰不知道高鐵的問題了。至於如何可以團結社會上大多數人來凝聚更大力量？我也很想知道，換句話講，保皇黨如何才可以不保皇？這等如問，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如何才可以扭轉？「八十後」勇於表達的青年，令我敬佩。想起朋友說，聖經話任何事都可以做，但不一定全是有益的。身處官商勾結的香港，逆流而行，做任何事都不一定有回報，不過，總會有同行者。

作家和前捷克總統哈維爾說，七七憲章不是為了令政府接受，也不是出於所有人的共識，每個人都是自由參與的，這是出於我們對未來的期望，對道德的堅持，對超越個人的公正的嚮往，我們相信公共的政治領域出現之前，先要有公民意識。

保皇黨發起政制向前走大聯盟，稱之為保皇黨實不為過，因為其立場非常明確，只有一點共識，就是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發言人稱「不論社會正在討論甚麼，我們感覺方案可能被否決，這是聯盟不希望見到的，（聯盟名單）這些朋友平時好少表態都挺身出來，就證明他們都好希望向前走。」名乎其實就是凝聚保皇力量，穩住中央控制，擴大官商勾結的統一戰線。我們可以看到保皇派的政治把戲，就是不斷拉攏立場一致的人，對公眾形成號召力，擴大在輿論的影響，對抗民主派。這個聯盟的成員港區人大政協、商人和立法會議員的保皇立場，無容置疑，但是商人求利和保皇直選的立法會議員求選票，在一般市民的生活裡，恰好是相衝突的。商人要通過壟斷、減低工資成本和擴大商品市場等來增加利潤，而直選議員則要妥善處理市民的投訴和改善公共環境，從而獲取市民信任穩定選票。這個聯盟正好就掩蓋各自的動機而表達一致的保皇立場，甚至可以借助地直選議員對社區的滲透力，製造支持政府政改的輿論。

保皇派認為民主派否定政府的政改方案，會令香港民主發展裹足不前，因為方案是中央容許民主的底線。這個形勢表示，香港作為共產中國的一個地區，民主發展的步伐只能聽命中央，這是否印證了陳雲所說「困局之內爭民主」？長毛經常說，社會運動要取得寸進，必須增加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管治成本。這是說，民主運動要達到效果，必須令當權者釋放權力予人民。當權者留有權力的成本比放出權力的成本更高時，它才會放出權力，即是說，如果人民不向政府施壓，政府根本沒有動機自行啟動民主改革。在香港的情況裡，要區分向特區政府施壓和向中央施壓兩個層面，而向政府施壓再可區分為向問責官員和公務員施壓。公務員只在執行任務，而制定政策的主要問責官員來自商界，毫無疑問，代表資本家分配整個社會的財富的權力，這才是抗爭的對象。從這一角度看，向特區政府施壓，同時也必須向商界施壓，才能鬆動這個早已鞏固的權力機制。因此民主運動要取得成效，必須連結基進的反資本壟斷運動，才能集結更多力量對準目標。至於向中央施壓，雖是以卵撃石，但是假若特區政府的管治日見困難，或激起市民更大的不滿，中央也必採取措施回應，董建華辭職正是顯例。因此可以說，要向中央施壓，必先向特區政府施壓，待中央的回應而令整個權力機制異常運轉，從而尋求突破與反撃的空隙。從另一面看，向特區政府施壓，其實提供了特區政府和中央之間更大的周旋空間，向中央表達港人強烈的訴求，即使中央全不讓步，也要承擔特區政府無法代中央有效管治香港的後果。

中央收拾這個場面的方法，好有可能是威嚇港人，大陸資本撤離香港，被珠三角經濟發展邊緣化，這是香港資本家和分享其剩餘財富的中產階級最懼怕的情況。然而，資本大規模撤離香港，在80年代經已出現過一次，雖然那只是工業資本，但已令香港的基層市民飽歷困難，貧富懸殊問題深深植根。然而，現在香港的情況和80年代不同，假若中央不顧任何後果而收緊對香港的控制，例如大規模撤資，資本家固然可以全身而退，但是中產階級和基層市民將面對同一命運，高收入和低收入的服務業同様會受到打擊。部份中產專業人士固然可以轉往內地發展，但是這表示他們得放棄在自由、公民教育水平高和社會安全的香港生活，這並不是容易取捨的事。因此從這個角度看，中產階級和基層市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也正因為這一致的利益，中央才可以通過資本家利誘中產階級和基層市民來管治香港。

現在香港貧富懸殊的情況不僅令基層市民受苦，甚至令所謂第四代人無法晉身中產階級而對資本家和政府極為不滿，由青年帶領的反高鐵運動恰恰反映了這個狀況。反高鐵的青年矛頭直指立法會功能組別官商勾結，與高鐵代表犧牲基層市民而讓資本迅速流動的城市發展觀，這場運動清楚指出基層市民與官商集團的衝突，官商集團包括資本家、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這意味著動搖中央藉官商集團管治香港的策略，恰恰和民主運動的目標相同，向特區政府施壓，反功能組別爭取普選，以期增加中央管治香港的成本。

五區總辭爭普選的策略和反高鐵運動，有別於保皇黨唯求作實力較量，「不尋求共識，亦不尋求一致的意見」，也就是純粹集結力量支持政府和對抗民主派，反而是提出香港未來發展的願景，平衡的城市發展，抗拒資本壟斷的單一發展模式，尊重每一個人的生活意願。換句話說，也就是民主的政制，反對功能組別，拒絕資本家享有利益分配的巨大影響力，衝擊中產階級追求資本家剩餘利益的夢想。從這個角度看，五區總辭和反高鐵不是純粹的抗議，反對官商勾結反對功能組別，更是務求讓公眾意識到，不論是民主運動或反資本壟斷都是自願犧牲一己的利益，要求改變官商勾結的階級秩序，為未來香港每一個公民設想，這不是純粹個別團體出於利益或憤怒而作的對抗，而是由希望引領的抗議，在抗議聲裡呼喊未來的生活憧憬。

「我們用溫柔的雙手保護稻米和種子，不讓其撤落在地，不讓其隨之淡忘，不讓其瞬間消失，是以象徵年輕人對香港的承擔，對未來的想像。」

政治呼喚良心

惊愕有别于恐惧
而更接近绝望
嘲笑着、讥讽着
毕竟比严肃更认真
几乎不会有能够
称之为悲哀的东西
人们在笑
那就让他们笑完
〈惊愕 - 给小霞〉 刘晓波1991.8.2

2009年，香港又到了民主運動的要緊關頭，對民主化充滿期盼的我們，這時候又再陷入不知何時才能終結的失望。有政客和學者說，香港的民主化和中國大陸唇齒相依，而且香港只是地區政府，政制民主化終需中央政府首肯才可實現，這也就是說我們要接受現實，政治是協商的藝術。

前捷克總統哈維爾(Václav Havel )是一個作家，在共產鐵幕下寫作，推動民主運動，作品一度被禁，其人多次被審問，甚至被判罪下獄。1984年，他獲法國圖盧茲二大(Universié Toulouse II le mirail)頒授榮譽博士學位，可是由於他被沒收護照，無法出境赴法。這時候，他發表一篇題為《政治與良心》的文章，由大學派人公開宣讀。

是什麼時候政治變成了妥協的藝術？哈維爾指出，這是一個時代的問題，不論道德價值的對錯，也不容異見存在，但求掩蓋差異，講求勉強的共識和即時的功效，成了政治家每天的工作。現代科學文化，令人離開了眼前活生生的世界，每個人在生活裡的感受，道德良心，整個具體的生活世界，都被關進了浴室，視之為私密，不應宣之於口，更遑論以此宣示一已之政治立場。這是政治的非人化(dépersonalisation)。換句話說，政治變成辦事的程序，是權力的場所，我們無需要認真看待不同的觀點和價值，了解其背後的價值，國家如同機器，人民不過是消費者、病人、旅客的數字。「在政治裡，好與壞完全失去真實的意義，說得上成就的唯一條件，就只有客觀可驗證和可計算的東西。」

當政治變成計算效益的棋局，權力彷似無人架駛的機器，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變得大公無私，不為個人利益動搖，只為人民為國家整體利益服務。政治追求非人的客觀性，恰好提供了一道帷幕來掩蓋不敢公開的私欲，假公眾之名，冒國家之義，好令自己加官進爵。極權統治，專制領導，恰恰就利用了非人化的政治為面具，聲稱為人民創造最大的福祉，實際上是要消磨每一個人表達自己所思所想的意欲，徹底隔離具體的生活世界於政治討論之外，令政治變成只有專業知識才有資格參與的場域。舉例說，是否要興建鐵路？首先計算經濟效益，控制成本，再統計旅客需要，未來城市發展的規模，要不要彷效國際大城市的規劃等等。真正的個人意願徹底缺席，更準確地說，是必須嵌入這個由資本不斷累積於富人手中而推動經濟的發展圖像，我們只能把自己安放在這個事先設定好、最完善最有效率的大城市裡生活。政治的技術客觀性是至高無上的，個人的意識必須被調整、被改造，被非人的效率所支配。

面對這種非人的政治，哈維爾呼籲我們要積極抵抗，而要抵抗不再講求責任的政治，我們首先要認識我們自己，要肯定我們每一個人應有的權利，守護每一個人所意欲追求的生活，堅負我們對整個世界應有的責任。獨善其身，只會令專制的統治者有機可乘，分化不同的利益群體，以此撃彼，然後逐一潰散。這也不是說群眾的集體行動就可以完全扭轉非人化的政治，因為其根源在於人的缺席，而被非人化的專業技術所獨裁。哈維爾主張「反政治的政治」(la politique antipolitique)，這並不是拒絕接觸政治，而是提倡一切抵抗非人化政治的政治參與，要守護我們在生活裡的意義，如同我們在公共世界裡敢於說出心中所想，不再任憑專業技術決定我們的生活，而是由我們當前的處境出發，來衡量專業技術對我們的意義。反政治的政治，並不是像Machivelli那樣提出一套管治的技術，而是聽良知而行的道德。

不要小看這種反政治的政治，如果政治不以說真話的道德為基礎，而只是按協商而來的利益分配，則我們將無法徹底撕開經濟發展、社會和諧和國家穩定的幌子，無法真正保障每一個人的權利和生活，社會上只會不斷有人被誣蔑成極端異見(dissidence)，被漠視、被壓逼甚至處死，非人化的政治不會有真正的寬容，也不會有真正的溝通。

讓我們記住劉曉波先生的經歷，與幾十年來港人爭取民主，反資反殖的歷史。


在感觉不到未来的时刻
徒劳地悲伤
但，即便徒劳
我们仍然坚定地悲伤
坚定、悲伤而且徒劳
〈孤寂的日子 - 给霞〉 刘晓波1996.12.26

註：哈維爾的〈政治與良心〉在其官方網站有英譯本，見http://www.vaclavhavel.cz/。筆者參考法文譯本，La politique et la conscience載於Essais politiques由法國Calmann-Lévy出版社於1989年出版，頁221-247。

假如我今年中大畢業

假如我今年中大畢業，我會想一想：為甚麼我們勤奮多年考入大學，終獲大學文憑投身社會的時候，要與如此受爭議的政府官員－－推出沒有民主進展的政改方案，引起社會熾烈辯論，甚至引發元旦大遊行反對政府方案－－共同慶賀獲得受社會重視的學位？為甚麼嘉許大學生追求學問和人格長進的莊嚴典禮，同時要嘉許一個傲慢跋扈的機會主義者?他在立法會議事廳中毫不在乎民選議員的對政改的提問，在1994年主張港人期望2009年立法會六十席直選是合理訴求，而今卻又出爾反爾。

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學院院長這樣描繪法律學院的使命：「我們有信心學院同寅將不僅貢獻香港的法律系統、制度和社會大眾，並能維持法治，捍衛和保障個人權利。」（註一）這固然是法律學者的操守，更體現大學孕育知識份子的使命。獲頒授學位，意味著大學生在學術知識的里程碑。在此追求真理的道路上，為甚麼我們容許大學違背學術的良心，作育英才的同時，任意向備受批評的政府要員靠攏？難道阻礙香港民主發展的識時務者，能夠為我們「維持法治，捍衛和保障個人權利」？

唐英年先生（註二）曾任香港工業總會主席，他對工業界的貢獻，早在1989年就得到肯定，獲頒香港青年工業家獎。然而，我們該注意到，他不僅推動業界在80年代轉型面對世界挑戰，同時香港工業迅速北移，以專研邊緣勞工的黃洪教授的話說，「速度之快，範圍之廣，在亞洲及全球中可說非常罕見」。現在中學通識教育的教科書如是說：「製造業的工作人口由一九八六年的九十四萬跌至一九九六年的五十七萬，十年間製造業共淘汰了三十七萬人。」這個驚人的數字，差不多等如當年公務員數目的兩倍。香港的工業家離開香港，在珠三角聘用了三百萬人大展拳腳之際，留下了大量有專門技術卻沒有市場聘用的勞工，工業家對社會的「貢獻」正正就是香港社會貧富懸殊的根源。

1991年唐英年先生獲委任進入立法局，1997年進入特區政府，成為行政會議成員。在此期間，他一方面反對殖民地政府的加快普選方案，另一方面漠視80年代工業北移遺下的勞工問題。不論是殖民地政府或特區政府，他和政府的立場在這方面總是一致──加快勞工再培訓課程，令工人轉投其他行業。然而，這並不能遏止勞工工資普遍下跌的問題，與及勞工轉型的痛苦。根據黃洪教授的統計， 香港的貧窮人口，就1996年的84萬人，激增至2006年的 116萬人。今天，香港成為全球貧富懸殊問題最嚴重的地區，我們要追究責任的話，就不能放過推動80至90年代的工業政策的主事者。

珍惜歷史記憶的港人仍然沒有忘記，唐英年先生在1989年聯署支持北京天安門學生運動，要求民主自由的中國，我想這該是唯一他獲大學肯定的理由，可惜他今天已為另一個講漢語的殖民地宗主而服務。香港中文大學，雖是政府資助機構的一員，但卻不是為僱主提供員工的技術訓練場所，向資本家當權者靠攏的官僚部門。我相信中文大學體現了六十年來師生持守學術價值，追求獨立自由的人格，作育英才的文化精神。在慶賀畢業的日子，在此與各位分享捷克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思想家，也是爭取自由的七七憲章發起人和聯署者之一雅恩．帕托什卡(Jan Patočka)的話，不要忘記知識份子的理想，向敗壞大學精神、唾棄民主自由的官僚說不──「一個靈明之人，無所畏懼，是能夠犠牲自己，能夠看見犠牲的情理和意義之人。靈明之人，以『政治』一詞的通俗意義而言，絕不是政治家。他／她不會成為紛爭不斷的世界之一員。然而，在另一意義下，他／她卻顯然是政治的，他／她不能不面對社會和周遭的事物，提出『現實中並非理所當然之處』。」 （註三）

戴遠雄
2005年新亞哲學
2007年研究院哲學



註一：唐英年博士現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加入政府前，他在工商業界成就傑出，曾任三屆香港工業總會主席及擔任立法局 /立法會議員多年。他分別在2002年和2003年獲委任為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和財政司司長，並於2007年起出任政務司司長。此外，他又參與多個政府委員 會及公共機構的工作，對本港公共服務及工商業發展貢獻良多，並在今年獲頒大紫荊勳章。唐博士與中大關係密切，曾擔任新亞書院校董會副主席，並設立「唐英年 獎學金」。為表揚唐英年博士盡心盡力為香港市民服務，以及對中大的建樹，中大將頒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予唐博士。

Dr. the Honourable Tang Ying-Yen Henry is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of the HKSAR. A renowned entrepreneur before he joined the Government, he has been the Chairman of the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Industries for three terms, and a member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for many years. He assumed the posts of Secretary for Commerce,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and Financial Secretary in 2002 and 2003 respectively. Since 2007, he has served as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He has also served in many Government committees and public organizations. His remarkable contributions in public service and industry and commerce in Hong Kong have earned him the Great Bauhinia Medal this year. Dr. Tang has a long association with CUHK. He was the Vice-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New Asia College and established the ‘Henry Tang Scholarship’. The University will confer upon Dr. Tang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Laws, honoris causa, in recognition of his outstanding and dedicated service to the Hong Kong community, as well as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University.
引自http://www.cuhk.edu.hk/cpr/pressrelease/091029e.htm

註二：We are confident that, together, staff and students will mak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not only to Hong Kong's legal system, its institutions, and its wider community but also to the maintenance of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defence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individuals.
引自http://www.law.cuhk.edu.hk/

註三：原文為捷克文，筆者引用的是法文譯本。靈明之人原文為l'homme spirituel，英譯為spiritual man，原文沒有宗教意義。筆者暫譯之為「靈明」，想法來自新亞書院創辦人之一唐君毅先生，在此無法詳談，還望指正。

夜深人靜，勉力以第二和第三外語寫作，以極其冷靜和簡潔的筆觸，表達精細非常的哲學思想，一步步逼迫外語能力的界線，好像非要衝出重圍不可。

這實在是很累人的過程。累極了，聽聽外面的冷風，一直奮力要鋸開露台的門縫。歐洲冬天的晚上，令人不想久留在街上。料此時彼方的早上來臨，不多久前，我走同一條路線上班，做著差不多的東西。有意義，無意義，有成果，沒成果，反正得做，就待到下班吧。哪裡生活不用拖著石頭走路，不用熟睡時彷如石頭般壓下去，醒來又駝著它？

有時候，我站在露台上，重溫愛人的甜密。我拿著澆水壺，就像握著她的手，按下快門，這個角度不是挺好嗎，避開了天線竿和電燈柱，讓夕陽隨黃葉散落，恁地沉默。

Ivan Chvatik先生，是捷克的理論研究中心Jan Patocka檔案館的主任。他27歲的時候，在布拉格上了Patocka的哲學研討班，自此他的一生改變了。

今天第一次進入Patocka檔案館，Chvatik先生拿出捲藏起來的1977年法國世界報頭版，讓我們一睹Paul Ricoeur為Patocka逝世而寫的文章，題為Jan Patocka: le philosophe resistant（抗爭的哲學家）。

Patocka一生，真正在大學講課的時間，不過六七年，因為戰後的捷克是共產世界。他因為抗議共產黨和蘇俄，被開除教席，多番被警察盤問。然而，他沒有放棄研究，不斷在地下寫作和辦討論會。他死後十年間，Chvatik先生就在地下為他出版了27卷著作，不少來自他的地下討論會的講辭整理出來。在檔案館裡，有一個衣櫃般大的文件櫃，按時序排列了他自1936年以來的手稿，每一頁都是他的字跡，以捷克文為主，夾雜法文德文希臘文和拉丁文。

他的手稿自然也有一般手稿的特色，兩三行裡總有幾個字改了又改，劃了又再改，好像有些意思總是表達不了，有些話還未講完。

Chvatik先生從書架上抽出一本又一本的Patocka譯本給我們看，有波斯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日文等，認真地翻開每本的出版日期和譯者，彷似要告訴我們，有些東西並不是一時一地才會關注，世界上雖然有很多不同的聲音，但有某些話大家都要說出口的。

稱他為抗爭的哲學家，一點也沒加潤飾，Patocka是1977年的七七憲章起草人。七七憲章有一個字，表示爭取每一個人的自由，不是一個人的私欲，而是co-responsibility。Chvatik先生，年青時代由物理學轉讀哲學，至今成為六十多歲的老頭，一輩子守著檔案館，守護著這個一輩子為理想而爭取自由的Patocka。

面對強權的共產黨，面對毫不羞愧的矯飾和赤裸的暴力，除了屈服與抗爭之外，還可以有第三條路嗎？

我要叩問我的良心。

Masaryk based his politics on morality. Let us try, in a new time and in a new way, to restore this concept of politics. Let us teach ourselves and others that politics should be an expression of a desire to contribute to the happiness of the community rather than of a need to cheat or rape the community. Let us teach ourselves and others that politics can be not simply the art of the possible, especially if this means the art of speculation, calculation, intrigue, secret deals and pragmatic maneuvering, but that it can also be the art of the impossible, that is, the art of improving ourselves and the world.

New Year's Address to the Nation
Prague, January 1, 1990

Vaclav Hav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