吟罷低眉無寫處

離開捷克之前，被人在背後稱為來自中國的野人蠢人，這個完結也不怎麼難忘，因為幾個月來已經習慣了文化間互不了解的現實。

歐洲同學說，如果這個大使官人員在其本國如此說話，他就有被公眾投訴、撤職，甚至被控告歧視，要負上刑責。我不肯定她說的是否真確，反正我也不打算追究，遇到如此有正義感的同學，運氣也不算太壞。畢竟語言的障礙，有時可以令人築起圍牆，割據一方自高自大，而願意走出去的人，卻又容易被另一道陌生的圍牆所擋，進退失據。

有些同學，因為他英文好，就是不願意說他不熟悉的法文或德文來溝通。英文是國際語言，誰敢說自己懂？不懂也得說，這是生存之道。常言道，語言原本就是來自生活溝通，沒哪一種語言比另一種高貴。我原本一直相信這個顯而易見的道理，直到我遇到一些只願說他／她的母語的人，堅持不說外語，這不是因為他／她不懂，而只不過是不想說。我開始疑惑，究竟說外語是不是意味著要離開原本熟悉的生活，甚至一直不假思索的信念？

和同學聊起政治的時候，我不懂得用外語表達「保皇黨」這個觀念，我嘗試表達成pro-government parties或者pro-communist parties，好像不太對路。這最多只表達出親政府或親共產黨的團體，始終沒法表達某些自稱愛國，卻不是出於愛慕而實在是出於懼怕和奉承而有的「皇」這個觀念。加上，「黨」這個字特別有意思，「君子群而不黨」，民主黨在五區總辭的立場上最能體現君子節操，獨立而不倚仗他人。星島、明報，甚至文滙大公，都不會用「保皇黨」這個字，而只用「建制派」來指同一群人，只有蘋果一直沿用「保皇黨」一語。我估計pro-government parties對外國人來說，只等如「建制派」的意思。是否真有「保皇黨」存在？用外語表達時，我仍然遲疑，但回到母語，我深信不疑。

保皇黨常說自己有多愛國，搞五區總辭的人等如港獨，吳康民甚至勸某些大律師考慮移民，因為反正留港也只是想分裂中國而已，而他認為基於香港市民的愛國熱忱，律師們是不會得逞的。愛不愛國，用廣東話說，心照啦。不過，有些事情也挺客觀的，就是愛國也不一定看得清楚心上人的內心底蘊，你儘管愛得轟轟烈烈吧，你的對象也照樣可以背叛你。

記者訪問余英時先生，問他想不想念中國，他說，我在哪裡，中國就在哪裡。如果我們不把他理解為自大的話，可以看作他對愛情抱有「主觀唯心主義的立場」。不過，即使他自大，也比某些自稱充滿愛國熱忱的人，對祖國更有貢獻。我，作為堅守「科學唯物主義」的人，反而比較臺灣詩人洛夫的想法。

《邊界望鄉》 洛夫

驚蟄之後是春分
清明時節該不遠了
我居然也聽懂了廣東的鄉音
當雨水把莽莽大地
譯成青色的語言
喏！你說，福田村再過去就是水圍
故國的泥土，伸手可及
但我抓回來的仍是一掌冷霧

公民參與 自我管治

從你的姿態中，我學到
以側身向歷史問候的方式
在患躁狂症的年代隆隆過去後
我們將留下來，守住大地的居所

歐陽江河
















如果我沒理解錯，呂大樂在其〈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一文中，認為圍堵立法會屬於衝擊立法會，而按照香港市民對社會秩序的理解，這不算是和平抗爭。按大眾的理解，圍堵立法會之所以影響社會秩序，之所以不和平的原因在於：（１）蓄意禁固他人，限制他人自由，甚至構成人身安全的威脅；（２）妨礙立法會一帶的交通，如地下鐵和道路交通。

大概不少般人僅看這兩點，就會得出一個結論，圍堵立法會這個行動已經違法了，甚至是反高鐵人士不服從立法會決定而輸打贏要，這時候談什麼爭取公義保家園，功能組別不民主，政府漠視民意等等，許多人都聽不入耳了。問題是，持上述態度的人，像極了正在執法的警察，或者判案的法官。我們何時開始不再以個人，以生活在這個城市的公民身份，來看待社會上一切示威抗議的行為？我們為甚麼偏偏要以警察或法官的角色來審判一切示威行動，例如某新聞報道員話：「在場的示威者十分克制，一直都和平集會。」有時候，我們甚至會以為自己是政府高官，見到示威便首先考慮是否會影響政府（自己）的管治威信，而不是首先考慮示威人士不滿的原因，他們想爭取些甚麼，社會是不是真有甚麼問題等等，反而像某電視台這樣總結一段報道：「市民對政府施政的不滿越來越多，政府又是否能有效處理呢？」

我不是要在此論證管制示威的法律的合理性，也不是要否定上述的評價角度的優劣。我想指出，不少電視觀眾已經習慣了看電視新聞報道「他人」的示威，這是「他人」或社會上一小部份人對政府不滿，對官商勾結不滿，彷彿將自己隔絕於這個社會之外，「他人」彷彿不是和我一樣，都是共同生活在這個城市的公民。

董啟章曾在〈土地，就在我們的腳下——反高鐵苦行者給我們的啟示〉一文，分析反高鐵行動的意義，這個行動可以釋放每一個人可能的能量，將對社會的關注化成一系列行動，重新打開一片天地，這是共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對自己的土地的關注，而不是某些「他人」對「他們」的不平事衝動不滿。說到底，這是「我們」共同守護我們的生活，我們對土地對自然環境對家庭生活的熱愛。這也不僅是這一刻菜園村村民的共同期望，而是我們對未來對下一代的期望。我們不希望為了加入與鄰近地區日益劇烈的經濟競賽，而放棄我們的家園，令原本齊整的家園先被拆散，然後按資本流動的律則，按不同的階級被分散至社會不同的角落，退休人士回到國內安享晚年，享有香港的退休金但失去了民主和自由，中產階級在中港兩地穿梭工作，外來遊客搭乘快速鐵路過境，把剩餘財富在香港的服務業花費，而基層市民繼續分享些微薪水過活。原本的鄉土觀念，不論是耕作自娛，或者工餘享受大自然美景的生活模式，為了經濟競賽都得拋棄，而重新被裝嵌入地產商和政府的城市規劃設計圖之中。

有些人當然願意為經濟競賽出一份力而享受其成果，並因而把反高鐵的爭議視為個人生活職業的選問題。的而且確，反高鐵人士清楚表明，社會上有些人不願意。坐在電視前的我們，到底視他們為「他們」，是經濟競賽的失敗者，或害怕面臨失敗的弱者，還是「我們」當中的一份子，一直為這城市發展貢獻一分力，承受一輩子負債的樓價，犧牲家人團聚，或放棄投入經濟競賽以外其他生活的可能性的人們？

在城市摩肩接踵的人流裡碰面，我們到底是誰？我們是一群白天努力工作，情願不情願也好，都要接受中央和諧政策和政府施政的「市民」？我們看見「他們」圍堵立法會，就要認同警察「十分克制」，沒有把「他們」立即逐一拖走是高度忍耐的做法？

對政府來說，「他們」是一部份「市民」，但是對嚮往民主的人來說，我們都是「公民」。Hannah Arendt曾指出，真正反民主的人，不是因為相信民主無法令有才能的人統治社會，而是對統治本身的執迷。統治，德文是Herrschaft，它同時具有英文和中文裡支配(domination)、主宰(mastery)、權力(authority)和管治(governance)等意思。我們常常聽到一些說法，不論是特首、司長、局長和政治助理等，都是為了有效管治香港而設的制度，警察就是為了維持社會秩序的要員，立法會議員是代表民意的發言人。問題是，我們為甚麼情願接受被管治，默許某些人當我們的代言人，而把我們對城市發展的意願、對生活方式的追求長期以來按下不表，默許地產商對理想住宅的規劃，附和政府和資本家對經濟融合的設計，相信專業工程師對基建的設計等等，結果眼白白看著原本作為市肺的新界被發展，被鐵路和大商場瓜分，結果換來市區樓價高企，換來新界西北的交通問題失業貧窮等問題。為甚麼我們視立法會外集會的群眾為一小部份為反對而反對的人？彷彿「他們」在「我們」這個「廉潔高效」的社會之外，沒有被政府有效管治。為甚麼我們不覺得自己被有效管治時，喪失了與這個城市生死相依的歸屬感，喪失了我們自己管治自己的能力，喪失了應有的公民身份，變成最初為生存而賺錢，到後來為賺錢而賺錢的狀態？既看不見其他的公民，也看不見原本可以共同參與的政治世界，令政治世界成為政客或代議人的專業工作。

只有當我們意識到我們不僅是工作崗位上的一員，不僅是專業人士，也不僅是家庭中的成員等等，我們才能發現我們具有的公民身份。我們會討厭破壞維港的景觀的人，我們會看重教育制度對下一代的影響，這不僅出於保住自己的飯碗，在樓市裡自求多福，而是為了整個社會的長遠發展。明白到公民表達意見和參與管治社會這個角色，我們才會樂意跟反高鐵人士溝通，搞清楚到底是不是真有人為反對而反對。當我們意識到，圍堵立法會的人，不是「他人」，正是我茶餐廳的顧客，我班上的學生，我家裡的下一代，與我們共同生活在這塊土地的人，我們才不會隨便接受任何一個專業人士代我們發言的觀點，警察的觀點，政府讉責示威人士違反法治精神等等。因為我們明白到，這些人都不會因為躺在馬路上得到個人利益，反而隨時可以被警察合法拘捕，儘管當時未必每一個人都清楚意識到這個行為的法律後果。他們為的只不過是向政府和某些立法會議員表示，我們履行了公民對社會的責任，積極表達自己的意見，並樂於付出時間來溝通，可是政府和某些立法會議員一再漠視公民參與的合理性，這也是示威人士激憤的原因。

我不是要辯護如呂大樂所言「目的可以令一切手段都變得合理」這個立場。從「公民參與，自我管治」(participation of citizens in self-governing)這個角度看，我們不是要否定「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呂大樂語），或者政府的合法性，反而是因為我們真正相信民主，我們才要提倡「公民參與，自我管治」。正因為我們樂於參與公眾事務，而願意暫時拋開職業的身份，家庭的考慮，個人的利益等，平等地溝通，議事論事，不為利益而支持，也不因黨派而反對。只有這樣，我們才樂於共同接受法律的約束，我們才會相信議會應是代表民意議政的機構，政府是執行民意的機構，也因而它們才具有合法性，儘管目前立法和行政機關不是全面民主，但我們相信我們是有能力逐步實現民主化的。試想想，如果香港社會沒有了這一群反高鐵人士，我們將失去了多少深入思考檢討高鐵政策得失的機會，這不僅會導致菜園村無聲無色地消失，也令整個社會損失得到進步的機會。

真正支持民主的人，不是要接受被管治，反而是要努力地爭取在職業的壓力，在經濟的負擔以外，冒著被別人批評自己不成熟的意見，勇敢地參與公眾事務，社會決策，共同承擔後果。圍堵立法會的反高鐵人士已經表現出，願意共同承擔後果的精神，這包括可能是違法會遭檢控的行動，質疑政府高鐵方案的不足而被批評為意見不成熟，以及假若高鐵建不成，經濟可能得到的損失等等，這些都說不上是個人利益。電視機前的我們，願不願意讓中環交通暫時受到阻延，政府官員和立法會議員願不願意與公眾認真對話，放棄馬上表決議案再作討論？我們願不願意放下職業的身份，以共同生活在這個城市的公民角色，以寬容的態度來看待異見者不滿者？這不僅表現出文明社會的精神，更可以鼓勵忙於工作無暇關心公眾事務的人，停下來，重新看看我們的社會，認真想想我們共同的未來。

貓住在開滿荼蘼花的巷子裏

有點茶香在衣服和新剪的
頭髮上，在吹著小風的窗下盤旋
一隻麻雀從隔壁的屋頂拍翅滑落
我們未必記得他的面目和名字
喜悅為眉毛停留，不曾畫過的：
有時是覺得孤獨些，陽光總是
這樣曬著書籍和鉛筆
水瓶裏的雛菊閃爍飄搖著
　
總是這樣的，可是不寂寞
不會：因為有書和筆，雛菊
和一隻聽話的貓。有些話
昨天說過今天再重複講一遍
可能去年秋天就已經說過了
在鐘樓下大樹前，要不然就是
前生未了的緣？是一句中斷的
歌辭，低迴又揚起的管絃
　
想證明甚麼呢？光陰很長
很溫柔，像貓貓的鬍子
比吉他的調子更悠遠
還帶著茶香（當你抱著
一首宋詩，專心地調絃
和音，尋找準確的位置），昨天
曾經試過，在緊張的絃上
急促地撥弄著漫長的今天
酒在小杯子裏，耳環在燈下
牡丹，豆豆，石榴，葡萄，水仙
　
想證明宋詩可以和吉他配合
因為琵琶幽怨，簫太冷。證明
你遺忘的句子我全部記得──
顫抖的旋律在蘆葦間飄流
主題似磐石在急流中屹立
證明這指法是對的，而顫抖的
旋律如傾斜泛紅的肩
主題無非愛和戰爭。窗外
是疑似的薯葉，黃昏有雨
打過夢幻芭蕉；貓貓跑進
院子淋雨，麻雀驚飛上屋頂
這貓的面目和名字都好記
她住在開滿荼蘼花的巷子裏
　
(1983)
　
　
楊牧《有人》1986

看到這幅照片，想起曾經在課室裡遇到你。

有五十後專業人士登報說，「高鐵，並非為一小撮人而建，亦非為我們這一代香港人而建。高鐵，是為下一代的香港與區內經濟圈及世界接軌而建。」他們支持興建高鐵，因為香港要與國內經濟融合是刻不容緩的事情，並且，只有這樣才能確保香港未來的發展。這表示，高鐵不僅為第二代人帶來好處，並為第四代和以後的世代帶來好處，這是香港整體的利益。我一直也不明白，為甚麼他們這樣害怕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會落後於其他地方？甚至認為我們也需要為這發展而付出。

是因為我們期望更好的生活，因此要確保經濟發展，甚至要達至比其他地區更好的經濟水平嗎？為什麼更好的經濟就會有更好的生活？或者，為什麼我要追求更好的經濟發展？在我出生和成長的地方，有許多「本土經濟」。在調景嶺和鯉魚門，有些人在屋後種一塊小小的田地，基本上不用去買菜，可以自給自足，我家就曾經養雞和種番石榴。在官塘碼頭，有許多漁民在黃昏時賣海產，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牌照，反正父親下班時，那裡人頭湧湧，彷如一個市場。今天在上水街市，仍然可以看見不少婆婆在賣他們種的蔬菜和水果。如果說人是要追求更好的生活，要住西九，要北上發展，那麼是不是意味著這些漁民和婆婆，都不配稱之為人？因為他們不追求更好的生活。

經濟發展的欲望到底是不是純粹發自每一個人的內心，還是在一個社群裡互相影響而形成某種形態的？我在捷克裡，由一個城去另一個城，相距二百公里，大概相當於香港和廣州的距離，坐火車連轉車時間，需要四小時，巴士快一些，也需要近三小時。我以往經常來往深圳和廣州，坐和諧號車程只需一小時，我起初怕耐不住火車的速度，但我其實是學生，時間不是金錢，而只是用來累積學問，了解生命，既不用趕著上班，也不用趕著回家。四小時的火車和一小時的火車，分別並不怎麼大，我在火車上一樣可以看書和寫論文，而且有美景作伴。經濟發展，爭分奪秒的欲望，並不是純粹發自我自己的，是我過去生活於香港養成的。

在香港的時候，經常聽到朋友說，假期要離開香港旅遊去，當作充電，回來再搏殺過。這也許就是香港精神，講拼搏。經常聽到捷克人自許，布拉格的建築是歐洲最美的城市，維也納最多排第二。我暫時未能驗證這話有沒有道理，不過，我肯定如果以搏殺的態度，肯定無法欣賞它們凝聚了幾百年歷史的美。天天看著幾百年歷史建築，我失掉旅遊的心態，反而總覺得沒有好好認識它們。羅浮宮咖啡廳是卡夫卡常去和朋友聊天的地方，我卻沒待過一個下午，市中心歌劇院的地下，是一間非常華麗堂皇的餐廳，我從它的大玻璃窗裡看入去，赫拉巴爾的《我曾侍候過的英國國王》曾拍成電影，我估計就是在這裡取景的。

我曾經問過胡塞爾全集的一位編者，胡塞爾1930年代在拉格的幾場演講，到底在什麼地方進行。他愣住了，彷彿從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他猜想有可能在現在的人文學院，即是正對著德伏札克銅像的那座一百年歷史左右的大樓。其他的演講算是私人場合進行，他也不知道在哪裡。我猜想捷克人也不會知道，雖然當時胡塞爾演講的標題是歐洲文明的危機，是他們自己的危機。香港倒還是很特別，今天仍然有不少人重新反思，六十年代的青年反抗過的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並約定在明天一起歡送它。

以前在香港每天早上坐一小時地鐵和火車上班，卻沒留下什麼特別印象。在2009年最後一天，我從一個小城回布拉格，正是下午四時，天已垂暮。整個火車車卡都是人，我用拙劣的德文和鄰座的老伯聊天，才知道他們除夕提早下班回家。大家在車上彈結他唱歌，我只聽得懂一首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老伯問我是不是日本人，我說不是，然後在佈滿水氣的車窗上劃出中國的海岸線，我來自cina。我問他的孫兒會不會英文德文或法文，他說不會。如果是香港的小孩，五歲如果還不懂英文生字，恐怕要去補習了。

在香港，與國內經濟區進一步融合是當前的必要任務，這幾乎要寫進教科書了。這情況有點像，融入歐盟是東歐小國當前的首要任務。我不知道這是否如此急切，甚至連學校裡也規定某天是普通話日，只可講普通話。這對捷克人來說，是一個笑話。每每當同學問我，我想了解一下你們的文化，中文難學嗎？我也不知怎樣回答好。我做過補習老師，教英文的義工，從來只聽過學生說「英文好難啊」。從小到大學英文，老師也沒跟我說過學英文可以了解別人的文化。經常聽到的是，你們多看英文故事書，多看英文台電視節目，英文就會好了。我的大學年代，英文成為必修科，那時候的老師只是教我們用什麼英文字來講去宴會的衣著。我們的英文教育又是跟什麼地方融合呢？

我不是專業人士，可是我也是個人，我需要你們說服我為什麼香港要這樣的經濟發展。剛看完了一本書叫Spaces of Neoliberaliza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是David Harvey於2004年在海德堡大學的一連串演講。我推薦你看，馬克思研究人身的勞動轉化成商品價值的過程，他進一步研究我們的空間如何被轉化成商品的市場。他有句這樣的話：「新自由主義政府視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為管治危機。」想一想，香港要融入內地經濟圈才是未來的發展方向，是資本主義發展的要求，還是政府和資本家為大家編織出來的藍圖？想一想，你究竟需要什麼，期望什麼？

1983

讀到師兄〈我這保守的八十後〉，我開始想我算不算「八十後」，我是個怎樣的「八十後」。

成長
我出生於調景嶺，那曾經是個每年慶祝雙十國慶的地方。我住石屋，政府稱之為寮屋，這名稱正好反映政府想拆之而後快的政策。我讀一所英中，那時候家長喜歡談Band 1定Band 5的學校。我的中學是所謂Band 1，每年高考後都會有些同學入港大醫學院和法律學院。當我選哲學為大學第一志願時，有老師問我，你想清楚沒有？母親問我，你有無搞錯，讀ｄ咁既野？也是中大畢業的家人說，哲學系是無厘頭的人才讀的。

社會
在立法會外看見許多大學讀書時的好友反高鐵，而我知道，每年六四，五一，七一上街都不會寂寞，因為總會重遇許許多多朋友。我們的社會現在究竟發生什麼事？我找到答案的地方，並不在我得到碩士學位的中文大學，而是另一所不頒學位也不搞o-camp的大學，基層大學。第一年七一，我一個人行到八時多，第二年七一，我和大學宿舍同房一起推一個廢紙回收的鐵籠，掛上「基層有話要說」的橫額，因為我們痛恨中產階級壟斷了媒體報道，彷彿基層市民的生計，基層市民對社會的訴求，在專業人士的負資產、生意差，仲要交重稅的怨憤裡，微不足道。

那時候我覺得，呂大樂的階級分析裡沒有階級，因為他只是把階級看成不同的收入水平，社會工作系裡沒有社會，因為大部份社工喜歡講輔導，也就是把社會問題個人化，把經濟問題道德化，甚至把人類存在的哲學問題心理學化。甚至，大學裡沒有知識份子，只有教授。我曾經在大學裡貼大字報，起了個撩交打的標題：「大學教授，你還有沒有良心？」後來我才明白，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之一，就是以效率來取代良心。建高鐵，用Deleuze的話來講馬克思的accumulation and circulation of capital，也就是de-territorialization and re-territorialization of capital，恰恰就是現在菜園村的處境。

學問
我從來沒去過大學的畢業典禮。以前有些老師說，那是資產階級的遊戲，我雖然同意，但我其實覺得畢業沒什麼好慶祝，因為書還沒唸好，學問沒多大長進。我的學士畢業論文導師，留學加拿大，是研究John Rawls和Habermas的。我現在會稱Rawls為美國哈佛學圈裡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這意味著它既不代表西方自由主義，更不代表政治哲學。歐洲的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等源遠流長，即便是美國，Leo Strauss一支的政治哲學雖被排擠卻一直有不少研究者。不少大學同學都熱衷於Rawls一系的討論，我才拙，無法得導師之精髓，更覺哈佛政治哲學無法對應香港的政治處境。例如我覺得，人類不平等的問題，不僅是財富上distribution和redistribution的問題，社會應當是什麼這個問題，也不是契約論者所能想像出來的，我們必須考慮社會的政治經濟實況。這些問題，通通都需要正本清源地研究，在此我也不應妄下結論。

當我開始學習歐洲哲學時，我才發覺原來不少文化研究者喜歡「套用」歐洲理論。我聽了碩士導師的話，學習德語和法語，愚蠢地查字典都要看原文，一字一句地讀下去。我發覺，費了幾年時間才讀了不過幾本書，什麼文化人呀，一句兩句就消化了某大師的著作，一篇兩章文章就總結了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義，他者的政治學。於是我知道，我註定打不了他們那份工，結果呆在大學，呆下呆下，間中參與遊行。那年我參加反世貿遊行，乘火車到沙田的時候，車廂裡突然宣佈，灣仔秩序混亂，警察呼籲市民千萬不要到灣仔。我還以為發生了恐佈襲擊，這其實和任何totalitarian國家一樣，不過是被害妄想症發作。

未來
我並不在社會運動的前線，紙上談兵，談不上有什麼分析。青年反高鐵，五區總辭，是不是一種新民主運動？我看不出余若薇提出了什麼新的。長毛去年已經提出五區總辭，當然大家如常視之為噴口水。如果全民公投是新民主運動的話，長毛就是不是新民主之父？那麼，香港就有馬克思主義特色的民主運動。

反高鐵反到今天這個地步，相信沒有誰不知道高鐵的問題了。至於如何可以團結社會上大多數人來凝聚更大力量？我也很想知道，換句話講，保皇黨如何才可以不保皇？這等如問，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如何才可以扭轉？「八十後」勇於表達的青年，令我敬佩。想起朋友說，聖經話任何事都可以做，但不一定全是有益的。身處官商勾結的香港，逆流而行，做任何事都不一定有回報，不過，總會有同行者。

作家和前捷克總統哈維爾說，七七憲章不是為了令政府接受，也不是出於所有人的共識，每個人都是自由參與的，這是出於我們對未來的期望，對道德的堅持，對超越個人的公正的嚮往，我們相信公共的政治領域出現之前，先要有公民意識。

保皇黨發起政制向前走大聯盟，稱之為保皇黨實不為過，因為其立場非常明確，只有一點共識，就是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發言人稱「不論社會正在討論甚麼，我們感覺方案可能被否決，這是聯盟不希望見到的，（聯盟名單）這些朋友平時好少表態都挺身出來，就證明他們都好希望向前走。」名乎其實就是凝聚保皇力量，穩住中央控制，擴大官商勾結的統一戰線。我們可以看到保皇派的政治把戲，就是不斷拉攏立場一致的人，對公眾形成號召力，擴大在輿論的影響，對抗民主派。這個聯盟的成員港區人大政協、商人和立法會議員的保皇立場，無容置疑，但是商人求利和保皇直選的立法會議員求選票，在一般市民的生活裡，恰好是相衝突的。商人要通過壟斷、減低工資成本和擴大商品市場等來增加利潤，而直選議員則要妥善處理市民的投訴和改善公共環境，從而獲取市民信任穩定選票。這個聯盟正好就掩蓋各自的動機而表達一致的保皇立場，甚至可以借助地直選議員對社區的滲透力，製造支持政府政改的輿論。

保皇派認為民主派否定政府的政改方案，會令香港民主發展裹足不前，因為方案是中央容許民主的底線。這個形勢表示，香港作為共產中國的一個地區，民主發展的步伐只能聽命中央，這是否印證了陳雲所說「困局之內爭民主」？長毛經常說，社會運動要取得寸進，必須增加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管治成本。這是說，民主運動要達到效果，必須令當權者釋放權力予人民。當權者留有權力的成本比放出權力的成本更高時，它才會放出權力，即是說，如果人民不向政府施壓，政府根本沒有動機自行啟動民主改革。在香港的情況裡，要區分向特區政府施壓和向中央施壓兩個層面，而向政府施壓再可區分為向問責官員和公務員施壓。公務員只在執行任務，而制定政策的主要問責官員來自商界，毫無疑問，代表資本家分配整個社會的財富的權力，這才是抗爭的對象。從這一角度看，向特區政府施壓，同時也必須向商界施壓，才能鬆動這個早已鞏固的權力機制。因此民主運動要取得成效，必須連結基進的反資本壟斷運動，才能集結更多力量對準目標。至於向中央施壓，雖是以卵撃石，但是假若特區政府的管治日見困難，或激起市民更大的不滿，中央也必採取措施回應，董建華辭職正是顯例。因此可以說，要向中央施壓，必先向特區政府施壓，待中央的回應而令整個權力機制異常運轉，從而尋求突破與反撃的空隙。從另一面看，向特區政府施壓，其實提供了特區政府和中央之間更大的周旋空間，向中央表達港人強烈的訴求，即使中央全不讓步，也要承擔特區政府無法代中央有效管治香港的後果。

中央收拾這個場面的方法，好有可能是威嚇港人，大陸資本撤離香港，被珠三角經濟發展邊緣化，這是香港資本家和分享其剩餘財富的中產階級最懼怕的情況。然而，資本大規模撤離香港，在80年代經已出現過一次，雖然那只是工業資本，但已令香港的基層市民飽歷困難，貧富懸殊問題深深植根。然而，現在香港的情況和80年代不同，假若中央不顧任何後果而收緊對香港的控制，例如大規模撤資，資本家固然可以全身而退，但是中產階級和基層市民將面對同一命運，高收入和低收入的服務業同様會受到打擊。部份中產專業人士固然可以轉往內地發展，但是這表示他們得放棄在自由、公民教育水平高和社會安全的香港生活，這並不是容易取捨的事。因此從這個角度看，中產階級和基層市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也正因為這一致的利益，中央才可以通過資本家利誘中產階級和基層市民來管治香港。

現在香港貧富懸殊的情況不僅令基層市民受苦，甚至令所謂第四代人無法晉身中產階級而對資本家和政府極為不滿，由青年帶領的反高鐵運動恰恰反映了這個狀況。反高鐵的青年矛頭直指立法會功能組別官商勾結，與高鐵代表犧牲基層市民而讓資本迅速流動的城市發展觀，這場運動清楚指出基層市民與官商集團的衝突，官商集團包括資本家、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這意味著動搖中央藉官商集團管治香港的策略，恰恰和民主運動的目標相同，向特區政府施壓，反功能組別爭取普選，以期增加中央管治香港的成本。

五區總辭爭普選的策略和反高鐵運動，有別於保皇黨唯求作實力較量，「不尋求共識，亦不尋求一致的意見」，也就是純粹集結力量支持政府和對抗民主派，反而是提出香港未來發展的願景，平衡的城市發展，抗拒資本壟斷的單一發展模式，尊重每一個人的生活意願。換句話說，也就是民主的政制，反對功能組別，拒絕資本家享有利益分配的巨大影響力，衝擊中產階級追求資本家剩餘利益的夢想。從這個角度看，五區總辭和反高鐵不是純粹的抗議，反對官商勾結反對功能組別，更是務求讓公眾意識到，不論是民主運動或反資本壟斷都是自願犧牲一己的利益，要求改變官商勾結的階級秩序，為未來香港每一個公民設想，這不是純粹個別團體出於利益或憤怒而作的對抗，而是由希望引領的抗議，在抗議聲裡呼喊未來的生活憧憬。

「我們用溫柔的雙手保護稻米和種子，不讓其撤落在地，不讓其隨之淡忘，不讓其瞬間消失，是以象徵年輕人對香港的承擔，對未來的想像。」

政治呼喚良心

惊愕有别于恐惧
而更接近绝望
嘲笑着、讥讽着
毕竟比严肃更认真
几乎不会有能够
称之为悲哀的东西
人们在笑
那就让他们笑完
〈惊愕 - 给小霞〉 刘晓波1991.8.2

2009年，香港又到了民主運動的要緊關頭，對民主化充滿期盼的我們，這時候又再陷入不知何時才能終結的失望。有政客和學者說，香港的民主化和中國大陸唇齒相依，而且香港只是地區政府，政制民主化終需中央政府首肯才可實現，這也就是說我們要接受現實，政治是協商的藝術。

前捷克總統哈維爾(Václav Havel )是一個作家，在共產鐵幕下寫作，推動民主運動，作品一度被禁，其人多次被審問，甚至被判罪下獄。1984年，他獲法國圖盧茲二大(Universié Toulouse II le mirail)頒授榮譽博士學位，可是由於他被沒收護照，無法出境赴法。這時候，他發表一篇題為《政治與良心》的文章，由大學派人公開宣讀。

是什麼時候政治變成了妥協的藝術？哈維爾指出，這是一個時代的問題，不論道德價值的對錯，也不容異見存在，但求掩蓋差異，講求勉強的共識和即時的功效，成了政治家每天的工作。現代科學文化，令人離開了眼前活生生的世界，每個人在生活裡的感受，道德良心，整個具體的生活世界，都被關進了浴室，視之為私密，不應宣之於口，更遑論以此宣示一已之政治立場。這是政治的非人化(dépersonalisation)。換句話說，政治變成辦事的程序，是權力的場所，我們無需要認真看待不同的觀點和價值，了解其背後的價值，國家如同機器，人民不過是消費者、病人、旅客的數字。「在政治裡，好與壞完全失去真實的意義，說得上成就的唯一條件，就只有客觀可驗證和可計算的東西。」

當政治變成計算效益的棋局，權力彷似無人架駛的機器，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變得大公無私，不為個人利益動搖，只為人民為國家整體利益服務。政治追求非人的客觀性，恰好提供了一道帷幕來掩蓋不敢公開的私欲，假公眾之名，冒國家之義，好令自己加官進爵。極權統治，專制領導，恰恰就利用了非人化的政治為面具，聲稱為人民創造最大的福祉，實際上是要消磨每一個人表達自己所思所想的意欲，徹底隔離具體的生活世界於政治討論之外，令政治變成只有專業知識才有資格參與的場域。舉例說，是否要興建鐵路？首先計算經濟效益，控制成本，再統計旅客需要，未來城市發展的規模，要不要彷效國際大城市的規劃等等。真正的個人意願徹底缺席，更準確地說，是必須嵌入這個由資本不斷累積於富人手中而推動經濟的發展圖像，我們只能把自己安放在這個事先設定好、最完善最有效率的大城市裡生活。政治的技術客觀性是至高無上的，個人的意識必須被調整、被改造，被非人的效率所支配。

面對這種非人的政治，哈維爾呼籲我們要積極抵抗，而要抵抗不再講求責任的政治，我們首先要認識我們自己，要肯定我們每一個人應有的權利，守護每一個人所意欲追求的生活，堅負我們對整個世界應有的責任。獨善其身，只會令專制的統治者有機可乘，分化不同的利益群體，以此撃彼，然後逐一潰散。這也不是說群眾的集體行動就可以完全扭轉非人化的政治，因為其根源在於人的缺席，而被非人化的專業技術所獨裁。哈維爾主張「反政治的政治」(la politique antipolitique)，這並不是拒絕接觸政治，而是提倡一切抵抗非人化政治的政治參與，要守護我們在生活裡的意義，如同我們在公共世界裡敢於說出心中所想，不再任憑專業技術決定我們的生活，而是由我們當前的處境出發，來衡量專業技術對我們的意義。反政治的政治，並不是像Machivelli那樣提出一套管治的技術，而是聽良知而行的道德。

不要小看這種反政治的政治，如果政治不以說真話的道德為基礎，而只是按協商而來的利益分配，則我們將無法徹底撕開經濟發展、社會和諧和國家穩定的幌子，無法真正保障每一個人的權利和生活，社會上只會不斷有人被誣蔑成極端異見(dissidence)，被漠視、被壓逼甚至處死，非人化的政治不會有真正的寬容，也不會有真正的溝通。

讓我們記住劉曉波先生的經歷，與幾十年來港人爭取民主，反資反殖的歷史。


在感觉不到未来的时刻
徒劳地悲伤
但，即便徒劳
我们仍然坚定地悲伤
坚定、悲伤而且徒劳
〈孤寂的日子 - 给霞〉 刘晓波1996.12.26

註：哈維爾的〈政治與良心〉在其官方網站有英譯本，見http://www.vaclavhavel.cz/。筆者參考法文譯本，La politique et la conscience載於Essais politiques由法國Calmann-Lévy出版社於1989年出版，頁221-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