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擔任家中的洗碗工作，已經五個月了。晚飯後清理好，明天就不用再每天洗這幾隻碗碟兩遍了，我們要搬到所謂的西歐，洗乾淨另一些碗碟。

我在香港這個小島長大，這是頭一次真正出國生活，絕對是大鄉里出城。頭一次坐超過十小時飛機，上機前萬分緊張，看著父母離開我們的背影，才發覺我們兩人只留下了幾張照片給他們。人潮散去，那輛巴士緩緩駛走後，半夜的機場開始變得寥落，再聽不到小孩玩耍的笑聲。

我們兩人都很習慣捷克的生活，因為我們都徹底忘了怎樣說話，幾乎從牙牙學語開始。直到今天，我除了認得地名之外，仍然對捷克語一無所知。昨夜送別在捷克認識的第一個朋友時，我告訴她，我跟第一天見你一樣感到抱歉，至今我只能大致準確地講出你的名字。可能出於負欠的心態，我把我所認識的唯一一個捷克哲學家，Patočka著作的全部法文譯本，都借了回來，囫圇吞棗地讀了一遍。這件事使我不致在他的墓前，感到慚愧。可是，在我國的政治氛圍裡，我真不知我是否有勇氣有能力為自由而書寫自由。

我最近用熱水洗碗去油，省下了不少洗潔精，有時雙手不小心卻燙得通紅，然後把碗碟過水時一併冷卻。有時在超級市場買菜時，看見不少工人買午餐，就是一大袋面包加幾片火腿或芝士。這裡一個餐館的侍應每月大概有10000克朗，相當於港幣4100元左右。這裡不流行香港的茶餐廳，也就沒有平民化的午餐晚餐，因此出外吃一頓普通的飯，有肉有飲料，配搭薯仔或飯，起碼要花100克朗，港幣41元，這是最低消費。我在大學工作的時候，一般午餐只花30元以下，除了受邀請客之外。由此看，對基層工人來說，捷克餐館並不便宜。換個角度看，荼餐廳這麼平，不也是靠壓榨工人的勞動力而來嗎？香港的平民化消費，梁振英口中美言為豐儉由人，其實只是變相令工人生活開支降低，減輕了向老闆爭取加薪的壓力吧。

我們叫父母放心，在這裡不用捱麵包，不愁開飯，直到有天遇到領事館官員審查我們的收入證明，他用傲慢的語調，輕帶疑問的口吻說，「你們的獎學金收入也真不少，這是個不少的數目」。剎那間，我生出了另一種慚愧。我們從捷克人不認識的地方而來，來這裡學習他們不少人也不認識的法語和德語哲學，一個學期過去，我不認識他們的語言文化，就只看過聽過他們充滿苦難而又滿懷自豪的歷史，他們視我們為遊客，我們視他們為陌生人，我們憑什麼值這些個錢？

我們發覺，捷克人不喜歡穿戴法國英國意大利名牌。在香港，走一走旺角，Gucci L.V. Agnès b.隨處可見，在年青人的腰間，在白領的手中。在捷克的第一個印象是，即使在市中心購物中心，大型流行時裝店的數量，可能只比旺角各式書店稍為多。在這裡沒有香港鋪天蓋地的廣告，一個來自中亞的同學說，她覺得地鐵裡的人太過嚴肅，都不說話，氣氛靜得也不想別人說話似的。不過，我們在除夕那天，坐上南部的火車，大家都提早下班飲酒，車上都是回家過年的鄉鎮居民，下午四時多夜幕初垂，大家興高彩烈地彈結他唱歌。一輛只有三卡的火車，每一處空間都企滿人，每一個窗口都畫上墨綠色的草地，一間間小屋的燈亮起，我好像嗅到了炊煙飄來的飯香。

其中一個老師挺喜歡吃泰式炒飯加辣，他這學期教一門課叫「歐洲作為哲學的課題」，顧名思義，就是從歐洲哲學傳統來看何謂歐洲。有些同學不喜歡，覺得老生常談，另一些同學覺得該稱作「歐洲作為哲學的語言」才對，因為令我們疲於應付德文的文獻。如果在香港開一個課，探討何謂香港，何謂中國，討論共產黨算不算中國，西藏算不算中國，要承繼中國文化的精神是不是要反共？這豈不是被視為異常「激進」？但是，這正正就是新亞書院之為新亞書院，而不叫中國書院或亞洲書院的思想基礎呀，也是中文大學之為中文大學，而不是中國大學、香港大學、廣東話大學或國民黨大學的根本精神呀。今天中國人拿Nobel Prize，中國人上太空，這些科學成的源頭能說是中國還是歐洲？我不敢斷言這些問題。起碼在我看來，這個課學到的並不限於歐洲。

有些同學有種印象，搞歐洲思想研究的人，說話都比較含混。比起一些美國哲學家，說話也許沒那麼斬釘截鐵，乾淨利落。可是，在無可奈何的時候，捷克人始終立場明確。哈維爾悼念其師Patočka的長文，處處輕描淡寫，例如當時捷克的商店門口貼滿「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這並不是因為人們響往發動另一場無產階級革命奪權，而是為了不想被找麻煩。他說，這一切不過是「意識形態讓人們欺騙自己的良知」，因為現實情況恰恰相反，它要求我們欺騙自己的良知，否則就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在這個到處可見雕像石碑的城市，在教堂的外牆、街角、地鐵站和商場，不時可見一束束鮮花和蠟燭祭奠。我明天就要走了，我沒給過捷克什麼，同樣我也無法拿走她的什麼，因為她的一切都留在莊嚴的歷史裡，要後人負上不可磨滅的文化身份，閱讀一本本為她而寫證據確鑿的書，沒人能夠恃勢凌人，也沒人終生受不白之冤。一代又一代的人都要讀她，直至「吟罷低眉無寫處」。

飯後隨想

看到母校的學生談到上哲學課的經歷，偶爾回想自己昔日在新亞的日子，吃過晚飯到錢穆圖書館借一大疊書，是我的不良習慣，因為當中總有一大部份未及細看，就要歸還。這幾天夜裡刮風刮得很厲害，大雪狂掃半個至一個小時，我在桌子前繼續看書寫論文，彷彿混然不知天下事。在動輒跟你講和諧，強調香港人要愛國的這個社會，我簡直想逃得遠遠的，可是，跑到了沒人和你談中國的世界，又可以作些什麼呢？

臨別之際，和同學們道別，碰巧他們都是來自後共產國家的。隨口提到香港的政局，有人指搞公投的人是想搞獨立，動機是想分裂社會，是不愛國，不為社會整體利益著想的做法，他們兩人暗暗搖頭，也許，他們的社會也曾經瀰漫過這樣的氣氛吧。談到此，又不免想到深圳河南北的差別。無錯，我在一小島長大，對國情不及許多人了解，但是，我既然作為中國的一份子，也未至於對國是前途沒發言權吧。同樣道理，就算我在香港算是無業遊民，難道我對高鐵談論，就一定是憎人富貴的心態作崇？Realpolitik就是要爭取時機，在適當的位置打擊對手，如果政治只是這樣的話，說到底還不是might is right？不過，真有人按這個想法，視六四屠殺是政治姿態，跟道德無關，建高鐵是成本問題，跟人的家園無關，苦行是博取公眾注意的手段，跟感情信仰無關。一時我也不知如何自處，像生活在一個無人駕駛的時代，其他人的想法跟他／她都無關。

有一個問題我一直想不通，為什麼不同職業值得拿不同的人工？labour為什麼必須跟value掛勾？以我膚淺的想法，我覺得這堪稱為哲學問題。立法會的功能組別就是要特別關照人工高的人，並美其名為專業人士，保障均衡參與。為什麼哲學家不是專業人士？詩人、曾灶才、吳仲賢不是專業人士嗎？誰比曾灶才有毅力和創意？誰比得上吳仲賢對社會經濟的分析和相應的社會行動? 用今天的話說，搞社會運動是無償的勞動。我們相信會計師專管公司帳目，但我們不相信哲學家專管概念，例如「起義」這個詞的意義就得去問中文系教授，為什麼不去問問哲學家，哪一個政權才是「正當」？我們相信工程師建高鐵，為什麼不去問問生態學家覺得好不好，畫家覺得美不美？

這五個月在歐洲學習，有一件事是挺不習慣的，就是突然沒人走來問你胡塞爾有什麼值得讀？Patocka說過什麼，這有什麼意思？或者，像以前在母校遇到的學生，在上課或下課後面帶木納，有時開口，更多的時候是用眼神問我，為什麼要問「什麼是意義」這個問題，為什麼要問「何謂道德」這個問題。的確是很不習慣，我不知長此下去會否令思想變得蠢鈍，或者生活在書堆裡，像另一個世紀的人。但是，就是沒人主動和我談起這些問題。倒是有一個很受海德格影響的同學，每有機會，不論是否哲學學生，甚至教我們的老師，都必定談起「為什麼要問為什麼」這個問題。我也不知如何回答她，因為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想知道，但就是想知道更多。

經常和法國同學談起一個問題，為什麼Badiou和Zizek這麼流行？他說在法國的文化界也很流行呀，但就是不知道為什麼，在學術界又不是那麼回事。我告訴他，在香港的文化界和學術界他們都很流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我們的學術和文化一樣普及，那不是比法國更好嗎？

吟罷低眉無寫處

離開捷克之前，被人在背後稱為來自中國的野人蠢人，這個完結也不怎麼難忘，因為幾個月來已經習慣了文化間互不了解的現實。

歐洲同學說，如果這個大使官人員在其本國如此說話，他就有被公眾投訴、撤職，甚至被控告歧視，要負上刑責。我不肯定她說的是否真確，反正我也不打算追究，遇到如此有正義感的同學，運氣也不算太壞。畢竟語言的障礙，有時可以令人築起圍牆，割據一方自高自大，而願意走出去的人，卻又容易被另一道陌生的圍牆所擋，進退失據。

有些同學，因為他英文好，就是不願意說他不熟悉的法文或德文來溝通。英文是國際語言，誰敢說自己懂？不懂也得說，這是生存之道。常言道，語言原本就是來自生活溝通，沒哪一種語言比另一種高貴。我原本一直相信這個顯而易見的道理，直到我遇到一些只願說他／她的母語的人，堅持不說外語，這不是因為他／她不懂，而只不過是不想說。我開始疑惑，究竟說外語是不是意味著要離開原本熟悉的生活，甚至一直不假思索的信念？

和同學聊起政治的時候，我不懂得用外語表達「保皇黨」這個觀念，我嘗試表達成pro-government parties或者pro-communist parties，好像不太對路。這最多只表達出親政府或親共產黨的團體，始終沒法表達某些自稱愛國，卻不是出於愛慕而實在是出於懼怕和奉承而有的「皇」這個觀念。加上，「黨」這個字特別有意思，「君子群而不黨」，民主黨在五區總辭的立場上最能體現君子節操，獨立而不倚仗他人。星島、明報，甚至文滙大公，都不會用「保皇黨」這個字，而只用「建制派」來指同一群人，只有蘋果一直沿用「保皇黨」一語。我估計pro-government parties對外國人來說，只等如「建制派」的意思。是否真有「保皇黨」存在？用外語表達時，我仍然遲疑，但回到母語，我深信不疑。

保皇黨常說自己有多愛國，搞五區總辭的人等如港獨，吳康民甚至勸某些大律師考慮移民，因為反正留港也只是想分裂中國而已，而他認為基於香港市民的愛國熱忱，律師們是不會得逞的。愛不愛國，用廣東話說，心照啦。不過，有些事情也挺客觀的，就是愛國也不一定看得清楚心上人的內心底蘊，你儘管愛得轟轟烈烈吧，你的對象也照樣可以背叛你。

記者訪問余英時先生，問他想不想念中國，他說，我在哪裡，中國就在哪裡。如果我們不把他理解為自大的話，可以看作他對愛情抱有「主觀唯心主義的立場」。不過，即使他自大，也比某些自稱充滿愛國熱忱的人，對祖國更有貢獻。我，作為堅守「科學唯物主義」的人，反而比較臺灣詩人洛夫的想法。

《邊界望鄉》 洛夫

驚蟄之後是春分
清明時節該不遠了
我居然也聽懂了廣東的鄉音
當雨水把莽莽大地
譯成青色的語言
喏！你說，福田村再過去就是水圍
故國的泥土，伸手可及
但我抓回來的仍是一掌冷霧

公民參與 自我管治

從你的姿態中，我學到
以側身向歷史問候的方式
在患躁狂症的年代隆隆過去後
我們將留下來，守住大地的居所

歐陽江河
















如果我沒理解錯，呂大樂在其〈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一文中，認為圍堵立法會屬於衝擊立法會，而按照香港市民對社會秩序的理解，這不算是和平抗爭。按大眾的理解，圍堵立法會之所以影響社會秩序，之所以不和平的原因在於：（１）蓄意禁固他人，限制他人自由，甚至構成人身安全的威脅；（２）妨礙立法會一帶的交通，如地下鐵和道路交通。

大概不少般人僅看這兩點，就會得出一個結論，圍堵立法會這個行動已經違法了，甚至是反高鐵人士不服從立法會決定而輸打贏要，這時候談什麼爭取公義保家園，功能組別不民主，政府漠視民意等等，許多人都聽不入耳了。問題是，持上述態度的人，像極了正在執法的警察，或者判案的法官。我們何時開始不再以個人，以生活在這個城市的公民身份，來看待社會上一切示威抗議的行為？我們為甚麼偏偏要以警察或法官的角色來審判一切示威行動，例如某新聞報道員話：「在場的示威者十分克制，一直都和平集會。」有時候，我們甚至會以為自己是政府高官，見到示威便首先考慮是否會影響政府（自己）的管治威信，而不是首先考慮示威人士不滿的原因，他們想爭取些甚麼，社會是不是真有甚麼問題等等，反而像某電視台這樣總結一段報道：「市民對政府施政的不滿越來越多，政府又是否能有效處理呢？」

我不是要在此論證管制示威的法律的合理性，也不是要否定上述的評價角度的優劣。我想指出，不少電視觀眾已經習慣了看電視新聞報道「他人」的示威，這是「他人」或社會上一小部份人對政府不滿，對官商勾結不滿，彷彿將自己隔絕於這個社會之外，「他人」彷彿不是和我一樣，都是共同生活在這個城市的公民。

董啟章曾在〈土地，就在我們的腳下——反高鐵苦行者給我們的啟示〉一文，分析反高鐵行動的意義，這個行動可以釋放每一個人可能的能量，將對社會的關注化成一系列行動，重新打開一片天地，這是共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對自己的土地的關注，而不是某些「他人」對「他們」的不平事衝動不滿。說到底，這是「我們」共同守護我們的生活，我們對土地對自然環境對家庭生活的熱愛。這也不僅是這一刻菜園村村民的共同期望，而是我們對未來對下一代的期望。我們不希望為了加入與鄰近地區日益劇烈的經濟競賽，而放棄我們的家園，令原本齊整的家園先被拆散，然後按資本流動的律則，按不同的階級被分散至社會不同的角落，退休人士回到國內安享晚年，享有香港的退休金但失去了民主和自由，中產階級在中港兩地穿梭工作，外來遊客搭乘快速鐵路過境，把剩餘財富在香港的服務業花費，而基層市民繼續分享些微薪水過活。原本的鄉土觀念，不論是耕作自娛，或者工餘享受大自然美景的生活模式，為了經濟競賽都得拋棄，而重新被裝嵌入地產商和政府的城市規劃設計圖之中。

有些人當然願意為經濟競賽出一份力而享受其成果，並因而把反高鐵的爭議視為個人生活職業的選問題。的而且確，反高鐵人士清楚表明，社會上有些人不願意。坐在電視前的我們，到底視他們為「他們」，是經濟競賽的失敗者，或害怕面臨失敗的弱者，還是「我們」當中的一份子，一直為這城市發展貢獻一分力，承受一輩子負債的樓價，犧牲家人團聚，或放棄投入經濟競賽以外其他生活的可能性的人們？

在城市摩肩接踵的人流裡碰面，我們到底是誰？我們是一群白天努力工作，情願不情願也好，都要接受中央和諧政策和政府施政的「市民」？我們看見「他們」圍堵立法會，就要認同警察「十分克制」，沒有把「他們」立即逐一拖走是高度忍耐的做法？

對政府來說，「他們」是一部份「市民」，但是對嚮往民主的人來說，我們都是「公民」。Hannah Arendt曾指出，真正反民主的人，不是因為相信民主無法令有才能的人統治社會，而是對統治本身的執迷。統治，德文是Herrschaft，它同時具有英文和中文裡支配(domination)、主宰(mastery)、權力(authority)和管治(governance)等意思。我們常常聽到一些說法，不論是特首、司長、局長和政治助理等，都是為了有效管治香港而設的制度，警察就是為了維持社會秩序的要員，立法會議員是代表民意的發言人。問題是，我們為甚麼情願接受被管治，默許某些人當我們的代言人，而把我們對城市發展的意願、對生活方式的追求長期以來按下不表，默許地產商對理想住宅的規劃，附和政府和資本家對經濟融合的設計，相信專業工程師對基建的設計等等，結果眼白白看著原本作為市肺的新界被發展，被鐵路和大商場瓜分，結果換來市區樓價高企，換來新界西北的交通問題失業貧窮等問題。為甚麼我們視立法會外集會的群眾為一小部份為反對而反對的人？彷彿「他們」在「我們」這個「廉潔高效」的社會之外，沒有被政府有效管治。為甚麼我們不覺得自己被有效管治時，喪失了與這個城市生死相依的歸屬感，喪失了我們自己管治自己的能力，喪失了應有的公民身份，變成最初為生存而賺錢，到後來為賺錢而賺錢的狀態？既看不見其他的公民，也看不見原本可以共同參與的政治世界，令政治世界成為政客或代議人的專業工作。

只有當我們意識到我們不僅是工作崗位上的一員，不僅是專業人士，也不僅是家庭中的成員等等，我們才能發現我們具有的公民身份。我們會討厭破壞維港的景觀的人，我們會看重教育制度對下一代的影響，這不僅出於保住自己的飯碗，在樓市裡自求多福，而是為了整個社會的長遠發展。明白到公民表達意見和參與管治社會這個角色，我們才會樂意跟反高鐵人士溝通，搞清楚到底是不是真有人為反對而反對。當我們意識到，圍堵立法會的人，不是「他人」，正是我茶餐廳的顧客，我班上的學生，我家裡的下一代，與我們共同生活在這塊土地的人，我們才不會隨便接受任何一個專業人士代我們發言的觀點，警察的觀點，政府讉責示威人士違反法治精神等等。因為我們明白到，這些人都不會因為躺在馬路上得到個人利益，反而隨時可以被警察合法拘捕，儘管當時未必每一個人都清楚意識到這個行為的法律後果。他們為的只不過是向政府和某些立法會議員表示，我們履行了公民對社會的責任，積極表達自己的意見，並樂於付出時間來溝通，可是政府和某些立法會議員一再漠視公民參與的合理性，這也是示威人士激憤的原因。

我不是要辯護如呂大樂所言「目的可以令一切手段都變得合理」這個立場。從「公民參與，自我管治」(participation of citizens in self-governing)這個角度看，我們不是要否定「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呂大樂語），或者政府的合法性，反而是因為我們真正相信民主，我們才要提倡「公民參與，自我管治」。正因為我們樂於參與公眾事務，而願意暫時拋開職業的身份，家庭的考慮，個人的利益等，平等地溝通，議事論事，不為利益而支持，也不因黨派而反對。只有這樣，我們才樂於共同接受法律的約束，我們才會相信議會應是代表民意議政的機構，政府是執行民意的機構，也因而它們才具有合法性，儘管目前立法和行政機關不是全面民主，但我們相信我們是有能力逐步實現民主化的。試想想，如果香港社會沒有了這一群反高鐵人士，我們將失去了多少深入思考檢討高鐵政策得失的機會，這不僅會導致菜園村無聲無色地消失，也令整個社會損失得到進步的機會。

真正支持民主的人，不是要接受被管治，反而是要努力地爭取在職業的壓力，在經濟的負擔以外，冒著被別人批評自己不成熟的意見，勇敢地參與公眾事務，社會決策，共同承擔後果。圍堵立法會的反高鐵人士已經表現出，願意共同承擔後果的精神，這包括可能是違法會遭檢控的行動，質疑政府高鐵方案的不足而被批評為意見不成熟，以及假若高鐵建不成，經濟可能得到的損失等等，這些都說不上是個人利益。電視機前的我們，願不願意讓中環交通暫時受到阻延，政府官員和立法會議員願不願意與公眾認真對話，放棄馬上表決議案再作討論？我們願不願意放下職業的身份，以共同生活在這個城市的公民角色，以寬容的態度來看待異見者不滿者？這不僅表現出文明社會的精神，更可以鼓勵忙於工作無暇關心公眾事務的人，停下來，重新看看我們的社會，認真想想我們共同的未來。

貓住在開滿荼蘼花的巷子裏

有點茶香在衣服和新剪的
頭髮上，在吹著小風的窗下盤旋
一隻麻雀從隔壁的屋頂拍翅滑落
我們未必記得他的面目和名字
喜悅為眉毛停留，不曾畫過的：
有時是覺得孤獨些，陽光總是
這樣曬著書籍和鉛筆
水瓶裏的雛菊閃爍飄搖著
　
總是這樣的，可是不寂寞
不會：因為有書和筆，雛菊
和一隻聽話的貓。有些話
昨天說過今天再重複講一遍
可能去年秋天就已經說過了
在鐘樓下大樹前，要不然就是
前生未了的緣？是一句中斷的
歌辭，低迴又揚起的管絃
　
想證明甚麼呢？光陰很長
很溫柔，像貓貓的鬍子
比吉他的調子更悠遠
還帶著茶香（當你抱著
一首宋詩，專心地調絃
和音，尋找準確的位置），昨天
曾經試過，在緊張的絃上
急促地撥弄著漫長的今天
酒在小杯子裏，耳環在燈下
牡丹，豆豆，石榴，葡萄，水仙
　
想證明宋詩可以和吉他配合
因為琵琶幽怨，簫太冷。證明
你遺忘的句子我全部記得──
顫抖的旋律在蘆葦間飄流
主題似磐石在急流中屹立
證明這指法是對的，而顫抖的
旋律如傾斜泛紅的肩
主題無非愛和戰爭。窗外
是疑似的薯葉，黃昏有雨
打過夢幻芭蕉；貓貓跑進
院子淋雨，麻雀驚飛上屋頂
這貓的面目和名字都好記
她住在開滿荼蘼花的巷子裏
　
(1983)
　
　
楊牧《有人》1986

看到這幅照片，想起曾經在課室裡遇到你。

有五十後專業人士登報說，「高鐵，並非為一小撮人而建，亦非為我們這一代香港人而建。高鐵，是為下一代的香港與區內經濟圈及世界接軌而建。」他們支持興建高鐵，因為香港要與國內經濟融合是刻不容緩的事情，並且，只有這樣才能確保香港未來的發展。這表示，高鐵不僅為第二代人帶來好處，並為第四代和以後的世代帶來好處，這是香港整體的利益。我一直也不明白，為甚麼他們這樣害怕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會落後於其他地方？甚至認為我們也需要為這發展而付出。

是因為我們期望更好的生活，因此要確保經濟發展，甚至要達至比其他地區更好的經濟水平嗎？為什麼更好的經濟就會有更好的生活？或者，為什麼我要追求更好的經濟發展？在我出生和成長的地方，有許多「本土經濟」。在調景嶺和鯉魚門，有些人在屋後種一塊小小的田地，基本上不用去買菜，可以自給自足，我家就曾經養雞和種番石榴。在官塘碼頭，有許多漁民在黃昏時賣海產，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牌照，反正父親下班時，那裡人頭湧湧，彷如一個市場。今天在上水街市，仍然可以看見不少婆婆在賣他們種的蔬菜和水果。如果說人是要追求更好的生活，要住西九，要北上發展，那麼是不是意味著這些漁民和婆婆，都不配稱之為人？因為他們不追求更好的生活。

經濟發展的欲望到底是不是純粹發自每一個人的內心，還是在一個社群裡互相影響而形成某種形態的？我在捷克裡，由一個城去另一個城，相距二百公里，大概相當於香港和廣州的距離，坐火車連轉車時間，需要四小時，巴士快一些，也需要近三小時。我以往經常來往深圳和廣州，坐和諧號車程只需一小時，我起初怕耐不住火車的速度，但我其實是學生，時間不是金錢，而只是用來累積學問，了解生命，既不用趕著上班，也不用趕著回家。四小時的火車和一小時的火車，分別並不怎麼大，我在火車上一樣可以看書和寫論文，而且有美景作伴。經濟發展，爭分奪秒的欲望，並不是純粹發自我自己的，是我過去生活於香港養成的。

在香港的時候，經常聽到朋友說，假期要離開香港旅遊去，當作充電，回來再搏殺過。這也許就是香港精神，講拼搏。經常聽到捷克人自許，布拉格的建築是歐洲最美的城市，維也納最多排第二。我暫時未能驗證這話有沒有道理，不過，我肯定如果以搏殺的態度，肯定無法欣賞它們凝聚了幾百年歷史的美。天天看著幾百年歷史建築，我失掉旅遊的心態，反而總覺得沒有好好認識它們。羅浮宮咖啡廳是卡夫卡常去和朋友聊天的地方，我卻沒待過一個下午，市中心歌劇院的地下，是一間非常華麗堂皇的餐廳，我從它的大玻璃窗裡看入去，赫拉巴爾的《我曾侍候過的英國國王》曾拍成電影，我估計就是在這裡取景的。

我曾經問過胡塞爾全集的一位編者，胡塞爾1930年代在拉格的幾場演講，到底在什麼地方進行。他愣住了，彷彿從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他猜想有可能在現在的人文學院，即是正對著德伏札克銅像的那座一百年歷史左右的大樓。其他的演講算是私人場合進行，他也不知道在哪裡。我猜想捷克人也不會知道，雖然當時胡塞爾演講的標題是歐洲文明的危機，是他們自己的危機。香港倒還是很特別，今天仍然有不少人重新反思，六十年代的青年反抗過的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並約定在明天一起歡送它。

以前在香港每天早上坐一小時地鐵和火車上班，卻沒留下什麼特別印象。在2009年最後一天，我從一個小城回布拉格，正是下午四時，天已垂暮。整個火車車卡都是人，我用拙劣的德文和鄰座的老伯聊天，才知道他們除夕提早下班回家。大家在車上彈結他唱歌，我只聽得懂一首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老伯問我是不是日本人，我說不是，然後在佈滿水氣的車窗上劃出中國的海岸線，我來自cina。我問他的孫兒會不會英文德文或法文，他說不會。如果是香港的小孩，五歲如果還不懂英文生字，恐怕要去補習了。

在香港，與國內經濟區進一步融合是當前的必要任務，這幾乎要寫進教科書了。這情況有點像，融入歐盟是東歐小國當前的首要任務。我不知道這是否如此急切，甚至連學校裡也規定某天是普通話日，只可講普通話。這對捷克人來說，是一個笑話。每每當同學問我，我想了解一下你們的文化，中文難學嗎？我也不知怎樣回答好。我做過補習老師，教英文的義工，從來只聽過學生說「英文好難啊」。從小到大學英文，老師也沒跟我說過學英文可以了解別人的文化。經常聽到的是，你們多看英文故事書，多看英文台電視節目，英文就會好了。我的大學年代，英文成為必修科，那時候的老師只是教我們用什麼英文字來講去宴會的衣著。我們的英文教育又是跟什麼地方融合呢？

我不是專業人士，可是我也是個人，我需要你們說服我為什麼香港要這樣的經濟發展。剛看完了一本書叫Spaces of Neoliberaliza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是David Harvey於2004年在海德堡大學的一連串演講。我推薦你看，馬克思研究人身的勞動轉化成商品價值的過程，他進一步研究我們的空間如何被轉化成商品的市場。他有句這樣的話：「新自由主義政府視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為管治危機。」想一想，香港要融入內地經濟圈才是未來的發展方向，是資本主義發展的要求，還是政府和資本家為大家編織出來的藍圖？想一想，你究竟需要什麼，期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