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自由政府，怎能愛家愛國 2009年3月29日


【明報專訊】八九年以來，愛國主義甚囂塵上。每年幾次被相關權力部門人員的訓話或者與其的對話中，他們淡化了愛國必然愛黨的說辭後，卻不斷強調「人要愛國」，而我的回答一直以來都直截了當：我不愛黨，也不愛社會主義。至於愛國，經歷了六四的慘烈和慘痛後，我持特別謹慎的態度。但我仍有愛，我愛這片土地，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

我不愛黨，我愛這土地

我為什揦會有這樣的認識和說法？我之提出這樣的問題，皆因在親歷八九六四的慘烈之前，我也是個狂熱的愛國主義者。這種狂熱，當然與那時的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國家教育有關。

每天早晨在《東方紅》樂曲聲中起脇，每天被灌輸「敵人亡我之心不死」而深恨「敵國」，每天被鼓動得相信「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而不得不珍惜來之不易的「和平幸福」的日子……然而，當我置身乃至積極投身於「因一腔愛國熱血而爆發的八九學運直至八九民運」時，這種顯得天真，實質被強行灌輸的愛國情懷，在支撐覑我這個年輕人的積極行動時，並未被深刻地反思和質疑。直至六月四日凌晨，我湧動覑一腔愛國熱血的胸膛，面對了冰冷的刺刀，熱血與冷酷直接面對並激烈碰撞，二十多年的愛國主義盲信，才猛然間成了一個被質疑的人生問題。

中彈童屍激起愛國疑問

更有甚者，六月四日下午，當我在德勝門(或者是安定門？二十年前的事，在強行遺忘和努力記憶中，終於記不清了)又面對了一具胸前數個彈孔的9歲(聽當時憤怒地抬覑孩子的屍體的市民所說)孩子的屍體的時候，愛國熱血就不僅被冰冷的刺刀激起了洶湧的疑問，更被慘白小臉仰向天空的悲鳴，激蕩成滔天的憤恨！

隨後，這盲信、疑問與憤恨在囚牢的寂靜中，被置放在反思的窗口……我愛我的祖國啊，可是誰愛我呢？

終於走出囚牢的一刻，天空再也不是窗外的天空，大地再也不是想像的大地，親人再也不是記憶中的親人。但，更大的囚牢卻更加真實地把日日夜夜的日常生活圈定在一個看似無形，實質無處不在的牢籠內，而這牢籠的一個美麗包裝，就是愛國主義。

愛國主義旗幟下，所有事實都可以被截斷重組，甚至可以被遮罩、隱藏，甚而偽造。比如趙紫陽這個人名，在一些重大歷史事件面前也照樣被擦除。時間，在強權者的手裏被殘暴地強姦成遺忘的母親！

當國家還是統治者的壓迫工具時，我作為一個被壓迫者，要怎樣才能愛上這個用刺刀頂我胸膛，用槍彈殺我兄弟，用坦克輾壓生命，用鐵籠囚我身軀，用強權扭曲人性，用我們的財富一邊肥他自己的腰包、一邊編織囚禁所有人的無形監獄的統治工具呢？

我就愛家吧。

但何處是家園？我行走在這片土地上，每年還可以在奔波忙碌之餘回到故鄉看望父母，和兄弟相聚，和兒時的同學、朋友把酒敘舊。但王丹、王軍濤、王超華們，他們有的流亡國外二十年，有的被流放十多年了，他們連愛家的權利都被限制甚至可以說是被惡狠狠地剝奪了。

回家路上處處崗哨關卡

他們沒有放棄愛家的權利，他們在不懈地爭取覑回家。但回家的路上處處是強權的崗哨、關卡。

而其實即使可以回到這片土地，回到家中，回到父母身邊，又能怎樣？君不見劉曉波先生的處境嗎？只因簽署了《08憲章》，他再次家不能回了。這家你若不先愛國，又怎能任你用心去愛呢？

我自己九二年之後的經歷(八九至九二，我身陷囹圄)，也更為切身地體會了這種強權邏輯扭曲的社會。你被處於監視之中，但說法是「特別管理人口」」(的確是人口也)而顯得有據可依；你可能莫名其妙地在旅行途中被請進賓館而失去人身自由，理由只是「國家需要」；你也可能因一名朋友的來訪而受到相關方面的高度重視，結果是大雨傾盆之夜，故鄉小鎮被全面封鎖；你也可能因「剝奪政治權利」卻連外出工作的權利一同被剝奪；你終於被恢復公民權了，可以外出工作了，但每到一個工作單位，相關部門就會立即趕到，你的職務升遷薪金收入當然都在掌控範圍之內；你可以自己開個公司吧，那就更麻煩了，隨便找個行政理由，小公司就可能成了大問題，客戶當然也會受到警告；你也可以談戀愛，但相關部門的人士絕不會以好色的名義，找你所愛的人談話，他們會直接的警告；你有私生活嗎？有隱私空間嗎？他們甚至可以直接地說：弄死你，像難死個螞蟻一樣，黑社會就可以出面辦到；你可以老老實實規規矩矩地活覑，但指望一邊批評政府一邊還想掙錢過好日子，門都沒有，想都別想。

我清楚地意識到：沒有憲政自由政府，政府權力不受憲政明確限制，基本人權不受憲政制度明確保障，代表政府行使統治權力之人一時的客氣，甚至最高行政權一時的客氣，都僅僅是權宜之計，而非法定如此。無憲政法律之保障，變為權力只在強權者手中了。

國家作為統治工具，誰願愛？

我的家在這樣的國裏，不愛國如何能真正愛家？王丹、王軍濤、王超華們要回家，前提條件擺在這裏，結果還要問嗎？

但，仍是那句話：國家作為統治工具，誰願愛誰愛去，我肯定不愛。我要愛只愛擁有自由的政府的國。我愛我的家，但絕不以愛國為前提，哪怕我因此不能愛我的家，像劉曉波先生那樣。

【文章經刪節，小標題及覑重點為編輯所加】

文﹕馬少方

煙囪　　洛夫

矗立於漠漠的斜陽裏，
風撩起黑髮，而瘦長的投影靜止，
那城牆下使有點寂寞，有點愴涼。
我是一隻想飛的煙囟。

俯首望著那條長長的護城河，
河水盈盈，流不盡千古的胭脂殘粉，
誰使我禁錮，使我溯不到夢的源頭？
宮宇傾圯，那騎樓上敲鐘的老人依舊，
鐘聲清越依舊。

我想遠遊，哦，那長長的河，那青青的山，
如能化為一隻凌雲的野鶴，
甚至一位微塵，一片輕煙……
而今，我只是一片瘦長的投影，
─讓人寂寞。

　　　　　　原載一九五六年九《創世紀第七期》

教副學士和副學士先修課的老師說，問學生誰想升大學，大多數學生都舉手。那老師感概，為何你們不多用功呢，你們已經失去一個機會了。

經常說北京大學1912年由京師大學堂改組而成，是我國第一所現代的公立大學。翻看資料，原來蘇州東吳大學1901年已經開始招生了，也就是說私立大學比公立大學成立得更早。殖民地的香港，成立了八所公立大學，說是推動普及教育，卻一直不允許私立大學成立，除了想緊緊控制教育機會和知識傳遞外，還可以有什麼理由？

我們一直努力爭取成為under government control (UGC)的一份子，畢業後，爭取成為under economy control的中產階級。那些尚未under control的副學位學生，不少借債纍纍，仍深恐畢業後找不到工作。

在某強調創意的書院教書的朋友說，他的學生畢業後不少到了做理髮學徒、售貨員等等，不是因為他們在兩年的會考課程裡毫無長進，而是因為他們多數會成為會考成績中的底層。作別校園，馬上就要面對很多時不講道理，不原諒你沒經驗會犯錯的年青人。他叫學生努力讀書時，同時暗忖，努力也不一定可以令你繼續有書讀的。

長毛說，有錢人不相信香港教育，可能因為有錢人不需要under control。

如果我死了

如果有顆子彈要穿過我的腦袋，望它也衝破每一道緊閉的大門。Harvey Milk如是說。

Milk死了，他的摰友Scott來到Castro大門前，滿店都是哀悼的人，長街上悼念的燭光，如同20年來的四六燭光晚會。

大學有一個婆婆，經常出席本系的學術會議，而我和她結識，遠早於此。有一次，我在學生飯堂一個人吃碟頭飯，旁邊的食客剛走了，留下半碟飯，婆婆走過來，動手 就吃。我當時心裡酸起來，真可憐，這麼窮，飯也買不起來吃。我很膽小，沒跟她談話，更遑論主動買碟飯給她。後來，遇到一個德國年青人，是個素食者，他經常取別人剩下的飯餸來吃。其實，也沒什麼大不了，只要他不介意，原也沒什麼不對的。婆婆曾經送了一份禮物給我，是兩本學生會印刷的筆記簿，包在公文袋裡。我常常在會議和校園內碰到她，有時會聊幾句，細看之下，她總是愁眉苦臉，聽過別人談及她死去的丈夫，就更覺如是。如果她死了，又會怎樣？

大學的工友和建築工人喜歡在11時半左右吃午飯，大概是為了避開中午的人潮，事實上，幹活幹了一大早，肯定會餓了，哪像冷氣房裡的人，整天埋怨沒空做運動。我在學生飯堂遇過一個蓄鬍子的工人，他吃飯時，左手在摸他的鬍子，活像我喜歡看的古裝人物。他甫坐下，在我對面，他卻對著空氣說，大學的飯真貴，一陣又被某人叫去要做什麼事。我細心聆聽，不流露不耐煩的樣子，他卻沒意思講下去。如果他死了，又會怎樣？

Brokeback Mountain裡，當Ennis去到Jack父母的家，走入Jack小時候的房間，緩緩地打開衣櫃，兩人相識時的襯衣和外套，像攀藤般掛搭在一起。鏡頭不會發聲，而我聽到那年那月有人在黑暗中哭泣。

如果我死了，那會怎樣？老婆問過我這個問題，又給了回答，「你沒藉口不寫一部死亡哲學了」。其實，沒什麼值得如果，如果我死了，我還能用「我」字來開口說話嗎？如果你還在世，望你低頭之時，莫要流淚。

But surely unto Thee mine eyes did show
Why I am silent, and my lute unstrung;
Else it were better we should part, and go,
Thou to some lips of sweeter melody,
And I to nurse the barren memory
Of unkissed kisses, and songs never sung.

Silentium Amoris (The Silence of Love)
Oscar Wilde

在一起就好

電視節目裡，一位本地女白領鄭重地說，大學畢業兩年，現在月入三萬，還未遇到收入比她高的男性朋友。我忽然想起電影裡一幕，四名穿皮草高跟鞋的模特兒，行完天橋慶功後，途經魚類肉類水果批發市場，意猶未盡，見到幾名忙於包裝的商販，就逗這幾個男人玩，然後在貨架和貨倉大門後各自找浪漫。這是Cédric Klapisch2008年拍的《巴黎》。

也許有人覺得洋人總是較開放，電影賣弄歐陸風情，正如有些大陸媒體批評賈璋柯拍民工受騙，礦工意外，三峽人民逼遷，是販賣中國人民的感情來換取國際獎項。我不知道洋人是不是特別喜歡看賈璋柯，來踐踏我國人民，以獲得民族優越感。不過，當我看到民工遇雪災上不了車，見不到家，蹲在火車站的樣子，我並不好過，而《巴黎》那種氣氛，我也未曾在中環感受到。

即使是基層市民的生活，也不是用捉襟見肘、買六合彩望發達的橋段能足以描繪。當年天使愛美麗女主角做的《Ensemble c’est tout》裡，就沒有華麗的衣裳，離奇的情節。女主角自力更生，得粗獷的在餐館做厨房的男主角收容在家，她發高燒躺在他床上，男主角的同屋朋友第一次幫她換衣服，照顧她，並沒有想過乘機佔便宜。後來，三人共住，男主角叫舞妓回家享樂，開大音樂，她一怒之下把HIFI丟出窗外，兩人始終能朝夕共處，一起去鄉下過宰豬節。

電視節目談港女港男，介紹一個人，惟恐不合新聞標準，總是毫不遺漏地列出職業、收入、感情狀況。然後，一一說清楚自己對港男港女的意見，像答一早設好的問卷一樣。我很懷疑，這樣的節目到底披露了多少真實。坦白說，到底女性最不能接受男性什麼？男性為什麼寧願在家打機也不外出？如果我是主持人，我會問女人，男人偶爾看AV和瞟漂亮的女孩，你覺得怎樣？我會問男人，你覺得商場的設計是不是太不人性化，香港的所謂「公眾場所」是不是缺乏寧靜浪漫的空間？

大陸流行說和諧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分歧會影響感情，我們應該互相體解，化解分歧，電影節目也呼籲大家，兩性之間多些了解，減少敵對。待人友善，自然是人類社會的基本德性，但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樂於被職業、收入、感情狀況所捆綁，不滿身邊的伴侶收入不夠高，工作沒前景，揮霍，外表差，沒上進心，同自己唔襯。說到底，喜歡一個人，不就是想跟他／她一起生活嗎？如果伴侶越來越令自己感到沮喪，那就重新再來呀，何必要折騰對方，感情不能開花結果，幹嗎還要對伴侶落井下石？《巴黎》的男主角得了心臟衰竭，他心繫舊愛，在派對裡挽留她，一再被拒絕，大家沒有黑面和冷戰，繼續飲酒跳舞，彷彿剛才的對話只是天氣報告，喔噢，一切完結，一切如常。

《海角七號》的阿嘉，一切都看不順眼，偌大的台北令他憤怒，家鄉小小的錄音室也令他待不下去，本省人、外省人、日本人、老人、年青人通通都合不來。要在一起，要不要首先退下來，給別人多些空間？要不要維持表面的和諧，牽強的團結，浮淺的諒解？無論能不能回答，人都是要在一起，不管是老爸望他留在家，日本人要做生意，本省人要別人瞧得起，阿嘉喜歡了她，都是全片氣氛鬆下來的線索。

《水中之書》甫開始，女主角Vivien問觀眾，你們當中誰人感到快樂？我毫不猶豫地舉手，儘管我坐在上層最尾三排。主角馬上當頭棒喝，你們稱自己感到快樂，其實你們根本不知道何謂快樂。

她的男友Jason自稱金融才俊，可惜事業遇重大挫敗，差不多要發瘋。他很清楚自己要幹甚麼，住半山區望維港，三十來歲做總裁然後結婚，並且事業上的成就真使他真相信自己的能力，這類人是香港典型的中產階級，至少是中產階級的偶像。

Vivien經常說不知道自己想幹些什麼，人生有什麼目標，起初能夠跟Jason相戀，是很自然的事，就像不知道有什麼景點可看的旅客，自自然然就參加旅行團，讓導遊由頭到尾引領你的目光，拍預定的風景。

這樣的男女配搭，兩個最極端的結局是，要嗎Vivien永不改變，照舊跟隨她男友的步伐，掩蓋自己真正的意願，要嗎就是Vivien變得獨立，走自己的路，與Jason無法再走在一起。劇中發展了第二條路，我覺得有趣的是，為什麼總是走向極端，不可能是中間路線，為什麼總是要嗎埋沒自我，要嗎就發現真我。難道人總是在走鋼線，要嗎墮下粉身碎骨，要嗎堅定不移，雄糾糾前進？

劇中問什麼叫發現真我，讓真正的自己綻放？容易令人聯想起某種通俗化的存在主義。卡繆的卡里古拉曾說：「存在和幸福之間，並不存在選擇。」中國先賢看出，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沒有選擇難道不是人生最根本最真實的處境嗎？哪裡來的真我？

Jason去通靈，發現自己前兩世是巴哈，劇中來回播放巴哈特色的複音音樂，是Cello unaccompanied，由此呼應他一直壓抑另一個自由的自己。沒有一個壓抑另一個，又哪來真正的自己？沒有金額資本主義，哪裡會有金融才俊的人生目標？由此看，揭露一切形式的個人壓抑和集體壓逼，比真我更為基本，而且這正是真我和他人無法了斷的糾結。正如巴哈的樂曲，既是複音，也是無伴奏，熟先熟後，哪能分清。

高行健的《叩問死亡》裡有一句令我難忘的對白：「人的所作所為就如水中撈月一樣，不僅徒勞，而且可能還撈到一手汙泥，但重要的是俯身撈月時的那種姿勢，那份美感。偌大的世界就剩下這點意思。」尋找自己真正嚮往的快樂，是全劇點晴的意象，水中書，在我看來，除了妙筆生花的美感外，起碼還有振筆直書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