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

讀到師兄〈我這保守的八十後〉，我開始想我算不算「八十後」，我是個怎樣的「八十後」。

成長
我出生於調景嶺，那曾經是個每年慶祝雙十國慶的地方。我住石屋，政府稱之為寮屋，這名稱正好反映政府想拆之而後快的政策。我讀一所英中，那時候家長喜歡談Band 1定Band 5的學校。我的中學是所謂Band 1，每年高考後都會有些同學入港大醫學院和法律學院。當我選哲學為大學第一志願時，有老師問我，你想清楚沒有？母親問我，你有無搞錯，讀ｄ咁既野？也是中大畢業的家人說，哲學系是無厘頭的人才讀的。

社會
在立法會外看見許多大學讀書時的好友反高鐵，而我知道，每年六四，五一，七一上街都不會寂寞，因為總會重遇許許多多朋友。我們的社會現在究竟發生什麼事？我找到答案的地方，並不在我得到碩士學位的中文大學，而是另一所不頒學位也不搞o-camp的大學，基層大學。第一年七一，我一個人行到八時多，第二年七一，我和大學宿舍同房一起推一個廢紙回收的鐵籠，掛上「基層有話要說」的橫額，因為我們痛恨中產階級壟斷了媒體報道，彷彿基層市民的生計，基層市民對社會的訴求，在專業人士的負資產、生意差，仲要交重稅的怨憤裡，微不足道。

那時候我覺得，呂大樂的階級分析裡沒有階級，因為他只是把階級看成不同的收入水平，社會工作系裡沒有社會，因為大部份社工喜歡講輔導，也就是把社會問題個人化，把經濟問題道德化，甚至把人類存在的哲學問題心理學化。甚至，大學裡沒有知識份子，只有教授。我曾經在大學裡貼大字報，起了個撩交打的標題：「大學教授，你還有沒有良心？」後來我才明白，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之一，就是以效率來取代良心。建高鐵，用Deleuze的話來講馬克思的accumulation and circulation of capital，也就是de-territorialization and re-territorialization of capital，恰恰就是現在菜園村的處境。

學問
我從來沒去過大學的畢業典禮。以前有些老師說，那是資產階級的遊戲，我雖然同意，但我其實覺得畢業沒什麼好慶祝，因為書還沒唸好，學問沒多大長進。我的學士畢業論文導師，留學加拿大，是研究John Rawls和Habermas的。我現在會稱Rawls為美國哈佛學圈裡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這意味著它既不代表西方自由主義，更不代表政治哲學。歐洲的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等源遠流長，即便是美國，Leo Strauss一支的政治哲學雖被排擠卻一直有不少研究者。不少大學同學都熱衷於Rawls一系的討論，我才拙，無法得導師之精髓，更覺哈佛政治哲學無法對應香港的政治處境。例如我覺得，人類不平等的問題，不僅是財富上distribution和redistribution的問題，社會應當是什麼這個問題，也不是契約論者所能想像出來的，我們必須考慮社會的政治經濟實況。這些問題，通通都需要正本清源地研究，在此我也不應妄下結論。

當我開始學習歐洲哲學時，我才發覺原來不少文化研究者喜歡「套用」歐洲理論。我聽了碩士導師的話，學習德語和法語，愚蠢地查字典都要看原文，一字一句地讀下去。我發覺，費了幾年時間才讀了不過幾本書，什麼文化人呀，一句兩句就消化了某大師的著作，一篇兩章文章就總結了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義，他者的政治學。於是我知道，我註定打不了他們那份工，結果呆在大學，呆下呆下，間中參與遊行。那年我參加反世貿遊行，乘火車到沙田的時候，車廂裡突然宣佈，灣仔秩序混亂，警察呼籲市民千萬不要到灣仔。我還以為發生了恐佈襲擊，這其實和任何totalitarian國家一樣，不過是被害妄想症發作。

未來
我並不在社會運動的前線，紙上談兵，談不上有什麼分析。青年反高鐵，五區總辭，是不是一種新民主運動？我看不出余若薇提出了什麼新的。長毛去年已經提出五區總辭，當然大家如常視之為噴口水。如果全民公投是新民主運動的話，長毛就是不是新民主之父？那麼，香港就有馬克思主義特色的民主運動。

反高鐵反到今天這個地步，相信沒有誰不知道高鐵的問題了。至於如何可以團結社會上大多數人來凝聚更大力量？我也很想知道，換句話講，保皇黨如何才可以不保皇？這等如問，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如何才可以扭轉？「八十後」勇於表達的青年，令我敬佩。想起朋友說，聖經話任何事都可以做，但不一定全是有益的。身處官商勾結的香港，逆流而行，做任何事都不一定有回報，不過，總會有同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