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愕有别于恐惧
而更接近绝望
嘲笑着、讥讽着
毕竟比严肃更认真
几乎不会有能够
称之为悲哀的东西
人们在笑
那就让他们笑完
〈惊愕 - 给小霞〉 刘晓波1991.8.2
2009年，香港又到了民主運動的要緊關頭，對民主化充滿期盼的我們，這時候又再陷入不知何時才能終結的失望。有政客和學者說，香港的民主化和中國大陸唇齒相依，而且香港只是地區政府，政制民主化終需中央政府首肯才可實現，這也就是說我們要接受現實，政治是協商的藝術。
前捷克總統哈維爾(Václav Havel )是一個作家，在共產鐵幕下寫作，推動民主運動，作品一度被禁，其人多次被審問，甚至被判罪下獄。1984年，他獲法國圖盧茲二大(Universié Toulouse II le mirail)頒授榮譽博士學位，可是由於他被沒收護照，無法出境赴法。這時候，他發表一篇題為《政治與良心》的文章，由大學派人公開宣讀。
是什麼時候政治變成了妥協的藝術？哈維爾指出，這是一個時代的問題，不論道德價值的對錯，也不容異見存在，但求掩蓋差異，講求勉強的共識和即時的功效，成了政治家每天的工作。現代科學文化，令人離開了眼前活生生的世界，每個人在生活裡的感受，道德良心，整個具體的生活世界，都被關進了浴室，視之為私密，不應宣之於口，更遑論以此宣示一已之政治立場。這是政治的非人化(dépersonalisation)。換句話說，政治變成辦事的程序，是權力的場所，我們無需要認真看待不同的觀點和價值，了解其背後的價值，國家如同機器，人民不過是消費者、病人、旅客的數字。「在政治裡，好與壞完全失去真實的意義，說得上成就的唯一條件，就只有客觀可驗證和可計算的東西。」
當政治變成計算效益的棋局，權力彷似無人架駛的機器，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變得大公無私，不為個人利益動搖，只為人民為國家整體利益服務。政治追求非人的客觀性，恰好提供了一道帷幕來掩蓋不敢公開的私欲，假公眾之名，冒國家之義，好令自己加官進爵。極權統治，專制領導，恰恰就利用了非人化的政治為面具，聲稱為人民創造最大的福祉，實際上是要消磨每一個人表達自己所思所想的意欲，徹底隔離具體的生活世界於政治討論之外，令政治變成只有專業知識才有資格參與的場域。舉例說，是否要興建鐵路？首先計算經濟效益，控制成本，再統計旅客需要，未來城市發展的規模，要不要彷效國際大城市的規劃等等。真正的個人意願徹底缺席，更準確地說，是必須嵌入這個由資本不斷累積於富人手中而推動經濟的發展圖像，我們只能把自己安放在這個事先設定好、最完善最有效率的大城市裡生活。政治的技術客觀性是至高無上的，個人的意識必須被調整、被改造，被非人的效率所支配。
面對這種非人的政治，哈維爾呼籲我們要積極抵抗，而要抵抗不再講求責任的政治，我們首先要認識我們自己，要肯定我們每一個人應有的權利，守護每一個人所意欲追求的生活，堅負我們對整個世界應有的責任。獨善其身，只會令專制的統治者有機可乘，分化不同的利益群體，以此撃彼，然後逐一潰散。這也不是說群眾的集體行動就可以完全扭轉非人化的政治，因為其根源在於人的缺席，而被非人化的專業技術所獨裁。哈維爾主張「反政治的政治」(la politique antipolitique)，這並不是拒絕接觸政治，而是提倡一切抵抗非人化政治的政治參與，要守護我們在生活裡的意義，如同我們在公共世界裡敢於說出心中所想，不再任憑專業技術決定我們的生活，而是由我們當前的處境出發，來衡量專業技術對我們的意義。反政治的政治，並不是像Machivelli那樣提出一套管治的技術，而是聽良知而行的道德。
不要小看這種反政治的政治，如果政治不以說真話的道德為基礎，而只是按協商而來的利益分配，則我們將無法徹底撕開經濟發展、社會和諧和國家穩定的幌子，無法真正保障每一個人的權利和生活，社會上只會不斷有人被誣蔑成極端異見(dissidence)，被漠視、被壓逼甚至處死，非人化的政治不會有真正的寬容，也不會有真正的溝通。
讓我們記住劉曉波先生的經歷，與幾十年來港人爭取民主，反資反殖的歷史。
在感觉不到未来的时刻
徒劳地悲伤
但，即便徒劳
我们仍然坚定地悲伤
坚定、悲伤而且徒劳
〈孤寂的日子 - 给霞〉 刘晓波1996.12.26
註：哈維爾的〈政治與良心〉在其官方網站有英譯本，見http://www.vaclavhavel.cz/。筆者參考法文譯本，La politique et la conscience載於Essais politiques由法國Calmann-Lévy出版社於1989年出版，頁221-247。
2009年11月26日 星期四
假如我今年中大畢業
假如我今年中大畢業，我會想一想：為甚麼我們勤奮多年考入大學，終獲大學文憑投身社會的時候，要與如此受爭議的政府官員－－推出沒有民主進展的政改方案，引起社會熾烈辯論，甚至引發元旦大遊行反對政府方案－－共同慶賀獲得受社會重視的學位？為甚麼嘉許大學生追求學問和人格長進的莊嚴典禮，同時要嘉許一個傲慢跋扈的機會主義者?他在立法會議事廳中毫不在乎民選議員的對政改的提問，在1994年主張港人期望2009年立法會六十席直選是合理訴求，而今卻又出爾反爾。
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學院院長這樣描繪法律學院的使命：「我們有信心學院同寅將不僅貢獻香港的法律系統、制度和社會大眾，並能維持法治，捍衛和保障個人權利。」（註一）這固然是法律學者的操守，更體現大學孕育知識份子的使命。獲頒授學位，意味著大學生在學術知識的里程碑。在此追求真理的道路上，為甚麼我們容許大學違背學術的良心，作育英才的同時，任意向備受批評的政府要員靠攏？難道阻礙香港民主發展的識時務者，能夠為我們「維持法治，捍衛和保障個人權利」？
唐英年先生（註二）曾任香港工業總會主席，他對工業界的貢獻，早在1989年就得到肯定，獲頒香港青年工業家獎。然而，我們該注意到，他不僅推動業界在80年代轉型面對世界挑戰，同時香港工業迅速北移，以專研邊緣勞工的黃洪教授的話說，「速度之快，範圍之廣，在亞洲及全球中可說非常罕見」。現在中學通識教育的教科書如是說：「製造業的工作人口由一九八六年的九十四萬跌至一九九六年的五十七萬，十年間製造業共淘汰了三十七萬人。」這個驚人的數字，差不多等如當年公務員數目的兩倍。香港的工業家離開香港，在珠三角聘用了三百萬人大展拳腳之際，留下了大量有專門技術卻沒有市場聘用的勞工，工業家對社會的「貢獻」正正就是香港社會貧富懸殊的根源。
1991年唐英年先生獲委任進入立法局，1997年進入特區政府，成為行政會議成員。在此期間，他一方面反對殖民地政府的加快普選方案，另一方面漠視80年代工業北移遺下的勞工問題。不論是殖民地政府或特區政府，他和政府的立場在這方面總是一致──加快勞工再培訓課程，令工人轉投其他行業。然而，這並不能遏止勞工工資普遍下跌的問題，與及勞工轉型的痛苦。根據黃洪教授的統計， 香港的貧窮人口，就1996年的84萬人，激增至2006年的 116萬人。今天，香港成為全球貧富懸殊問題最嚴重的地區，我們要追究責任的話，就不能放過推動80至90年代的工業政策的主事者。
珍惜歷史記憶的港人仍然沒有忘記，唐英年先生在1989年聯署支持北京天安門學生運動，要求民主自由的中國，我想這該是唯一他獲大學肯定的理由，可惜他今天已為另一個講漢語的殖民地宗主而服務。香港中文大學，雖是政府資助機構的一員，但卻不是為僱主提供員工的技術訓練場所，向資本家當權者靠攏的官僚部門。我相信中文大學體現了六十年來師生持守學術價值，追求獨立自由的人格，作育英才的文化精神。在慶賀畢業的日子，在此與各位分享捷克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思想家，也是爭取自由的七七憲章發起人和聯署者之一雅恩．帕托什卡(Jan Patočka)的話，不要忘記知識份子的理想，向敗壞大學精神、唾棄民主自由的官僚說不──「一個靈明之人，無所畏懼，是能夠犠牲自己，能夠看見犠牲的情理和意義之人。靈明之人，以『政治』一詞的通俗意義而言，絕不是政治家。他／她不會成為紛爭不斷的世界之一員。然而，在另一意義下，他／她卻顯然是政治的，他／她不能不面對社會和周遭的事物，提出『現實中並非理所當然之處』。」 （註三）
戴遠雄
2005年新亞哲學
2007年研究院哲學
註一：唐英年博士現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加入政府前，他在工商業界成就傑出，曾任三屆香港工業總會主席及擔任立法局 /立法會議員多年。他分別在2002年和2003年獲委任為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和財政司司長，並於2007年起出任政務司司長。此外，他又參與多個政府委員 會及公共機構的工作，對本港公共服務及工商業發展貢獻良多，並在今年獲頒大紫荊勳章。唐博士與中大關係密切，曾擔任新亞書院校董會副主席，並設立「唐英年 獎學金」。為表揚唐英年博士盡心盡力為香港市民服務，以及對中大的建樹，中大將頒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予唐博士。
Dr. the Honourable Tang Ying-Yen Henry is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of the HKSAR. A renowned entrepreneur before he joined the Government, he has been the Chairman of the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Industries for three terms, and a member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for many years. He assumed the posts of Secretary for Commerce,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and Financial Secretary in 2002 and 2003 respectively. Since 2007, he has served as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He has also served in many Government committees and public organizations. His remarkable contributions in public service and industry and commerce in Hong Kong have earned him the Great Bauhinia Medal this year. Dr. Tang has a long association with CUHK. He was the Vice-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New Asia College and established the ‘Henry Tang Scholarship’. The University will confer upon Dr. Tang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Laws, honoris causa, in recognition of his outstanding and dedicated service to the Hong Kong community, as well as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University.
引自http://www.cuhk.edu.hk/cpr/pressrelease/091029e.htm
註二：We are confident that, together, staff and students will mak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not only to Hong Kong's legal system, its institutions, and its wider community but also to the maintenance of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defence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individuals.
引自http://www.law.cuhk.edu.hk/
註三：原文為捷克文，筆者引用的是法文譯本。靈明之人原文為l'homme spirituel，英譯為spiritual man，原文沒有宗教意義。筆者暫譯之為「靈明」，想法來自新亞書院創辦人之一唐君毅先生，在此無法詳談，還望指正。
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學院院長這樣描繪法律學院的使命：「我們有信心學院同寅將不僅貢獻香港的法律系統、制度和社會大眾，並能維持法治，捍衛和保障個人權利。」（註一）這固然是法律學者的操守，更體現大學孕育知識份子的使命。獲頒授學位，意味著大學生在學術知識的里程碑。在此追求真理的道路上，為甚麼我們容許大學違背學術的良心，作育英才的同時，任意向備受批評的政府要員靠攏？難道阻礙香港民主發展的識時務者，能夠為我們「維持法治，捍衛和保障個人權利」？
唐英年先生（註二）曾任香港工業總會主席，他對工業界的貢獻，早在1989年就得到肯定，獲頒香港青年工業家獎。然而，我們該注意到，他不僅推動業界在80年代轉型面對世界挑戰，同時香港工業迅速北移，以專研邊緣勞工的黃洪教授的話說，「速度之快，範圍之廣，在亞洲及全球中可說非常罕見」。現在中學通識教育的教科書如是說：「製造業的工作人口由一九八六年的九十四萬跌至一九九六年的五十七萬，十年間製造業共淘汰了三十七萬人。」這個驚人的數字，差不多等如當年公務員數目的兩倍。香港的工業家離開香港，在珠三角聘用了三百萬人大展拳腳之際，留下了大量有專門技術卻沒有市場聘用的勞工，工業家對社會的「貢獻」正正就是香港社會貧富懸殊的根源。
1991年唐英年先生獲委任進入立法局，1997年進入特區政府，成為行政會議成員。在此期間，他一方面反對殖民地政府的加快普選方案，另一方面漠視80年代工業北移遺下的勞工問題。不論是殖民地政府或特區政府，他和政府的立場在這方面總是一致──加快勞工再培訓課程，令工人轉投其他行業。然而，這並不能遏止勞工工資普遍下跌的問題，與及勞工轉型的痛苦。根據黃洪教授的統計， 香港的貧窮人口，就1996年的84萬人，激增至2006年的 116萬人。今天，香港成為全球貧富懸殊問題最嚴重的地區，我們要追究責任的話，就不能放過推動80至90年代的工業政策的主事者。
珍惜歷史記憶的港人仍然沒有忘記，唐英年先生在1989年聯署支持北京天安門學生運動，要求民主自由的中國，我想這該是唯一他獲大學肯定的理由，可惜他今天已為另一個講漢語的殖民地宗主而服務。香港中文大學，雖是政府資助機構的一員，但卻不是為僱主提供員工的技術訓練場所，向資本家當權者靠攏的官僚部門。我相信中文大學體現了六十年來師生持守學術價值，追求獨立自由的人格，作育英才的文化精神。在慶賀畢業的日子，在此與各位分享捷克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思想家，也是爭取自由的七七憲章發起人和聯署者之一雅恩．帕托什卡(Jan Patočka)的話，不要忘記知識份子的理想，向敗壞大學精神、唾棄民主自由的官僚說不──「一個靈明之人，無所畏懼，是能夠犠牲自己，能夠看見犠牲的情理和意義之人。靈明之人，以『政治』一詞的通俗意義而言，絕不是政治家。他／她不會成為紛爭不斷的世界之一員。然而，在另一意義下，他／她卻顯然是政治的，他／她不能不面對社會和周遭的事物，提出『現實中並非理所當然之處』。」 （註三）
戴遠雄
2005年新亞哲學
2007年研究院哲學
註一：唐英年博士現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加入政府前，他在工商業界成就傑出，曾任三屆香港工業總會主席及擔任立法局 /立法會議員多年。他分別在2002年和2003年獲委任為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和財政司司長，並於2007年起出任政務司司長。此外，他又參與多個政府委員 會及公共機構的工作，對本港公共服務及工商業發展貢獻良多，並在今年獲頒大紫荊勳章。唐博士與中大關係密切，曾擔任新亞書院校董會副主席，並設立「唐英年 獎學金」。為表揚唐英年博士盡心盡力為香港市民服務，以及對中大的建樹，中大將頒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予唐博士。
Dr. the Honourable Tang Ying-Yen Henry is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of the HKSAR. A renowned entrepreneur before he joined the Government, he has been the Chairman of the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Industries for three terms, and a member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for many years. He assumed the posts of Secretary for Commerce,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and Financial Secretary in 2002 and 2003 respectively. Since 2007, he has served as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He has also served in many Government committees and public organizations. His remarkable contributions in public service and industry and commerce in Hong Kong have earned him the Great Bauhinia Medal this year. Dr. Tang has a long association with CUHK. He was the Vice-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New Asia College and established the ‘Henry Tang Scholarship’. The University will confer upon Dr. Tang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Laws, honoris causa, in recognition of his outstanding and dedicated service to the Hong Kong community, as well as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University.
引自http://www.cuhk.edu.hk/cpr/pressrelease/091029e.htm
註二：We are confident that, together, staff and students will mak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not only to Hong Kong's legal system, its institutions, and its wider community but also to the maintenance of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defence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individuals.
引自http://www.law.cuhk.edu.hk/
註三：原文為捷克文，筆者引用的是法文譯本。靈明之人原文為l'homme spirituel，英譯為spiritual man，原文沒有宗教意義。筆者暫譯之為「靈明」，想法來自新亞書院創辦人之一唐君毅先生，在此無法詳談，還望指正。
2009年11月24日 星期二
2009年11月20日 星期五
Ivan Chvatik先生，是捷克的理論研究中心Jan Patocka檔案館的主任。他27歲的時候，在布拉格上了Patocka的哲學研討班，自此他的一生改變了。
今天第一次進入Patocka檔案館，Chvatik先生拿出捲藏起來的1977年法國世界報頭版，讓我們一睹Paul Ricoeur為Patocka逝世而寫的文章，題為Jan Patocka: le philosophe resistant（抗爭的哲學家）。
Patocka一生，真正在大學講課的時間，不過六七年，因為戰後的捷克是共產世界。他因為抗議共產黨和蘇俄，被開除教席，多番被警察盤問。然而，他沒有放棄研究，不斷在地下寫作和辦討論會。他死後十年間，Chvatik先生就在地下為他出版了27卷著作，不少來自他的地下討論會的講辭整理出來。在檔案館裡，有一個衣櫃般大的文件櫃，按時序排列了他自1936年以來的手稿，每一頁都是他的字跡，以捷克文為主，夾雜法文德文希臘文和拉丁文。
他的手稿自然也有一般手稿的特色，兩三行裡總有幾個字改了又改，劃了又再改，好像有些意思總是表達不了，有些話還未講完。
Chvatik先生從書架上抽出一本又一本的Patocka譯本給我們看，有波斯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日文等，認真地翻開每本的出版日期和譯者，彷似要告訴我們，有些東西並不是一時一地才會關注，世界上雖然有很多不同的聲音，但有某些話大家都要說出口的。
稱他為抗爭的哲學家，一點也沒加潤飾，Patocka是1977年的七七憲章起草人。七七憲章有一個字，表示爭取每一個人的自由，不是一個人的私欲，而是co-responsibility。Chvatik先生，年青時代由物理學轉讀哲學，至今成為六十多歲的老頭，一輩子守著檔案館，守護著這個一輩子為理想而爭取自由的Patocka。
面對強權的共產黨，面對毫不羞愧的矯飾和赤裸的暴力，除了屈服與抗爭之外，還可以有第三條路嗎？
我要叩問我的良心。
今天第一次進入Patocka檔案館，Chvatik先生拿出捲藏起來的1977年法國世界報頭版，讓我們一睹Paul Ricoeur為Patocka逝世而寫的文章，題為Jan Patocka: le philosophe resistant（抗爭的哲學家）。
Patocka一生，真正在大學講課的時間，不過六七年，因為戰後的捷克是共產世界。他因為抗議共產黨和蘇俄，被開除教席，多番被警察盤問。然而，他沒有放棄研究，不斷在地下寫作和辦討論會。他死後十年間，Chvatik先生就在地下為他出版了27卷著作，不少來自他的地下討論會的講辭整理出來。在檔案館裡，有一個衣櫃般大的文件櫃，按時序排列了他自1936年以來的手稿，每一頁都是他的字跡，以捷克文為主，夾雜法文德文希臘文和拉丁文。
他的手稿自然也有一般手稿的特色，兩三行裡總有幾個字改了又改，劃了又再改，好像有些意思總是表達不了，有些話還未講完。
Chvatik先生從書架上抽出一本又一本的Patocka譯本給我們看，有波斯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日文等，認真地翻開每本的出版日期和譯者，彷似要告訴我們，有些東西並不是一時一地才會關注，世界上雖然有很多不同的聲音，但有某些話大家都要說出口的。
稱他為抗爭的哲學家，一點也沒加潤飾，Patocka是1977年的七七憲章起草人。七七憲章有一個字，表示爭取每一個人的自由，不是一個人的私欲，而是co-responsibility。Chvatik先生，年青時代由物理學轉讀哲學，至今成為六十多歲的老頭，一輩子守著檔案館，守護著這個一輩子為理想而爭取自由的Patocka。
面對強權的共產黨，面對毫不羞愧的矯飾和赤裸的暴力，除了屈服與抗爭之外，還可以有第三條路嗎？
我要叩問我的良心。
2009年11月19日 星期四
Masaryk based his politics on morality. Let us try, in a new time and in a new way, to restore this concept of politics. Let us teach ourselves and others that politics should be an expression of a desire to contribute to the happiness of the community rather than of a need to cheat or rape the community. Let us teach ourselves and others that politics can be not simply the art of the possible, especially if this means the art of speculation, calculation, intrigue, secret deals and pragmatic maneuvering, but that it can also be the art of the impossible, that is, the art of improving ourselves and the world.
New Year's Address to the Nation
Prague, January 1, 1990
Vaclav Havel
New Year's Address to the Nation
Prague, January 1, 1990
Vaclav Havel
Yes, "antipolitical politics" is possible. Politics "from below:' Politics of man, not of the apparatus. Politics growing from the heart, not from a thesis. It is not an accident that this hopeful experience has to be livedjust here, on this grim battlement. Under the "rule of everydayness" we have to descend to the very bottom of a well before we can see the stars.
When Jan Patočka wrote about Charter 77, he used the term "solidarity of the shaken:' He was thinking of those who dared resist impersonal power and to confront it with the only thing at their disposal, their own humanity. Does not the perspec tive of a better future depend on something like a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 the shaken which, ignoring state boundaries, political systems, and power blocs, standing outside the high game of traditional politics, aspiring to no titles and appointments, will seek to make a real political force out of a phenomenon so ridiculed by the technicians of powerthe phenomenon of human conscience?
Václav Havel: Politics and Conscience
1984
http://www.vaclavhavel.cz/index.php?sec=2&id=1
When Jan Patočka wrote about Charter 77, he used the term "solidarity of the shaken:' He was thinking of those who dared resist impersonal power and to confront it with the only thing at their disposal, their own humanity. Does not the perspec tive of a better future depend on something like a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 the shaken which, ignoring state boundaries, political systems, and power blocs, standing outside the high game of traditional politics, aspiring to no titles and appointments, will seek to make a real political force out of a phenomenon so ridiculed by the technicians of powerthe phenomenon of human conscience?
Václav Havel: Politics and Conscience
1984
http://www.vaclavhavel.cz/index.php?sec=2&id=1
2009年11月16日 星期一
和德國教授聊天，他說起70年代到捷克的時候，那時候捷克正被俄國「保護」，布拉格每條街每隔十米，就有一個俄國士兵提槍站崗。現在，即使你去布拉格的著名旅遊點，捷克城堡，也不會見到士兵站崗。
我告訴他，即便在北京，也很難在一條小街裡找到幾間書店。現在布拉格的書店很多，每所書店內都有許多捷克作家的書，以及捷克文的譯作，可是布柆格的常住人口只有一百多萬。以這個比例看，香港的書店數量應比布拉格至少多七倍。他說，那時候，捷克很少書店，書店內的書也少得可憐，都是1989年後二十年間發展起來的，連東德也比不上這個發展速度。
我還未去過東德，不知柏林圍牆倒下二十年後的樣子，跟祖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相比，誰走得更快呢？
看到二十年前捷克人民在街上示威的紀綠片，警察十個圍一個，揮棍便打，拆菲林，人抬人。現在我們每周都有警察把政府總部和禮賓府重重圍住，五區總辭是阻礙民主進程，青年上街示威就是激進鬧事，就連女長毛過馬路都有人關照，這個城市到底要變成二十年前的布拉格，抑或天安門？
我告訴他，即便在北京，也很難在一條小街裡找到幾間書店。現在布拉格的書店很多，每所書店內都有許多捷克作家的書，以及捷克文的譯作，可是布柆格的常住人口只有一百多萬。以這個比例看，香港的書店數量應比布拉格至少多七倍。他說，那時候，捷克很少書店，書店內的書也少得可憐，都是1989年後二十年間發展起來的，連東德也比不上這個發展速度。
我還未去過東德，不知柏林圍牆倒下二十年後的樣子，跟祖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相比，誰走得更快呢？
看到二十年前捷克人民在街上示威的紀綠片，警察十個圍一個，揮棍便打，拆菲林，人抬人。現在我們每周都有警察把政府總部和禮賓府重重圍住，五區總辭是阻礙民主進程，青年上街示威就是激進鬧事，就連女長毛過馬路都有人關照，這個城市到底要變成二十年前的布拉格，抑或天安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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