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阻礙人類文化成長的罪行

幾年前，有學者提議在北京大學立孔子像，引起文化界一陣討論。要知道五四運動的發源地，是當年打倒孔家店的戰場，在那裡立孔子像無疑是要推動一場文化更生運動。去年，在孔子像站立的新亞書院，又立了唐君毅先生像，香港中文大學可能是中港台三地唯一一個地方，樹立了兩個銅像記念儒家文化的創始人和其當代精神最傑出的守護者。這所立志傳承文化的大學，今年卻發出公開信件禁止學生樹立雕塑，記念1989年春夏之交的天安門事件，理由是保持「政治中立」。大學當是歷史的捍衛者嗎？還是在政治權力前屈膝的行政機器？

書院精神乃批判國是

學術為獨立求真之事業，自不應為任何政治或經濟權力服務，這是知識份子應有的自覺。中文大學各書院中，最早於1949年成立的新亞書院，就彷效宋明書院之風，與在位者保持一定距離，以求保持獨立，各書院自設其學程和科目，又致力聯繫其他民辦書院，邀學者來往講學，以樹立同儕切磋求真的精神。書院看似與政治無涉，可是，明代朝中每有黨爭，必對書院加以整頓，由此可見書院形成的士人文化，實對政治形成一定的評議力量。新亞書院草創，諸位先生在1958年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副題為「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除了提出研究中國學問應有的意識之外，更將中國學問和文化放在世界的舞台，以求重新認識中西文化之差異和關聯。從跨文化的角度出發，他們不僅看到中西文化各自的危機，更看到當權者如何運用西方馬克思的思想來奪取政權，而其代價就是進一步毁棄中國文化的價值。在此，新儒家要提倡的文化更生，自然得追溯到政治的局勢和其原因，也就是說，這個局勢是中國文化精神失落的根本原因。因此，他們也分析了當時的政治局勢：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取得政權，我們亦不能忽視二重大的事實。第一、即共黨之坐大，初由於以共同抗日為號召，這是憑藉中華民族之民族意識。第二、共黨之能取國民政府之政權而代之，其初祇是與其他民主黨派聯合，以要求國民黨還政於民，於是使國民黨之黨治，先在精神上解體。這是憑藉中國人民之民主要求，造成國民黨精神之崩潰，而收其果實。由此二者，即可證明中共今雖然在思想上要一面倒於蘇俄，並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然其所以有此表面的成功，仍正由於它憑藉了中國人民之民族意識及民主要求，而不是由於人民先正面的接受了馬列主義專政思想。因此馬列主義之專政思想，是決不能長久成為中國文化與政治之最高指導原則的。」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我們當重新檢討他們的論據。可是，我想在此指出，新亞書院之為「新亞」的意義，就是要建立一新亞洲，一方面擺脫殖民主義，另一方面在追求獨立建國的過程中，重新研究、批判和樹立本有的文化精神。因為他們深信，一個歷史悠久的文化，自有其文化精神使其悠久不衰，而這是任何當政者都不應隨便摧毀，而倘若他們作了任何摧毀文化的舉動，都不能逃離學理的判斷和追究，而事實上新儒家的研究就要證明這一點。新亞的理想，就是主張學術研究當不受時局和當政者之唆擺，站在學理的基礎上，批判當下的時局和在位者，以理直氣壯的精神而毫不畏懼，這是我所理解的書院精神。彷效法國思想家沙特(Jean-Paul Sartre)的說法，文學不該理解為純粹寫作和閱讀，而是文學本身就是投身介入社會(我意譯littérature engagée)，因此不能逃避社會大眾的批評，也不能漠視社會時局的切身關係。新亞的文化理想，雖非投筆從戎，卻也是投身介入國是前途。

中國需要民主的文化根源

誠然，今天我們都知道新亞早年受國民黨資助，不少學者亦樂於在親國民黨的刊物上撰文，而新儒家到底多大程度不合理地推崇漢族中心主義，亦是一個當代學術界注意到的問題。然而，我們當從學理上加以研究和批判，而不能據某一政治立場來全盤接受或全盤否定其學術貢獻，更不能因此就主張「政治中立」，以為學術和政治的關係可以輕易一刀兩斷。唐君毅先生在1976年〈從科學與玄學論戰談君勱先生的思想〉一文中，談到治學的理想：「中國之所謂國士、天下士，都是一體兩面，退則為學術，授徒講學，著書立說；進則從政，治國平天下。我個人很慚愧；雖著了一些書；卻不能用世。不過；我仍認為：退則為學術，進則負天下國家之責任，應當是中國學人之理想。」負天下國家之責任，不是說知識份子有這個號召天下的能耐，可是如果迴避了判斷時局，批判文化，實有愧於社會大眾對知識份子、國士和天下士的期盼。

我們的國家目前需要甚麼？1958年〈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經已指出中國需要民主的原因：「民主之政治制度，乃使居政治上之公位之人，皆可進可退。而在君主制度下，此君主縱為聖君，然其一居君位，即能進而不能退。縱有聖人在下，永無為君之一日，則又能退而不能進。然本於人之道德主體對其自身之主宰性，則必要求使其自身之活動之表 現於政治之上者，其進其退，皆同為可能。此中即有中國文化中之道德精神與君主制度之根本矛盾。而此矛盾，祇有由肯定人人皆平等為政治的主體之民主憲政加以解決，而民主憲政亦即成為中國文化中之道德精神自身發展之所要求。今日中國之民主建國，乃中國歷史文化發展至今之一大事業，而必當求其成功者，其最深理由，亦即在此。」幾位先生指出了中國政治文化的內在毛病，就是不加質疑君主的合理性，這一方面說明了辛亥革命推翻君主制的貢獻，另一方面要確立民主制才能解決中國政治文化中的問題。如果我們認為追求民主只是西方的事，中國無此需要，根據〈宣言〉的分析，這仍然停留在漢族中心主義立論，沒有從跨文化的歷史經驗和哲學反思來處理中國目前的問題。如果我們考究馬克思(Karl Marx)哲學，會發現馬克思在1875年Critique du programme de Gotha一文裡（在其身後才正式出版），指出從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我們需要「國家」轉型，擺脫商品交易的市民社會所支配的政府，擺脫單純由議會主導的政府，建立新形式的政治。這跟中國當前的資本家和黨政機關結合的局勢，仍然有一定啟迪。它反映出，追求真正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革命，可能尚未完成。

如果大學因為行政的考慮，刻意迴避敏感的政治事件，甚至可能為了維繫與當政者的關係，清除任何觸怒當政者的符號，假託「政治中立」，實為斷送大學追求真理、檢驗証據和同儕間互相切磋的文化使命，這是摧毀文化，剝奪人類知識進步的機會，淪為當政者的奴婢。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在1784年〈回答「何謂啟蒙？」〉一文中，讉責妨礙人類文化進步的舉措，是摧毀人性的「罪行」(Verbrechen)。人類文化要成長，必須經由大眾公開運用其理性來檢查各自的想法，不應受任何權威左右和阻嚇。1989年天安門事件中，誰是罪犯，誰該受到審判，我期望知識界可以早日得到更多資料認真研究和判斷。當下可以肯定的是，中文大學假「政治中立」之辭逃避人們對歷史的認真追問，褫奪大學的文化使命，阻嚇學生探求真理，無疑是妨礙人類求真和文化成長的罪行。我謹在此反對香港中文大學阻礙學生樹立「新民主女神像」 雕像和展覽。

註:由於本人手上沒有中文資料,如有錯誤,請見諒並指正。

念大學時，同學之間認為什麼都得討論一番，但見一副副冷靜而肅穆的面孔，把世事追問到底，彷彿就是哲學系學生應有的態度。那時候，經常有人提出一個民主要面對的難題：如果大家經過投票都選擇放棄自由，那樣是不是也該少數服從多數，所有人都得放棄自由呢？如果我不願意放棄自由，那麼我可以做甚麼呢？

不少朋友在公投之後幾經失落，覺得香港人自己選擇不要民主，自覺選擇唯中央是從，那麼也無話可說。仔細想一下，一個本身不是完全民主化的地方，假如要經過全民公決來決定要不要全面民主化，是不是有點奇怪？香港本身沒有全面民主化的經驗，不論是按議會制或總統制而論，議會或政府元首都不是由一人一票直接選舉產生，人民從沒經歷過運用選票，在恆常的選舉裡，選出代表自己的人來管理政府或監察政府，或令政績不理想的人下台。如果從沒有過這種經驗，現在忽然要公投表態將來要不要這種民主制度，而且即使表態也不會直接獲得中央授權來實現，所謂沉默的大多數，到底有多少人有能力想像和有信心迎接這種制度？

如果期望公投參與人數眾多，表示社會得到加快民主化的共識，從而確立社會應加速民主化的發展方向，這個想法是不是假定了共識就是推動政治制度發展的基礎呢？如果是這樣，那麼政制向前走大聯盟都有一百六十多萬個簽名，這是否意味著支持政府政改方案是得到社會共識呢？那麼，既然保皇黨得到社會共識，那麼應該照他們的方案而發展，這才是真正體現民主。

類似上文的觀點可以在文匯報和大公報裡找到，彷彿言之成理。我想，是不是有些問題要搞清楚呢？為什麼共識是政治的基礎，或者以共識為政治的基礎才是民主？

由於香港不是已有全面的民主制度而實行公投，決定重大政制發展方向，因此，跟不少人談及的英國日本辭職公投都有重大不同，其不同處在於，港人參與公投，是要抱著開闢出前所未有的民主制度（全面普選）的心態，而不是已在本來的民主制度裡，透過選票來表態支持或反對，對某些重要議案作出表決。而該表決只是在已有普選制度裡作修改（如英國的案例），而不像香港那樣，要求廢除功能組別，即是等如令一半議席全部由普選產生。假設原來的政制是有利政府通過議案的，現在就等如要求政府自行讓出一半的權力給人民。

如果是這樣的話，公投，或者單看公投的投票率所表達的「共識」，是否可以達到這個目的？以我認識的1989後實現民主化的國家，波蘭和捷克為例，都不是訴諸公投的民意，以証明現在人民的「共識」是全面民主化。我希望沒有說錯，他們在推動民主化的過程裡，特別是波蘭，在前1989的時期，首要是基層人民的組織工作（如工會工人）和知識份子倡議兩者結合，在此基礎上，鼓動人民在議會外抗爭和投票支持團結工會進入議會。試想一下，如果波蘭的團結工會是先舉行公投，再決定是否進行抗爭，或者如香港的民主黨那樣，既不搞公投，也不搞抗爭，民主運動可以如何進行下去？這是說，沒有長期的鬥爭過程，共識不會形成，然而，現在問題更大的是，即使有長期的鬥爭過程，「共識」也不一定能形成的。你看香港的民主運動少說都有二十多年，為什麼保皇黨仍然會有一百三十多萬個簽名，民調有六成人支持政府方案？

我不是要說在香港搞五區公投是策略錯誤之類，而是我們不要因過份看重公投的投票率而陷入巨大的無力感，判定民主運動在香港無得搞，或香港人不想要民主。我想說的是，要回答上面的問題，只有一個途徑，就是要分析「一百三十多萬個簽名」和「六成人」的所謂「共識」，還有沒有表態的人民，他們的想法是怎樣形成的。這就得重新探討「國家」(État)的性質，國家如何介入人民之中來形成「共識」，再運用「共識」來支持她自己的合法性，並拒絕推行真正的民主，即是交還國家的權力予人民。簡言之，當前的國家並不是自由人聯合組成的，她跟資本家聯合管治人民，並且運用一切的制度來實現她的管治，不論是精英主義的教育、用者自付的醫療，或者由獅子山精神指導的社會福利政策，來協助人民形成維持現狀，或繼續擴大官商勾結的「共識」。左翼需要進一步研究，國家如何再生產維持穩定的「共識」，以對抗民主運動的力量。

即使你認為「一百三十多萬個簽名」和「六成人」的「共識」不是國家的再生產，是人民自主的立場，是要認真看待的，這當然也有一定道理。問題是，你打算怎樣對待他們？還有五十多萬的死硬民主派，政府你能夠成功說服或統戰他們嗎？一天有這些反對派，看來「共識」還是沒法形成的。民主制度恰恰提供了一種途徑讓意見差異的人民仍然可以參與，多數派可以成為政府執政者，少數派可以成為會內反對派。反之，如果視共識為政治改革的基礎，則始終要犧牲跟共識有所差異的人。

公投投票率比預期低，我們不必氣餒，也不必認為公投是一面照妖鏡，照出香港人熱愛民主的虛偽，因為千萬別忘記，國家無時無刻都全副武裝搞好「維穩」運動，對抗赤手空拳的民主運動。

最後，我想起布拉格市中心的一處「名勝」，在國家博物館前地上有一個十字架，時常有人獻花。一名二十一歲就讀於查理大學哲學系的青年Jan Palach，在1969年1月16日就在該處自焚而死，抗議蘇維埃1968年入侵捷克。入侵別國之為暴力，之為不正當，並不需經過公投這種民主程序來確定，或反覆討論來證明，即使不少人沒有抵抗而甘於沉默，身體力行的人自當鼓起勇氣，向世界宣稱defend truth unto the death, for truth will set you free